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两种文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_风闻

简单的把政治体制对立为民主与非民主，东方与西方，哪怕是以此立论批判西方式的民主体制都是很肤浅的。

事实上所有文明的发展都遵循着相似的发展道路。（文明是文化的进化版，20世纪早期，考古学上区分文明与文化一般有两条硬扛—金属冶炼能力（青铜器）与文字系统（体现了政治体系），后来为了政治正确不能说世界上除了亚欧大陆与美洲的几个半截文明之外，其他地区就没文明了，就删掉不提了）

文明诞生之初，部落化的人类社会，完全凭拳头说话，当然就没有民主与专制之分，绝对的民主自由，最多是一个部落中最有见识的聪明人，靠着几次准确的预测并把之归因于想象中神明力量的加持，在部落中成为巫师或祭司之类的角色，才有了区别于普通人完全靠拳头的超然政治地位。

后来几个掌握了先进技术（农耕与冶炼金属），文化语言相近的部落联合起来，一起驱逐，吞并周边的落后部落，文明与国家形态才真正诞生了。文明早期，因为扩张不是单一方向的，而是呈辐射状态，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只是名义上的盟主，并不能以法令的形式控制整个国家。各个方向上扩张的地方领导人，必然成为仅此于盟主的军事统治阶层，由此形成了贵族与阶级社会（平民还不是最底层，最低的是没有人权的战俘奴隶）。所有对古典时代民主体制的想象都来自于文明早期，诸侯与盟主之间的共和体制。即使是所谓的罗马公民与罗马共和国也不过是一个实际人口90%以上都是奴隶的奴隶制社会，跟现代理想中的民主体制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本质上都是贵族共和。

但当文明的边界逐渐稳定，对外扩张的收益逐渐小于对外扩张的消耗，文明便失去了扩张的动力，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不再扩张的边界使得文明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内部爆发，为了平息社会的内部矛盾，整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一个可以处理内部矛盾的权威性人物，传统意义上的君主才走进历史舞台，与之相伴的就是帝国体制。不同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历史上的古典帝国在形成帝国体制之时往往已经达到了版图上的巅峰，帝国更多的是对内部治理体系的建设，而非对外战争（更注重外交）。帝国的君主所统治的其实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需要小心翼翼的平衡贵族之间还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是需要极高智慧与手腕的职业，也就无怪历史上的明君如此之少了。

当整个社会底层的生存资源趋于枯竭，帝王也没能力压制造反时。帝国的道路通常也就只有两种选择（一般是同时进行），一种是挑起对外冲突缓解内部矛盾，但通常因为扩张成本太高反而让周边部落看到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反过来取代帝国的统治甚至直接消灭帝国所代表的文明与民族。另一种便是推广宗教，用宗教麻痹社会底层，让宗教宣传所谓精神上的平等幻觉麻痹实际上的不平等。但通常宗教也激发原教旨主义使得文明倾向于对外冒险扩张，但社会底层反而因为宗教失去拼搏的动力，整个社会的僵化反而让文明逐渐失去活力，慢慢消亡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也就是大多数文明并没有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条近似的抛物线（衰落速度很快），乱了之后就亡了（文明的灭亡不仅是王朝的灭亡）。

事实上隋唐之前的中国本质上也不过是东方的罗马帝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一度同罗马帝国一样处于崩溃的边缘，真正让中华文明超越其他文明的是隋唐之后中国所创立的全新体制—没有贵族的帝国体制。不论是有意设计还是阴差阳错，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体制使得中国成为了唯一一个在建立现代社会之前就消灭了贵族的国家，除了皇帝几乎谁也不能世袭政治权利。中国社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皇权之下万民平等。所以才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才成了我们传统古代印象中的皇权独大，而且这种独大还因为明清以来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通过殖民来化解内部社会压力，内卷化的社会又进一步要求集中权利来维持稳定。所以我们没有欧洲那样一个贵族阶层可以自由的玩出现代科学。（正确看待中国自古没有科学的观点---驳清华教授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32297 ）虽然科举制并不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科举制却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之源，基于科举与官僚体制的阶层流动使得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流动性。底层社会才没有彻底的麻木而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中国社会才有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才能一次次的在衰落后复兴，成为硕果仅存的来自青铜时代的古文明（保留了文字与主要的民族与传统）。

近代西方通过殖民美洲输出过剩人口（抗生素被发明之前温带国家没法真正殖民（人种替换）热带国家），输入廉价原材料，海航所带来的技术需求与加上扩张的工业产品需求结合，使得西方国家跨过了工业化进程的阈值，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工业化社会。相比农业时代，工业社会在社会结构上创造出了更多的生态位，同时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的碾压优势，使得西方对外殖民的成本很低，西方社会一直在拓展文明的边界。使得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准稳定的提高，同时新的资本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分封体系。资本社会的人身依附性减弱，上流社会的贵族共和体制的矛盾得以缓解，才衍生出了现代的民主理想。

但问题是这种理想同封建礼教一样都只是最适合所在时代生产力的道德追求，从未真正也没有条件真正实施。新时代的西方至今也没有找到比东亚科举制更好的社会流动工具，结果就是虽然西方社会的富足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但社会流动性依然远落后于中国，英国最顶尖的200个贵族家庭200年来就没变过。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变慢，西方就又要回到宗教与战争的道路上，这也就是西方邪恶本性的根源。一旦一个工业社会真的寻求道德追求，最后导致的往往就是纳粹，而纳粹的一大思想来源又是犹太复国主义，今天以色列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也简直就是纳粹的翻版。

不管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维系社会流动性，让社会底层不陷入麻木，同整个时代一起拼搏进步，才是一个文明真正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华文明能一次次复兴的最核心原因。但今天中国的国运虽然逐步向上，但现代教育体系的复杂性不同于科举体系下往年不变的四书五经，一旦社会底层重新相信读书无用论，丧失拼搏精神，那中国社会比之西方就丧失了最宝贵的优势。到了今天还要维系户籍制度，不统一高考，不同意公办学校水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庸俗的“公平”（上层阶级为了阶级地位稳固），连民办学校都要摇号，打击的是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现在美国反而在不断建设公理特许学校（摇号），和荣誉学校（按成绩）来实行应试教育。一旦中国社会失去基础教育的优势，只怕赶超西就永远是个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