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耀军：反思疫情要谨防“后见偏差”_风闻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率先得到有效控制，无疑彰显了我国的体制优势。但疫情冲击之下，很多问题与短板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反思不足。不过在此过程中，也要谨防“后见偏差”——更通俗地讲，就是事后诸葛亮或者马后炮。例如，不少评论家擅长进行“若当初采取某种应对措施，则结果会如何”之类的推演。此类推演属于“反事实”思考，十分有助于公众理性看待各种措施背后的机会成本。但作为回顾性分析，其也很容易陷入后见偏差。

“生活是正着来活，却是倒着去理解。”19世纪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这句名言，十分深刻地预示，后见偏差具有顽固而普遍的特征。中西文化均有描述后见偏差的俚语俗谚，其实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在中文中，有俗语“事后诸葛亮”。与此相应的是，英文有俚语“星期一早晨的四分卫（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这是美国人常用的一句俚语，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星期一的早报总会对四分卫在昨日球赛中的表现进行‘前瞻性’评论”，用来讽刺那些放马后炮的人。

虽然人所共知、中西皆然，但后见偏差获得严肃的科学研究，却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当今全球著名的风险分析学者、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巴鲁克·费斯科霍夫，被学术界公认为研究后见偏差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他还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研究生，其指导老师是行为经济学的两大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针对后见偏差，费斯科霍夫展开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其中如下两个实验尤为著名。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他们并不熟悉的历史事件。例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的哥尔喀人之间的战争。在简短描述了这个事件后，研究者列出4种可能的结果：英国人战胜；哥尔喀人获胜；双方战和但英国人获得殖民地；双方战和而英国人未获得殖民地。最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先见（也即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与后见（也即首先将四种可能的结果作为实际结果随机呈现给被试，然后要求被试假定自己根本不知道实际结果）两种条件下，对四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实验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

另一个实验开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北京和莫斯科的前夕。研究者要求被试预判此次访问出现某些结果的可能性。这些结果包括：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至少有一次会晤，美国计划在北京建立大使馆，一群苏联犹太人会因为企图与尼克松对话而遭拘捕，美苏两国同意签署一份太空联合计划，等等。研究者等到尼克松总统出访一结束，就要求之前那些被试回忆其在总统出访前夕所作出的预判。实验发现：一旦某个结果在事后确实出现（未出现），被试就倾向于回忆，自己在当初就已经预判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小），而事实上，当初预判的可能性根本没有那么大（小）。这表明，被试通过事后重构记忆，会产生“我早就知道事情的结果将这样”的错觉。

在很大程度上，后见偏差源于人类是“喜欢找规律、讲故事的动物”，极度厌恶生活在一个缺乏控制感的世界里。在事件发生之后，通过让我们相信自己其实对事件已有相当的了解，甚至有所预见，后见偏差能够帮助我们重拾控制感，进而舒缓我们的焦灼不安，产生抚慰作用。

后见偏差诚然具有适应性的一面，但行为经济学认为，其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认知偏差。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后见偏差代表了成功学习和判断的黑暗面，因为当人们越确定自己一直知道某件事情时，就越少有兴趣去探究还需要知道什么，以便对未来作出更准确的预测。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当医生被告知检测报告是针对一名死去的病人时，他就倾向于认为这个病例会比实际更容易诊断——“我早就知道这是致命的××病”，结果导致他从该病例中实际所学要远少于他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

**其次，后见偏差非常不利于正确评判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因为观察者倾向于根据事件结果而非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来进行评判。**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对此曾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列举了不少有助于预测袭击的重要线索，结果导致人们对反恐机构大加指责——在线索如此清晰的情况下，“为何不把这些有用的线索联系起来呢？这些笨蛋在干嘛？”其实，看似十分清晰的线索仅在事后才显得很刺眼。在事前，那些点滴有用的信息被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所包围——是的，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的六年中，竟然有68000件事情让反恐机构毫无头绪。

**最后，后见偏差也让人们大大低估了运气的作用。**在分析后见偏差会导致过度自信，进而催生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指出：“后见偏差造成人们误认为这个世界容易预测，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超级畅销书《黑天鹅》中指出，黑天鹅事件是意料之外的大事件，但尽管其具有意外性，人的本性却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国家动员力、组织力、执行力的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在全世界面前交出了令人敬佩的“中国答卷”。当然，从事后来看，我们的疫情应对工作也并非完美无瑕，而对不足之处进行深刻反思，既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但也要认识到，即便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与疫情演变规律的认识仍十分有限，更遑论当初。总之，要把反思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并谨防后见偏差，这样才能让反思产生最大的价值。

（作者姚耀军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