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清朝带来的嫁妆？你让吉林市怎么想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上世纪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代，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论调，曾被各路大汉奸们在不同场合，反反复复的宣讲：“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

待到日本战败投降后，这句原本只是汉奸们拿来“贴金”的雷语，竟也找到了不少市场，变成了上世纪某些武侠小说里“东北是清朝带来的嫁妆”等“主题”，在个别野史票友中间，也是长期流行。只是，不知那些持此观点的“野史票友”们，敢不敢把这一声“东北是清朝带来的嫁妆”，说给一座东北历史名城——吉林省吉林市。

作为一座与吉林省“重名”的地级市，从明朝永乐年间起，吉林市的一个“别名”，也一度十分有名：船厂。

这“船厂”二字，见证的不止是吉林市历史上，一项曾经无比强大的传统产业，更见证了从明代至清代的六百年里，这座城市为开发保卫东北边陲，做出的沉默且重大的贡献。东北是清朝带来的嫁妆？说这话，恰恰亵渎了吉林市光荣的历史。

一：大明“船厂”

明朝永乐九年（1411），出于巩固开发东北边陲的考虑，明成祖朱棣正式在元朝辽阳行省“征东元帅府”旧址上，设立新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负责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袤国土。虽然明英宗年间，“奴儿干都司”就遭到了内迁裁撤，但其治下的184个卫所（万历年间扩展到384个），在从永乐至万历中期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直是大明北疆的坚固屏障，意义十分重大。

不过，在这个“重大意义”之前，设立奴儿干都司，却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交通难题。当时的东北大地，几乎都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天寒地冻的黑龙江流域，道路条件更十分困难。从明太祖朱元璋收复辽东起，明朝就恢复了元代时东北的驿路，然后又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增开45个新驿站，最北直达满泾卫（今俄罗斯阿姆贡河河口）。但更重要的，是要打通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水路航线。

于是，早在奴儿干都司设立前两年，即明朝永乐七年（1409），明王朝就在松花江北岸的阿什哈达地区，即今天吉林市江南乡阿什村设立“船厂”，负责为奴儿干都司建立船只。“船厂”，也就成了明代吉林市的“称呼”。

这个“船厂”的意义有多大？仅仅是两年后，即永乐九年春天，“船厂”就为奴儿干都司提供了二十五艘大船，载着一千多名官员士兵沿松花江黑龙江，一路来到特林建立治所，行使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这以后的二十年里，吉林市“出品”的大船，支持了奴儿干都司对黑龙江流域的九次巡航（有说十次），甚至还劈波斩浪，抵达库页岛地区，在当地建立卫所巩固主权。

比起这些风光大事来，“船厂”还有另一恒久的贡献：奴儿干都司设立后，从都指挥司到其治下的卫所，每年军民所需的粮食衣袜等物资，都是通过松花江的水路转运。当地部落百姓缴纳的赋税贡品，也同样是经这条水路运输。而这些运输重任，都是由“船厂”的船舶承担。这些凝聚着吉林人民心血的大船，搭起了东北与中原间的血脉。

现存当地松花江北岸山上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更记录了明代“船厂”曾经的繁华：永乐十八年至宣德七年，明朝都指挥使刘清三次来到这里，负责造船运粮等事务。每一次，他都在松花江北岸山上刻字留念，是为“阿什哈达摩崖石刻”。这些简单却珍贵的文字，浓缩了六百年前，这里火热的产业盛况。更见证了明朝开发东北的时代里，“船厂”的枢纽地位。

（阿什哈达摩崖石刻）

（石刻拓印）

（石刻内容）

与之相对应的，更有《重建永宁寺碑》上记载的，“船厂”强大的产业能力。永乐年间奴儿干都司初建时，“船厂”提供了二十五艘船舶。到了宣德年间奴儿干都司再度巡视时，规模已是“巨船五十”。这强大的造船与航运能力，不但维护了东北大地的稳定，也再度激活了著名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正是从永乐年间起，起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沿松花江北上入海的“东北亚丝绸之路”，再度进入数百年的火热繁荣期。中国的丝绸沿这条线路输入日本北海道，成了在日本极受欢迎的“虾夷锦”，东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频繁热闹。依兰、阿城、呼兰、巴彦等东北名城，都是从这时期起热闹起来。

所有这一切的珍贵历史记忆，都足以把“东北是清朝嫁妆”的“高论”，打脸啪啪。

二：铁血堡垒

17世纪明清易代，作为明朝“船厂”的吉林市，也因为一场新的边疆危机，再度“升级”——沙俄入侵。

从清朝顺治年间至康熙初年，是清代的东北边疆，一段十分危险的年月：清军入关以后，带足了东北大部分精锐部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防务，一度十分空虚。偏偏就是这当口，远道而来的沙俄侵略军，凭着“可载三百石”的大战船与凶悍装备，大肆窜犯黑龙江流域，疯狂屠戮当地的达翰尔、赫哲族等部落。面对越来越近的侵略脚步，“船厂”，再现英雄本色。

清朝顺治九年起，驻防宁古塔的清军老将沙尔虎达，担起了抗击沙俄的重任。但当地清军比缺装备更惨的事，正是缺船。比起沙俄的精良战船来，清军的大战船只能“可容十七人”。于是在沙尔虎达的经营下，“船厂”吉林市的造船业再度兴盛。到了顺治十五年时，“船厂”已为清军造出了四十四艘精良战船。“手里有船”的沙尔虎达，也就主动出击，在松花江口重创沙俄斯捷潘诺夫匪帮，打出了酣畅淋漓的“松花江大捷”。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清军主力暂时无力北顾的困境下，“船厂”的战船，成了清军抗击沙俄的重要法宝。顺治十七年的伯力之战等胜利，都是清军凭借战船优势打出来。“船厂”的地位也扶摇直上。顺治十八年，清王朝正式在此地建立“吉林水师营”，康熙十年时，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更在“船厂”的基础上，建成了方圆七公里的“吉林城”。

而在康熙二十四年，清王朝反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里，作为清王朝造船中心的吉林船厂，更以大批精良船只，为前线源源不断提供军粮。以现代学者的复原研究，当时吉林船厂造出的内河战船，长20米左右，桅杆高15米，配有六米以上的尾橹，无论性能还是战斗力，都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这强大的战船与航运，成了战事最重要的保证。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以吉林市为中心的，清初强大的战船业，在康熙帝打响反击战以前，沙俄恐怕早已攫取了更多的土地。默默造船的吉林，就是当时抵御侵略的又一铁血堡垒。《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作为东北造船中心的吉林，已“康乾盛世”时代的东北交通枢纽，同时还是宁古塔将军的驻地。发达的造船与航运，成了当时吉林的“标牌”。雅克萨之战后，东北大地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稳固，同样有这“船厂”的军功章。

从明至清，吉林这座城市的历史，亦是当地各族人民团结苦干，开发保卫东北大地的光辉历史。其昔日强大的造船产业，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时至今日，依然有太多值得记取的经验。

参考资料：晁中辰《明成祖传》、陈萍《东北“船厂”名将刘清与吉林阿什哈达摩崖石刻》、颜章炮，娄曾泉《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史话》、席龙飞《中国造船史》、丛佩远，宋德金《明清年间吉林船厂建制年代考》、彭援军《东北最早的造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