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AI技术被赋予阶级属性的时候，监控与追踪意义何在？_风闻

文/陈根

美国疫情持续升温，作为电商巨头的亚马逊也承担起了民众不出户时的需求重任，从卫生纸、洗手液到食物、在家办公用具等，可以说，亚马逊在防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之而来的便是亚马逊旗下员工面临着暴露在感染肺炎的风险之中，为确保物流仓库不会成为防疫破口，亚马逊正严格要求员工保持“社交距离”，并透过镜头以机器学习技术，也就是AI技术（人工智能）来监督员工是否遵守规范，违者可能面临警告甚至解职。

亚马逊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位于密西根州当地仓库的员工匿名透露，他们对这项技术与系统感到担忧，害怕这些规范会不恰当地应用在员工身上，管理层则可以豁免，他发现有些经理无视规范但没有被惩罚，员工则因未保持社交距离而被警告。

亚马逊使用AI来追踪员工是否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真的管用吗？又是否突破了技术的边界和员工的隐私底线？当AI赋能落地千行百业的声势越来越大，我们是否关注过，AI也有自己的阶级属性？

AI监控的有效性****值得商榷

疫情期间，亚马逊使用AI追踪员工是否保持社交距离其实并不是亚马逊第一次使用AI技术对员工进行监测。外媒《The Verge》曾独家拿到一份文件，文件指出亚马逊使用的AI监控系统可以追踪每个员工的工作进度并自动记录员工“消极懈怠”（工作速度变慢或未在工作）的时长。对于效率不达标的员工，AI可以自动对其发出警告，进一步甚至可以不经人类主管而自动生成开除员工的指令。

随后，亚马逊发言人证实，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仅亚马逊位于美国巴尔的摩市的某个物流中心就有300名工作效率低的员工离职，原因是他们未达到生产率指标。也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亚马逊则借助于AI技术来取代传统的绩效考核模式。这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所带来管理模式的变革，同时也是技术变革所带来员工隐私的挑战，他们似乎在一个被监控的环境中工作。

这样的事情却并非个例，零售巨头沃尔玛也在尝试在工作区域应用人工智能进行监控，从而防止员工的误操作造成销售损失；国内的富士康工厂与海康、澎思等安防公司合作，通过安装视频摄像头来监控生产线员工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偷懒，澎思表示这项研究让富士康节约了10%的人力成本。由此可见，运用智能系统对员工的行为进行自动监控、记录和分析判断，正逐渐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一种趋势。

虽然很多人认为，企业之所以对工作场所进行监控，是为了了解员工的一举一动，利用员工的行为来对员工自己，但开发这些设备的公司却表示，他们的目的只是提升效率，加强安保，提高生产力。

这样的做法真的管用吗？美国研究人员在发布的研究中表示，通过监控来提升员工生产效率需要非常谨慎，而且要有针对性。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能否通过监控让护理人员更好地遵守洗手的规定，因为往往到了即将换班的时候，护理人员的洗手意愿就会降低。

在三年时间内追踪了42家医院的5200名护理人员后，研究人员发现，在受到监控的情况下，他们前两年的洗手率会有所增加，但监控放松后又会回落。当取消监控措施后，洗手率甚至低于监控前的水平。

监控或许可以改进短期的行为，但却无法形成习惯。或者说监控可以让人在“恐惧与强迫”的状态下强行改善行为，但这些改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驱力。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究员戴恒晨（Hengchen Dai）表示，这甚至可能改掉人们的好习惯，取代促使人们洗手的常规内因和动因，例如真心希望避免病人受到感染。

即便员工愿意通过监控措施帮助他们提升健康水平，这种新鲜感要不了多久就会消失殆尽。旧金山社交媒体公司Buffer是在他为公司员工提供健身追踪器，帮助他们追踪睡眠状况时，发现这一现象的。

虽然该公司并不存储或获取任何数据，但还是鼓励员工彼此分享信息，并提供一些改善睡眠的建议。整体的目标是通过更好的睡眠提升生产力。但在最初的推广期结束后，员工的参与度还是陡然降低。

AI技术的阶级属性

客观上来说，短期内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的智能系统确实可以促使员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是建立在员工在无孔不入的监视中受到了巨大压力，以及自身正当休息权和隐私权受损的基础上的。运用AI技术的行为模式分析与监控技术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更有效地压榨员工劳动能力的手段，而对员工生产本身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加剧了员工的心理压迫。

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夸张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人陷入与机器战争的悲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员工的价值被异化成一种生产工具，在他们心目中，机器似乎是高于人权的。

如果说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人与机器战争的1.0版，AI技术赋能落地千行百业的同时，也上演了《摩登时代》2.0版。

一般而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但无论是亚马逊通过AI监控员工是否怠工作，还是亚马逊追踪员工的社交距离，都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是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当科学技术处于一定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时，其阶级属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同的阶级对同样的科学技术的态度常常是不同的，各个阶级总是倾向于接受对自己有利的科学技术，并对现存的科学技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而即使是正确的科学理论或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新技术，一旦与某些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同样会招致这些阶级的反对。

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由于同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神权封建统治者所奉持的圣经教义相违背，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邪说；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同样被教会禁止传播；而在1881年的广州，由于机械缫丝技术的引入对手工缫丝的冲击，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发起暴动，捣毁了数家缫丝厂，并成功让官府禁止了这些工厂的开工。

《列宁选集》中提到了一个例子：“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为了维持其垄断利润而）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

由此可见，一种科学技术是否能为一个阶级所接受，不仅仅在于其正确性和实用性等科学属性，也不一定取决于这项技术是否真正能为人类带来更优的处境，而更在于这种科学技术是否符合这一阶级的利益，是否有利于这一阶级的存续和发展，是否符合资本逐利的根本诉求。对于不同的阶级，同一种科学技术所蕴含的利害关系经常是不同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技术无疑是有一定的阶级属性的。

反观亚马逊多次使用AI对员工进行监视和跟踪的做法，我们便可以发现这是不同阶级对科学技术不同态度与解释方式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同样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同阶层的人会持不同的态度，员工和大部分民众都将其视为侵犯个人隐私权的隐患和工作中压力的来源，而亚马逊公司却在强调其运用AI的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双方对这一系统的反对与支持，分别与员工想要保障自己的休息权力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和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两种利益诉求相一致。

然而，问题到这里仍然没有解决。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人权等问题都将面临新的挑战。AI技术被运用于监控员工，虽然损害了员工的权益，但是AI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对员工有害的性质。

斯大林曾说过：“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尤其是从AI技术的特点来看，AI技术的应用在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密集落地，随着智能制造、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的广泛普及，基于AI的产业智能化价值凸显。此次疫情也成为AI技术实力和落地能力的试金石，AI辅助诊断、AI影像分析、AI药物研发、AI体温检测、AI医疗机器人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创了科学管理时代的美国管理学家泰罗，通过观察某钢铁公司搬运生铁和铲铁试验，建立起“泰罗制”科学管理模式，从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追求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罗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

亚马逊及一些使用AI或高新技术对员工进行监测跟踪以提高工作效率，本质上仍是泰罗制的沿习，对于大规模流水线，这样确实可以有效保证工作质量与运作效率，但也将每位员工当做了“碳基机器人”，但人之为人，除了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如何使AI在管理领域实现良好的落地，辅助管理者更好地激发员工的潜力，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很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当下，当我们在技术的道路上狂奔的时候，我们的哲学、人文科学却滞后于技术发展的脚步，我们需要更多从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单纯的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