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凶险的不是死人，而是把现有国际体系摧毁_风闻
心之龙城飞将-2020-04-09 13:49
来源：新京报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文 | 连清川
自3月份沸沸扬扬的“钻石公主号”事件之后，日本的疫情状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后，日本以“佛系抗疫”闻名于世，成为了世界各国抗疫成功的榜样。
然而，4月7日，再也沉不住气的安倍晋三宣布，“日本经济正直面战后最大危机”，包括东京大阪的7个府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将投入108亿日元，舒缓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二战后最大危机”不是安倍晋三第一个提出来的。
意大利在确诊病例破万之后就已经宣布战时状态，并且意大利总理孔特已然声称这是二战后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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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轻症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认为是战后最大危机；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经住进了ICU；
美国早就启动了2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措施，而单单纽约一城，就已有近14万确诊。
嘴硬的特朗普从不承认美国抗疫的失误，自然不肯说丧气的话，但早有多个专家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二战后最大危机，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已经超过9·11的罹难人数。
世界因病毒而脆弱？
一个小小的病毒，却造成了多国领袖宣称“二战后最大危机”，世界缘何如此脆弱？
就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言，世界大战的威胁自然是远远大过于任何一种瘟疫。就当下世界的医疗卫生状况而言，无论是乐观预言新冠肺炎疫情将在6月结束，还是悲观认为疫情行将过冬，变成全人类“长期带病前行”的状况，人类战胜新冠的流行都是必然的。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也曾造成全世界恐慌。虽然流行规模不如新冠肺炎庞大，但其致命性更加剧烈。迄今为止，埃博拉病毒并未被消灭，依然在少数国家存在。“带病前行”，也不是第一遭。即便疫苗研发出来，以新冠病毒潜伏与传播的状态而言，低烈度在少数地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人类目前消灭掉的流行性疾病，最可称颂的是天花与鼠疫。但天花病毒与鼠疫病毒，也依旧存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非洲长期与疟疾和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椎灰质炎战斗。这两种疾病在1970年代依然是中国最严重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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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战之后承平已久的世界，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尤其在1990年代全球化之后，公共卫生与生物医疗技术大升级，人类进入了低疾病时代，甚至开始研发“长生不老药”。流行疾病几乎已经不在视野之中，何况谈及什么重大危机。
2003年的“非典”，2010年代的埃博拉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是地区性传播。虽然也都曾小范围扩散至欧洲与美国，但并未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因而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从来就不曾进行过动员与控制。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状况，都已然是遥远的记忆。14世纪欧洲黑死病，亦即鼠疫，抹掉了欧洲1/3人口；在欧洲大航海之后，从欧洲带去的疟疾、流感等病毒，灭绝了几乎整个新世界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土著人口，保守的估计是3000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口在4000万-1亿之间。
传统“战后最大危机”：核危机与经济危机
二战后的最大危机，从来只有核危机与经济危机，但这两者一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整个国际秩序的控制，都尚在体系之中。
二战之后形成的北约体系与华约体系，是零和游戏的巅峰时期。美国与苏联的两颗核按钮犹如《三体》中罗辑所控制的引力波按钮，是维持双方平衡状态的威慑力量。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不会手抖而误按，因为有着体系性的沟通。期间双方打了无数次代理人战争，也从来不曾真正地拔剑对战。
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抗击法西斯胜利迄今的70年中，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包括南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一直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日本的地震危机，都未曾有过体系性的崩塌迹象。因此，更加准确地说，其实是经济周期。
二战以来的世界，其实是“进步主义”的世界。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冷战时期，抑或是全球化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发展的精神之中，走向某种形式的“人类大同”，是大国与世界协同组织的共同愿望。
因而，在协调与合作中，北约、华约、联合国、IMF、WTO等，均是守望相助的形式，伸手救援从来都是不约而同的。
新冠疫情，才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
截至4月7日，全世界共有209个国家与地区已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未发病的国家或地区已寥寥无几。
在中国专家张文宏等人的描述中，新冠病毒乃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经过4个多月的传播，已经多次变异，而其传播的方式也非常多样。遏制传播的唯一方式，只有阻断。无症状病例的数字也在飙升，这足以造成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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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传播的方式，唯有断绝人际社交。封城或封国的措施，无非减少沟通，减少病毒流通渠道，以便“呛死病毒”。而哪怕在一城一地之中，所有的公共集会、公共场所、公共娱乐，都已成“禁地”，阻断病毒的唯一方式，便是人际隔绝。
这已经直接奔着人类生存的方式而来：人是群居动物。
新冠病毒加剧全球化衰弱
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法是：新冠病毒是冲着全球化来的。的确一语中的。
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的趋向便是全球化的。从意识形态的结盟，到柏林墙崩塌，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兴起，人是群居动物的形态一直在被放大。
大航海之前国与国，洲与洲之间彼此隔绝，闭关锁国是通用形态，中国独有的天朝上国的朝贡制度，也不过是自力更生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世界贸易的发端，殖民地的普遍勃兴，与最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套逻辑链。这套逻辑链在二战之后被彻底打破，从人的平等走向国家的平等。于是全球化成为了一个最终结果。
这个最终结果其实不过要形成一个世界的秩序链条：通过科技、产业与供应链系统，形成全球化分工：欧美以科技与制度优先置于供应链顶端，中国与印度因为人口优势成为加工与离岸中心，其他地区与国家，则沦为资源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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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确有一个好处：中国、印度、东南亚在经过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之后，人人有饭吃，家家有事做。
但这套体系的乌托邦并不符合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需求。国家名义上平等了，但实质呢？谁愿意永恒沦为加工工厂与资源输出地？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便要寻求国际对话空间与位置的腾挪。
人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全球之间人口移动的速度加剧，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印度、东南亚流向美国，而中东、非洲流向欧洲。
人往高处走。但高处的人不想下来。连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都已经在抗拒移民了。
疫情成为风险巨大的暂停键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合作走向全球化对抗的第一枪而已。也就是说，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新兴国家要求重新安排秩序，而发达国家满足于本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排。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还没死，更加没法同意。
新冠在这个时候来捣乱，无非是加剧了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全球化衰弱。即便新冠不来，全球化的经济衰退与贸易冲突，也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2019年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国家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叫板与对峙正在全面发生；联合国、WTO、IMF这些国际间协调机构已经全面衰弱，地区间的连横合纵大规模发生；在民间，针对环境的全球化抗议，与中东、南美的民间示威，其实正在酝酿一场全球风暴。
疫情把正反两面都按下了一个休止符。但这个暂停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全球的经济增长与合作，依赖的就是全球贸易与供应链死乞白赖的前进。发展替代对话，各国的商人和劳工，都有可能逼着政治层面进行不断的微调，也许可能达成某种不尽人意的妥协也未必可知。
本来应该全球联动抗疫的方式，变成了全球各自为战的孤独抗疫。剩下的流动性，无论是贸易，还是合作，都仅仅是医疗物资。全球协作停止，而民族国家重启。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对以往国际秩序的全面反动与否定。
但是也许只是暂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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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又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臆想。欧洲重整边境，美国自说自话，印度风雷乍现，日本危机重重。
这就是疫情中世界各国的现状。抗疫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各国手拉手，WHO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医疗资源和人员的全权分配；要么各国闭关锁国各自死扛，等到疫苗出来或者大规模人员伤亡之后不治自愈。
哪一种有可能？只有后一种。
经济衰退是必然的。但各国疫情之后所面临的重建，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绝不是重新启动原有的贸易体系，而很大可能是秋后算账。
这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人们都知道秩序已经有问题了，新冠肺炎疫情会让它彻底崩溃。但人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人们既需要对未来保持乐观的预期，这是走出苦难的最大希望。同时，也要进行心理建设，做好最坏打算。
疫后萧条已经赫然在望，但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苦日子，还在后头。
□连清川（资深媒体人，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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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新冠检测率为何差数百倍？这个问题不只与贫富相关2020年04月09日 08:17:24来源：澎湃新闻
6人参与3评论上月，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向所有国家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检测，检测，再检测（test, test, test）。”
据半岛电视台4月7日报道，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支持谭德赛的这一论断，认为这样可以“平缓疫情传播曲线”，以防止意大利与西班牙病例急剧上升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再次上演。通过大规模检测，可以将感染者与其他人隔离开来，有助于确认接触者，从而遏制传播。
但据新加坡《海峡时报》4月6日报道，截至当日，长期追踪世界各国疫情的Worldmeter网站称，在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里，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的检测率位居倒数。这四个表现“最差”的国家人口规模均破亿。发展中国家及部分发达国家检测率低的状况令人担忧。
如何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新冠病毒检测方法有WHO推荐的核酸扩增检测（NAAT）和血清抗体检测。
核酸扩增检测更为常用，通常从上呼吸道收集包含粘液和唾液的混合物样本。这种方法虽然可靠，却比较耗时，检测过程最多需要3到4个小时，几天之内才能得出结果。
血清抗体检测则只可确定样本拥有者是否曾感染或接触，无法确定样本拥有者是否还具有传染性，总体而言仍处于开发阶段，只有新加坡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类测试方法。
据报道，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长者与重症患者拥有优先检测的资格。因检测工具供应不足，许多出现轻微症状的人难以在美国等国家接受检测。
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新冠病毒检测主要在专门的实验室和医疗机构中进行。最近几周，德国、加拿大、阿联酋和韩国等国家在医院以外开设了检测中心。
其中，韩国因检测普及、迅速而受到世界关注。不少韩国城市设置了路边监测点，以迅速获得样本，让汽车乘员在车内即可完成取样。这不仅节省了约三分之一的检测时间，也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快速采样所取得的样本将送往专门的实验室作进一步检测。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报道指出，韩国遍布全国的便捷检测点、24小时运作的实验室与总结自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的经验，或许是韩国的疫情能走向稳定的原因。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有几家公司称已成功开发家庭型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但仍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权。孟加拉国、塞内加尔研究人员分别开发出的快速检测试剂盒与家庭检测试剂盒则已获各自政府批准使用。
不过，仍有专家担忧，虽然家庭检测试剂盒能扩大检测范围，但可能不如实验室内完成的检测那样精准。
不同国家检测率可差数百倍
根据Worldmeter网站数据，截至4月6日，印尼每100万人中有36人次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与尼日利亚则分别为每100万人检测16人次、18人次与19人次。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分别为2.64亿、1.05亿、1.65亿与1.91亿。
相比之下，韩国每100万人检测8996次，新加坡每100万人检测6666次，马来西亚每100万人检测1605次。两个梯队的国家之间检测率差距达数百倍。
印尼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言人尤里安托（Achmad Yurianto）在接受《海峡时报》6日采访时说：“我们开展监测的依据不是人口规模，而是对阳性病例接触者及访问医院出现症状者的追踪情况。”
尤里安托补充说，印尼也正在开展以血清抗体测试为主要方式的快速检测工程，但这类快速检测的结果不会计入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的统计。他强调，这种快速检测不如核酸检测可靠，仅可用于早期的筛查。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与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相比，印尼的GDP至少都是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三倍。《海峡时报》称，正因如此，印尼检测率之低令人震惊。另有印尼当地媒体指出，印尼卫生部公布的全国死亡病例数字与西爪哇省和雅加达特区政府的数字相抵触，令人质疑卫生部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据路透社4月6日报道，孟加拉国政府也因未实施足够的病毒检测而遭受批评。孟加拉国卫生部长说：“我们正在14到15个不同的地方开展检测。将来，我们将把每日检测量提升至1000至1500人次。”上周，孟加拉国的每日检测只有50到300人次。
阿富汗的疫情同样令人担忧。截至4月6日，阿富汗已检测2737人次，其中有367例确诊。阿富汗西部边境赫拉特省因数千名阿富汗人从伊朗返回而暴发了该国最严重的疫情。尽管如此，也只有一小部分从阿伊边境返回阿富汗的人接受了检测。
对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大规模检测的可行度较低。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学者马亚·莱索斯基（Maia Lesosky）对半岛电视台说：“我认为中、低等收入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与缺乏金融安全网有关。其中的一些国家被认为承担着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巨大压力。”根据资料，金融安全网指的是能动员力量保持国家金融体系稳定的体系。
莱索斯基分析，开展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检测可能会影响“诊断或治疗现有疾病的能力”。“有了足够的资金，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应该仔细权衡大规模检测的益处与潜在弊端”，莱索斯基说。她强调，大规模检测只有和旨在遏制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计划紧密结合时才有益处。
检测率低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据《纽约时报》4月5日报道，各国政府官员都在使用“大规模检测”、“病例数”等相同的措辞，实际指代的情况却可能非常不同。各国的检测与通报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
即使是发达国家，日本与英国的检测率也较低。截至《纽约时报》上述报道发稿时，日本每100万人只做了大约500例检测，令人担心新冠病毒在日本可能存在隐性传播的现象。与之类似，英国相比西欧其他国家来说检测率偏低，每100万人有2400例检测。
《纽约时报》称，在感染人数仍在可控范围内时，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大规模检测的方法为疫情提供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描绘，让减缓疫情成为可能。德国尽管没有采取同等规模的行动，但在早期也做了比大多数国家都多的病毒检测和追踪工作。《金融时报》评论称，德国的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纽约时报》指出，大多数存在大量确诊病例的国家进行的检测数量都比较少，都是等了更长时间后才开始进行大规模检测。美国是一个典例，截至4月5日，美国大约90%的检测是在过去两周完成的。
这些国家在通过开启检测工程“追赶”病例数后检测到了更多的病例，但此时已很难判断新增病例中有多少是疫情不断扩大的结果，有多少是扩大疫情监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