疫情之下，那些不得不出门工作的美国人（上）_风闻

编者按：受疫情的冲击，美国在3月新增失业达到了千万人口，有专家预计最终会达到2000万。而过去十年，美国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在3月初达到仅为3.5%，创下近5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在这样的“失业大潮”面前，能选择在家工作并有良好卫生隔离条件的人，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奢侈”。毕竟，还有很多人没得选，有些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有些是因为绝不能失去仅有的工作和收入。

《纽约客》新一期封面，也向在疫情期间维系社会运转的人员致敬。灰暗时刻，一点微弱的光。

在中国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局面。  

日复一日，这些普通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尽最大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变化。

以下是《纽约时报》记录的这些出门工作的美国人的故事。

空乘

切尔西（Chelsey），29岁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

通常，飞机上的乘客会撞到我们，拽我们的裙角，摸我们的腿，用肘部碰我们的臀部来引起注意。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脖子上他们呼出的热气。这是一个亲密的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金属管道，每天都有人在里面咳嗽、打喷嚏、挖鼻孔。 

现在，这一切都有点诡异了。我最近从橘子郡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有166个座位，经济舱里只有9个人。他们都分开很远坐着，中间隔着好几排，大部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其中有些人戴着口罩和手套。人们不会点饮料，因为他们不想上厕所。他们不想要零食，因为不想接触别人。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恐惧。

前几天，在两个小时的飞行中，我一共洗了20次手。我的手都快破了。通常情况下，空乘人员只在清理垃圾时才戴手套。但我现在戴着手套来开门关门，关头顶上的行李箱。我得开始自带手套了。医院的存货已经不足，所以航空公司的手套发光只是时间问题。我要为每个航段准备三副手套。我们是可以戴口罩的，但我还没戴，口罩也不够用了。我昨晚在网上看了一个教程，它教你如何把厨房毛巾折叠成三分之一，然后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在耳朵上。我可能会在下一班飞机上这么做。 

现在到处都很安静。在机场，餐馆和酒吧都关闭了。有些食品摊还开着。小孩和成年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一个穿着雨披的人走过丹佛航站楼。天空没有下雨。

在我中途停留的时候，旅馆里几乎空无一人。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杰克逊霍尔的一家小旅馆，我没有看到任何清洁人员。我自己把马桶座圈、冲水把手、水槽和水龙头都擦干净了。餐厅关门了，所以一些工作人员在27度的低温下走了大约半英里，到一个加油站买食物，那可能是个18小时前做好的热狗。那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买了一个鸡肉卷饼。没有微波炉，所以我只能吃凉的。现在很多酒店都不提供早餐。上星期我早餐吃的是之前剩下的比萨。最近我们收到航空公司发的一封邮件，说飞机上的餐食我们可以拿走些。我还有在额外带食物。 

公众认为我们是愚蠢的空乘人员，但我们却是默不作声先接触到危险的人群。我们不是专门为大家端可乐的，服务乘客只占我们培训内容的1%。我们接受很多和警察、消防员、护士一样的训练。我们空乘人员也是9·11袭击中第一批死去的人。我们知道如何在90秒内疏散一架飞机的乘客。我们会灭火。必要时刻也得做心肺复苏。如果有人醉酒登机，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第一线寻找家庭暴力和性交易的迹象。当我们按规定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折叠桌有无收好时，我们也会检查每个乘客。现在，我们从飞行员那里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如果乘客咳嗽很厉害，我们会通知机长。如果任何人看起来病得不能乘飞机，他或她将被马上带下飞机。

让我紧张的是无症状感染和14天的潜伏期。但是我有跟大家保持距离。我相信自己的卫生状况，空乘人员都是爱干净的怪胎，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我在家里看到各种消息时，我感到很害怕。

我是一个离异的母亲，有一个3岁的女儿，通常当我回到家，我会去她爸爸家接她。或者她爸爸会马上把她带过来。现在我会告诉他先等等。我总是在车库里给我的行李箱喷洒消毒液，因为我女儿对灰尘过敏。其余的都是最近才开始的：如果我不得不触摸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我会试着用我的指关节而不是手指。然后我会脱下制服，把它放进洗衣机，用消毒水洗两个小时。之后再洗个热水澡。我会把行李箱里所有的衣服都放进洗衣篮，即使我没有穿的。我的前夫把车开进车库后，我的女儿跑了出来，伸着胳膊。我拥抱她，把她抱起来，告诉她我很想她，在我们走进家的时候，我会在怀里左右摇晃她。

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谨慎和恐惧的区别。我仍然要工作，不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工作，而且还因为我想告诉我的女儿，如何变得坚强。离开她让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回来，或者我可能会带着可能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病毒回来。但我希望通过这一切，她能看到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正在试图为她做到最好。

我妈妈做了31年的空中乘务员，她经历了9·11事件、SARS、寨卡、埃博拉病毒。但是她说这次比之前所有的那些都要糟糕。上个月早些时候，我们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之间的谈话，主要是关于人人都讨厌的新制服。现在是可以想着无薪休假和探亲休假的时候了。大部分和我一起受训练的舱内空乘都请了假。但是我有一个女儿，和一笔房贷。我热爱我的工作。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而且我也不可能辞职去另找一份工作。现在没人在招聘。我要继续飞下去，直到飞机坠落下来。

药剂师

坦维尔 · 侯赛因（Tanveer Hussain），68岁

纽约州波基普西（ N.Y. Poughkeepsie）

我在城市药品公司（City Drug）工作了15年。由于医生和病人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出的处方数量增加了，因为人们害怕药会用完，害怕药店不能继续营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注意到我们的一些经销商，对某些药物的发放出现了延期和限制。希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个地区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接受医疗补助的人群。我们会尽可能帮助他们。

作为一名药剂师，我的工作就是执行医生的命令。我们检查病人的处方，确认药品的名称和剂量。我们检查药物的方向和强度是否正确。我们保持所有患者档案持续更新，所以我们也检查处方是否可能对他们已经服用的药物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和他们的医生谈谈，让他们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分发药物，保持库存，不断地为病人提供信息。我们和病人讲很多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保险公司谈判——药物可能不在保险范围内，或者病人可能不在受保范围内。这些到最后可能都是浪费时间，但我们还会做。上周来了些病人，他们需要买药，但是他们没有钱。我们就把药给他们了，说吃药吧，不用管别的。

除了给病人足够治疗一两个月的药物之外，我们还要处理好恐慌情绪，让他们平静下来。从我30年的经验来看，我知道病人总是希望药剂师能够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人们问我的主要问题是口罩、手套、酒精、消毒剂、氯仿和来苏尔消毒液。如果人们看到架子上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会跑过来尖叫，“你们没有来苏尔了吗？”我能理解这种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有耐心。我们会推荐任何我们能推荐的东西。店主经常从不同的地方订货，所以我们告诉顾客，“明天来看有没有货”或者“来之前给我们打个电话。”

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新冠病毒，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典型的流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更多信息，并且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们把透明的塑料浴帘衬垫从天花板挂到柜台上，所以顾客站在一边，我们工作人员站在另一边。每次有人走到柜台前，我们都要求所有的技术人员用酒精擦拭柜台。我们的员工戴着手套和口罩。我们刚收到一批货，我们希望星期一能收到更多。我们计划告诉当地的紧急服务机构——比如消防站和警察局——如果他们需要手套和口罩，我们将免费提供。我们也在考虑生产小包装的手套和口罩，以便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波基普西有相当数量的无家可归者，如果他们来到这家商店，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会直接把东西给他们。我们身处在某种战争中，我们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

我最大的担心是我已经快70岁了，而且我有心脏病。当我看到咳嗽或流鼻涕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会觉得紧张和担心。我知道，我的免疫系统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大。我妻子并不那么担心，但她每天都提醒我要采取预防措施。她身体比我好。我一直戴口罩，也开始戴手套了。但是你知道，当我成为一名药剂师的时候，我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服务，我正在这样做。

消防员

克里斯 · 里德（Chris Reade），36岁

加州贝尔（California Bell ）

我们消防站的绰号是“痛苦之屋” ，是在这里工作的自己人起的名，因为我们接到很多救火电话。我们有覆盖到洛杉矶郡邻近的城市梅伍德（Maywood），库达希（Cudahy）和亨廷顿公园（Huntington Park）。我们站每天接到15到20个电话。我们负责非刑事紧急情况的应对工作；如果有人拨打911，我们也会应对。我们还有一个急救小组，所以我们提供很多紧急医疗服务，从接生到治疗心脏病。如今就像一个普通的流感季节，但它却厉害百倍。现在我们正在不断地扫描人们，以确保他们没有任何迹象或症状。每个人都有可能患病。

早些时候，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们有一个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他出现了基本所有的危险信号。医院的护士想确认，病人是否发烧、鼻塞、流鼻涕、咳嗽，所有迹象都表明会有新冠病毒。这个人占全了。我们穿上了装备服，全副武装隔开在六英尺之外。穿衣（donning）与脱衣（doffing）是防护工作的重要部分，有具体的流程来防止交叉感染。我们每一步都做得很小心。如果病人检测呈阳性，我们不得不自我隔离，将自己与家人、同事和公众隔离开来。通常，医院会跟我们说的。但这家医院人手不足，不堪重负，员工当中也出现了感染。

我们穿上防护装备的速度更快了，因为在正常的流感季节，我们只戴手套。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只接到了五六个电话。现在所有的装备服都是一次性的。如今我们每周都列一次用品清单，看看部门有多少防护服、口罩、手套和护眼用品。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副武装去检查一个病人。我们只是试着留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我们需要的东西目前都足够，但是如果接到电话的数量突然激增，那情况可能会马上改变，所以我们每天都省着用。

我们部门有几个人出现了症状。我感觉我也被传染了。我10个月大的孩子也出现了症状，一个月前我们送他去了医院，他住了两晚医院。那正是流行病在加州开始变严重的阶段。当时我们没想着多问医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可能都已经得上了。那是我得过的最严重的流感。我感觉很疲惫，喉咙痛，发烧，还流鼻涕。

在消防站，我们试着互相照顾。如果谁有点不舒服，我们就会说，回去待在家里吧。但我们其实也缺人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间，我们为了省钱而减缓了招聘节奏，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在洛杉矶郡消防局有250个职位空缺，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强制要求加班。如果在休息时间被叫去工作，这叫做“召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尽管那可能孩子们的生日聚会和假期，我们还是会被召回。没有人想要被召回，但是现在任何生病的人都必须被送回家。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其余的人不生病。每天早上，作为机动队的队长，我打理队伍，谈论我们的一天，谈论我们要做什么训练，也聊聊时事。队长要检查手下所有的队员，如果有任何人出现症状或体征，我们会送他们回家。但是我们都没有接受测试。

在过去的三天三夜里，每天晚上我都睡了三个小时，而就是这三个小时也被电话打断了。我们接到了近60个电话，其中包括两起建筑物火灾。星期五有幢房子着火了，今天早上我们在梅伍德的一家小型精品酒店也着火了。我们本来能够把所有人安全地救出来，甚至还能救只猫。不过一个住户把猫丢下了。后来当我们挨家挨户确保房间里没有人时，就看到猫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所以我们把猫带给了她的主人。

很多人看到消防队员的时候，都想和我们握手，感谢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们试图与别人保持距离。如果一定要示意感谢，我们会碰碰胳膊肘。 

外卖员

艾德文 · 奎奇（Edvin Quic），31岁

布鲁克林（Brooklyn）

我在布鲁克林送外卖已经三年了。骑自行车送货的我们，大多是拉丁裔。你知道的，来自危地马拉、墨西哥、委内瑞拉。我的朋友，其他的送货员，都只知道我的绰号。他们叫我 “穿靴子的猫”，就像那部儿童电影里的一样。这么叫是因为我个子矮，而且我总是穿大号的靴子。

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基于手机应用程序的递送服务公司。你打开应用程序，它会告诉你哪家餐厅可以买到食物，能送到哪个地址。现在，因为这种冠状病毒，我们每隔三四个小时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短信：“把货物放在客户的门外”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请待在家里休息” “请戴上手套和口罩。如果你没有手套和口罩，不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所有的外卖员都不得不去抢着买那些装备。到处都卖光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还能买到口罩吗? ” 我搞到了一箱口罩。我还有一箱手套和一箱洗手液。现在我的生活日常完全不同了。我会擦我自行车的把手。当我去拿外卖时，我尽可能去卫生间洗手洗脸。我频繁换手套，每天换一次口罩。

我生活在纽约已经14年了。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像一部灾难片——空荡荡的街道，所有店都关门了。人流量大概下降了70% 或80% 。每个人都很害怕。你可以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出恐惧。顾客们害怕我们这些外卖员，因为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当我送货时，我会打电话给顾客：“跟你说一下，我把你的外卖放在大厅了。” 他们说，“那就把它放在楼下吧。” 也许五分钟后，当确定我肯定走了之后，我猜他们会下来吃饭。

通常情况下，一个小时内你要送四次外卖。当病毒刚刚出现时，我们每小时只送一到两次。但是现在，过了一个星期，我每个小时就能达到六七次。人们担心（州长）库默会让这座城市彻底关闭。但我得付房租，要付账单。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我确实需要钱。

我来自危地马拉城。我17岁的时候来到纽约。我是最先来的，然后我的三个兄弟也跟着我来了。我有五个姐妹还住在危地马拉。我的父母也在危地马拉，他们昨天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里他们恳求我：“千万小心。如果待在家里更安全，那就待在家里。”

我是单身。现在一个人住。总有一天我要在纽约组建家庭。在危地马拉，如果你工作8小时，你最多能挣12美元。然而当外卖员，我每天可以挣120到130美元。我常试着每个月给家里寄400或500美元帮忙，这样我的姐妹们就可以去上学了。

 我想在纽约过完我这辈子。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这里是最好的国家。我喜欢布鲁克林，因为它相对比较安静，而且如果你需要去曼哈顿的话，离得也不远。我经常骑自行车。我没有车。如果你骑车穿过曼哈顿大桥，大概需要10分钟。那里很美。你站在河的上面，船在下面经过。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拍一张河面上的照片。

我在布鲁克林市中心工作。布鲁克林高地，公园坡——这都是我的地盘。很多有钱人住在这里。纽约人都很慷慨的。他们小费给得很不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街上看到很多外卖员的原因。现在，随着新冠病毒的出现，小费都跟着涨了。我有次送一个三明治，得到了20美元的小费。 

实话实说，我其实很害怕。我整天都在街上跑。和很多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戴着口罩。我每天估计和一百个人说过话。这很危险的。当我每天醒来时，我就会告诉上帝，“请求主保护我。”

我骑自行车的时候，通常不担心。我的自行车挺耐用，带着个电动自行车的附件。如果你充六个小时的电，你就可以用六个小时。一些外卖员很害怕警察。但如果你遵守法律，他们不会给你开罚单，也不会没收你的自行车。即使纽约的交通状况拥挤，我也从来不担心会出车祸。但是新冠病毒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到街上的汽车，你可以躲着走。但是你看不到病毒。你躲不了。它隐身了。

急诊室医生

道恩 · 亚当斯（Dawn Adams）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华盛顿特区都会区）

几个星期前，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病例，感觉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一旦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传到街上，越来越多的病人就走进了急诊室，情况变得相当混乱。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只测试那些有中国旅行史的人。因此，即使病人有发烧、咳嗽、上呼吸道出现症状，但没有去过中国，我们也不会进行测试。下一个方向，就是测试有症状的人，调查是否有过病人的接触史，是否去过中国或意大利。当时这些措施我们认为挺合理的。我们是一个军事机构，当中大多数是现役军人、退休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经常在国际范围内出差。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旧的治疗方案已经到位，我的一个同事在另一个急诊室工作，他看到了一个50岁的病人，咳嗽发烧，呼吸严重窘迫，但没有出国旅行，也没有过相关密切接触。尽管那个病人病得很重，需要治疗，但根据我们的筛选标准，他不能接受测试。在那时候，因为我同事的病人不算高危人群，所以同事没有戴口罩，他就这样暴露在病毒面前。后来他被隔离，不能再工作。

我后来去照顾他了，有其他人接替了他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一次连续值班25小时，两次连续值班12小时，即将开始下一个12小时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同事感觉都很糟糕，因为急诊室的文化就是不能耽误任何工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工作，别人就得为我们工作。自工作以来，我没上班的日子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生病意味着你已经做不好工作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如果有人不得已退出，你也要顶上，这点大家有共识的。

就在我的同事被感染并隔离的那个星期，我们发现了第一例阳性病例。在那之后，我们另有一位同事也被感染。另一位女医生不得不顶上。我这位同事的母亲生了很严重的病，身体非常虚弱，她一直在照顾母亲，所以很担心会传染给她。我深深理解人们必须做出个人选择，但我也非常非常害怕，在病例增速如此快的时候，失去更多的医生。我们机构现在有三个确诊病例。而这些数字只会继续增加。大约在第一个同事于3月11日的周末被感染的时候，我们推测华盛顿地区有大约60例病例。现在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个。

每一周，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必须好好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不可以失去任何医生。我们有 N95 口罩，但数量不多，最近我们被告知，要省着用防护装备。我们之前就戴着口罩，进入认为有疑似病例的病房，但很快我们被告知，进入每个病房，都要戴着医用口罩。随着事态升级，我们现在被要求，整个轮班期间都要戴口罩。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就是来自政府官员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说每个人都能做上测试，都可以接受测试。但这不是我们得到的指令，这些信息已经引得人们自主要求检测，但如果他们没有症状或没有接触史，就会被拒绝。我的一些同事，被不能接受检测的病人痛骂诅咒。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我习惯于被质疑，或者被病人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 ”当我走进病房时，我会自然而然地说，“嗨，我是亚当斯医生。” 但是我理解，人们现在很绝望，他们需要答案，想得到帮助，所以我试着理解他们。我们的急诊室，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人，他们却还把我们当作初级护理。因此，在如今一切的混乱中，我们仍然在治疗从喉咙痛到哮喘，胸痛和中风等各种疾病。但是这些病人和那些可能带有新冠病毒，以及想要接受检测的人都混在一起。

我们的检查室之间通常只有一层薄薄的窗帘隔开。我们机构只有一个负压室，在那里空气不会流通到其他区域，你可以把高风险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安置在那里。我们原以为负压室是一个可以区分高风险人群的地方，但由于潜在病例太多，来看病的人太多，这个方法行不通。所以很麻烦。我们如何才能区分所有人，不增加他们的风险，也不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风险？为了解决接受测试的问题，我们机构现在在急诊室外搭起了一个帐篷，在病人进门之前对他们进行预先筛选。

急诊室的文化就是我们不能停下来。这也是我选择急诊医学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喜欢亲力亲为的人，我发现站在第一线，做那个第一个把手放在病人身上让他们稳定下来的人——这本身就是对我的回报。在我的工作中，我们没有指定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午餐。你做你的工作。你一边看病人一边在办公桌前吃饭。如果你真的没有忙晕，你会试着休息一下，希望能去趟洗手间。现在情况还是一样，但是就是变得更紧张了，所以当我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恐惧。

我真正担心的是我的儿子。我是这个10岁孩子的唯一监护人，他的学校还刚刚放假。学校就是我孩子的托儿所，所以我不得不匆匆忙忙的，特别是因为我经常需要在各种机构来回奔波。我有两个保姆，但我不知道，如果政府封锁交通，他们不能照顾他，我该怎么办。我也让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也不想增加保姆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轻人得新冠病毒肺炎的风险被大大低估。这意味着我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平衡家庭和工作。这是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面临着什么，我也读到过医护人员感染和死亡的报道。所以我尽力保护自己吧。我差不多每天要洗手5000次，清洗接触的所有东西，一直戴着口罩。但是我也很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

外展工作者

妮基·格里加鲁纳斯（Nikki Grigalunas），41岁

芝加哥（Chicago）

我在芝加哥的 Thresholds 组织做外展工作，所在小组负责的区域大致占到城市的三分之二。我们需要找到那些露宿在外的人，带他们去吃午饭，去医院或者社会保障管理办公室寻求帮助。慢慢地，这些人才会逐渐吐露自己真实需求。如果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人真的无家可归，或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将会再次拜访他们。（注：外展工作是指一个组织对所在社区提供信息或是帮助，此处的妮基主要负责寻找帮助流浪在外的人）

新型冠状病毒改变了大家以往的工作方式，人人相遇都需保持6英尺的安全距离。 在这条准则的影响下，我们不会再带任何人去吃午饭，也不会贸然带人去看医生。但这项工作的准则还是不变的，我们希望确保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及时被解决。“嘿，我的睡袋湿了，能再要一个吗? ” “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而且，我们仍在持续留意那些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人，观察他们药物治疗的进展。这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

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小组在早上出勤，我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在公园里，我发现了一位在外露宿的男人，他栖身在雨蓬下，那是他的常驻地点。见面后，我们马上为他带去了食物：麦当劳9号套餐。我们随后简单聊了下冠状病毒的情况，他倒不对社会隔离感到陌生，受心理疾病的困扰，独居生活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麦当劳关闭了它的堂食区，这点着实不便。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将无法像往常那样，使用快餐店的卫生间，简单取暖，要杯热水，甚至来这儿点餐都变得有些困难。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外展工作者开始分发瓶装水，因为那些流浪者们在此刻很难找到饮用水。

如果我说，自己全然不在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当我身处这片战场，脑海中唯一闪现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确保有人照看他们，我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其中。他们蜷居桥下的日子，不会因为你是初次发现，就代表着它才刚刚开始，或许，他们已经艰难地过了五六天；也不会因为你的出现，就立刻终止。这就是社会工作的首要原则，我们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只是出现在那里，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