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冠病疫情下安倍政权及其外交_风闻

2019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各方（特别是华文媒体）对日本关注的焦点，先是日本“举国支援”中国和东京当局如何处理游轮“钻石公主号”事件，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各方的视线则集中于2020年东京奥运能否如期举行。

3月24日，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原定于7月开幕的第32届奥运会延至2021年夏天（名称依旧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至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较早时无处不摆拍的“决不延期或取消”的强硬姿态也告一个段落。

针对安倍与小池原本坚决表示“不延期或取消”的态度，不少媒体都注意到与经济效益或经济损失的因素密切相关，但对于东京的政治算盘却似乎少有提及。

所谓经济效益，简单而言，指的是东京希望通过奥运会的举办，带动位处低迷状态的日本经济。特别是在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以来，二度提高消费税及面临贸易摩擦加剧的此刻，安倍对“奥运会景气”更期待有加。与此相反，如果奥运会延期，据简单的估计，东京的直接损失将达60亿美元（约86亿新元）；万一取消，则高达410亿美元。安倍和小池之所以口口声声表示“不延期，不取消”，显然是与此经济得失的衡量直接相关的。而在今夏已无望举办时，东京之所以力争史无前例的“延期”而反对“取消”，说白了，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作出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至于政治算盘，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客希望借此良机，亮相于举世瞩目的大型国际赛事，从而抬高其政治身价，自不待言。曾任安倍内阁国防部长，一度试图汇集反对党力量向安倍挑战，却临阵退却的“跳槽女王”小池是如此；两度组阁、前后执政超过八年，“史上掌权日子最长”的安倍也不例外。

掌权日子最长但欠缺政绩

单纯以掌权的天数来算，安倍的长期政权不仅超过战后名首相吉田茂和安倍外叔公前首相佐藤荣作，就连日本宪政史上掌政时间最长的战前首相桂太郎也得让位，安倍遂成为了刷新106年来掌权最长纪录的日本首相。

不过，掌政日子打破纪录是一回事，在政绩上是否被认可是另一回事。去年11月19日，也就是安倍首相长期政权跨越桂太郎政权（1901年至1906年；1908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3年，前后共达2886日）的当天，日本的大众传媒都大事渲染，喻之为“史上最长政权”。但与此同时，各大报都不忘加上类似“欠缺可述政绩”的评语。

针对战后长期政权首相的吉田茂（1946年至1947年；1948年至1954年）和佐藤荣作（1964年至1972年），各大报都给予高度评价。前者的最大贡献是结束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统治，签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与《美日安保和平条约》，奠定了战后日本追随美国外交路线的“保守本流”政权的基础。后者则实现了冲绳回归日本统治的目标，并以高举“非核三原则”（尽管日本从一开始就未曾完全忠实执行此三原则）而在退任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至于横跨明治、大正时期的桂太郎，紧跟着日本国策走的日本主流媒体，都一致罗列其三大功绩为：日英同盟、日俄战争与日韩合并。

换句话说，在当今日本的主流传媒看来，仅次于安倍，排名长期政权第二的桂太郎首相之所以得以留名青史，是因为他在担任首相期间，不仅执行了远交近攻、巴结本区域之外的最大强国英国，缔结“日英同盟”的外交政策，还发动了大振国威的“日俄战争”及变相吞并朝鲜半岛的“日韩合并”的侵略政策。

不忘“摆脱战后体制”修宪目标

与桂太郎或者战后的吉田首相与佐藤首相的上述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相比较，同样是以保守政治为号召的安倍未免相形见绌。

有关这一点，安倍及为他抬轿的智库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早在2006年第一次组阁时，安倍除了凭借其“优质的政治基因”（即其外祖父岸信介前首相的政治血脉）加强其政治地位之外，就在其施政方针中表明要“摆脱战后体制”（即修改战后“日本不得整军”的和平宪法）。他在上台后不久便将“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并在短期间一口气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国民投票法案》《防卫省设置法修订法案》《自卫队修订法案》和《教育改革相关法案》等，清楚说明了安倍志在修宪的旗号，并非虚张声势。

但也许是因为操之过急，加之当时的内阁成员全凭安倍的亲疏而任命（日媒讥之为“朋友内阁”），稚气未除的安倍在发现其支持率猛跌至29%时，突然宣布因病辞职，日本舆论界哗然，安倍的第一次修宪内阁遂告“壮志未酬”；前后掌权不到一年。

2012年12月底，卷土重来的“新安倍内阁”，其底色仍然是要“告别战后体制”，其底气依然是源自其“优质的政治基因”。说得确切些，安倍重夺政权的唯一“大义名份”，就是为了完成其未遂的“修宪大业”。与第一次安倍内阁相比较，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特色是，相对较为成熟的安倍已不再那么感情用事，优先任用其朋党为内阁大臣。与此同时，安倍的决策也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保守智库与官僚机构。不仅如此，他身边还有不少高明写手与政治化妆师。“稚气未除”的少爷首相，摇身一变成为“能干与聪明”的“长期政权”掌舵人，显然不是单靠安倍数年来闭门练功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吸收了第一次内阁失败的经验教训，安倍及其背后的幕僚充分认识到，要保住政权并达到修改宪法的宏大目标，除了快马加鞭加快修宪的速度与步骤之外，还得改善民众最为关心的经济课题。

为此，安倍第二次内阁除了迅速制定允许日本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法制”，以及限制国民知情权的《特定秘密保护法》等旨在动摇战后宪法根基的立法等措施之外，也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号。

“安倍经济学”画饼充饥

所谓“安倍经济学”，简而言之，就是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刺激日本经济。针对2012年安倍第二次组阁时提出的这一卖点，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当时就指出，此处方短期内也许有效，但从长远来看，能否真正带动日本的经济，却表示怀疑。

时隔七年的2019年11月下旬，日本各家主流媒体在点评安倍经济学的利弊时，再次表达了近似的观点。

《朝日新闻》在一篇题为《史上最长政权／与其说是“安定”不如说是令人注目的弊害》的社论中指出：“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股市的确向上推高，企业的收益与雇佣也有所改善，但受薪者的薪金并未相应提高，广大的国民都未有从中获得恩惠之实感。”

同样地，由日本共同社统一为其加盟的地方报纸供稿，刊于《京都新闻》的社论，也以《史上最长的首相／是否听到国民声音？》为题，指出安倍经济学通过大规模的金融宽松措施，虽促使日元贬值、股市上升并带动企业的业绩，但并未反映在受薪阶层的薪金或设备投资的资金上，也未制造景气的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各主流媒体还注意到安倍在第二次当权之后，曾打破禁忌二度调高消费税。2014年4月从原有的5%增至8%、2019年10月从8%增至10%的消费税，已大大加重日本老百姓的生活负担。

在一般受薪者看来，安倍经济学标榜的“重建财政”及为此而提出的“地方创生”“一亿总活跃”等漂亮口号，无异于画饼充饥。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他们看不到社会保障的前景，只感受到生活的不安。《读卖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经济好转的受访者只有22%，而表示未受其惠者则高达71%。

“俯瞰地球仪”阴差阳错发现北京

安倍经济学所获得的反响是如此，安倍外交的一般评价又如何呢？

平心而论，不论是安倍第一次内阁或第二次内阁（战后日本其他内阁亦然），其外交政策都只能遵循吉田茂及岸信介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总路线。说得确切些，作为以修宪为旗号的安倍政权，其外交的冷战思维与色彩，比起近几届的任何内阁都更为浓厚与鲜明。身任安倍第一次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所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理念是如此，安倍首相2014年推出的“俯瞰地球仪外交”构想也不例外。

两者的共同点都离不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至于以“美日为基轴”的路线，更是重中之重。2016年11月，安倍急匆匆跑到纽约拜访尚未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首位与候任白宫主人面对面会谈的外国首脑，虽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并成为国际论坛的一大笑话，但也充分反映了战后美日主仆关系的现实格局。

问题是，尽管安倍低声下气讨好特朗普，而赢得一部分为安倍打气者“忍辱负重”的评语和掌声，但不按照常理出牌的特朗普除了略摆“亲密状”之外，并未给安倍任何实际的好处。借用日本前外交官孙崎享的话来说，其结果是日本被迫购买大量不管用的武器，和输入只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农产品。至于一度曾被期待有所突破的北方领土谈判，在实际上并无任何进展，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丝毫没有作出退让的迹象。

不仅如此，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更因战前强制劳工的诉讼问题，与安倍政府闹得不可开交，日韩关系陷入了战后以来最恶劣的境地。在韩国民众抵制日货的背景下，日本产品的销路在韩国一路下跌，访日的韩国旅客大幅度减少，给日本观光业带来了重大的打击。

放眼世界、“俯瞰地球仪”，够讽刺的是，安倍及其保守智库意识到，此刻唯一能协助日本渡过经济难关的，除了1996年4月《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以来，已升格为美日共同的头号假想敌的中国，别无他国。既然特朗普丝毫不放松对日本经济的施压，向北京大送秋波，摆摆姿态，也不失为一项可以选择的决策。

当然，东京也十分清楚，在白宫主人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策略，中美关系难有转圜余地的格局下，不管东京今天所摆的姿态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会博得北京的欢心或点赞。东京落花有意，相信北京不会流水无情。针对中美日的大三角关系，一家保守的日本报章就曾经这样地分析道：“美中关系一旦冷淡，中国在经济的分野上便会对日本采取接近的态度。与此同时，日本政界与财界主导下的中日关系也会好转。”

沿着这样的思路，安倍原定于今年4月在东京以国宾的待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营造中日友好的气氛，争取外交的得分，并进而在中国的强有力支持及其国民热烈来访观赛的情况下，成功举办7月的东京奥运会。这既是经济算盘，更是政治大算盘。

说是经济算盘，因为这将可能带来“奥林匹克景气”，带动低迷的日本经济；说是政治大算盘，因为安倍知道只有加强政治地位，争取在明年9月底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之后，破例第四次连任为党总裁（当然首相），修宪大业才有可能在其任内完成。何况安倍此刻还因森友和加计学院丑闻，及假公济私、以公款优惠和慰劳其家乡后援会等人士的“赏樱会”风波，而深陷舆论追究责任的漩涡。

如果中日首脑外交成功，再加上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而能转移国民对丑闻的视线，并进而为明年的“四选”平铺道路的话，暂时放缓其“价值观外交”的步伐与力度，又有何妨？这也许就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劝告党内一部分保守派人士，不要反对以国宾待遇邀请习近平访日时，口口声声强调要有“大局观”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武汉暴发冠病疫情初期，日本官民对中国的慷慨解囊（包括安倍首相及自民党议员各捐5000日元，约65新元），曾博得北京和中国舆论界的大声赞赏，固然是一件好事与佳话（毕竟要让这两个一衣带水、“既近又远”的东亚大国有良好的互动，并不容易），但如果因此而天真地以为中日关系已经或即将解冻，东京已经放弃其“价值观外交”或者改变了与修宪紧密挂钩的“积极和平主义”，则显然误读了安倍“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实质与今天东亚政治的基本格局。

至于部分华文媒体一度过热的“日本人汉诗水平远比中国人高”，并进而提升到“国民优越论”的报道与评论，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其间既有“美丽的误会”（即把旅日中国人在赠品上贴上的诗句，也都全归为日本友人用心良苦的赠诗大事渲染），也不乏超越时空的美谈和解读（误把19世纪日本文人或战前某些汉学家的水平当现实来描绘或炒作）。正如4月樱花盛开瞬间即飘落一般，“美丽的误会”与超越时空的美谈和解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要了解东京外交的走向，还得细看安倍在其国内的处境，及细数和辨析其幕僚囊中还有多少谋略与妙方。

（作者是新加坡学者、中国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