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_风闻

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

——驳“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杨瑞华

【共和国同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安庆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机修工下岗观大商店业主咬文嚼理独编】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简称——路文）

路文以国内，国际2条理由：

1.国内——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2.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

认定：

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路文的这2条理由是外交上——矛盾对立面——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市场不可兼得的表现——根子还是在——“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实为肯定）存在矛盾”——导致外交方针政策陷入——以史为鉴，优先“独立自主”的泥坑。

更有甚者——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

可见这种“以史为鉴”的“保持独立自主”的僵化思想达到极端偏执程度——不问青红皂白——拒之门外！——话不投机——翻脸！——不找自身的缺陷，反而怪罪他人，反而以此理直气壮做为——“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的理由——思想僵化，夜郎自大！

一．路文编造的国内理由是表象——透过表象看实质：

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近****40年里，名义上是中华民国，但是，国家一直处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群龙无首状态中——显然这种动乱状态无法正常的进行国家建设——一旦安定就可以了（后来处于安定社会环境的台海2边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二．路文打扮的国际理由也是表象——透过表象看实质：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清了，不可能以武力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改用和平演变的方式。

和平演变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能融入世界市场（西方市场）——不融入就不可能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所以，实质是欢迎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前南斯拉夫的方针政策谈不上融入世界市场，但其方针政策，有西方市场化性质，都大受西方欢迎。

改革开放，就是全面、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大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欢迎！

1980年8月26日，由吴南生牵头起草的《特区条例》，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深圳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

次日的《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即融入了世界市场，又保持了独立自主，**这就证明——路文的不可兼得论只不过是——庸人自圆其说！

有一首“我想去桂林”歌就是写一种干不成事，却理由实足的庸人。虽是写个人，就是——路文打扮历史的自圆其说的真实写照：

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这歌很流行，因为它彻头彻尾就是“不可兼得”的翻版。很无奈很无助，其实很无能，还很可悲。 真想去桂林，办法总是有的，时间和钱就真的能绑住我们前行的脚步？这真是滑稽和荒谬，你这样想并无比坚信的时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你是无能的，你的无能让你先于脚步放弃了去桂林。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真正地去动脑，颠覆传统观念，摆脱限制，也不用刻意坚持自己之前的观点；让创新思维奔涌而出，并付诸实践，完全可以把矛盾的双方结合在一起，使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京东方的王东升就是这种人——将破产公司做成了2000亿巨无霸，又把三星逼上绝路——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靠什么？

1. 改革开放有句最响亮的口号——不换思想就换人！

换什么思想？

换——“矛盾对立面不可兼得（中国工业精神）”为——“矛盾对立面可兼得（中国特色工业精神）”。

涉及到外交上，换——“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市场不可兼得”为——“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市场可兼得”上来。以“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为独立自主立国之本；企业生存、发展之本。

破产公司原班人马思想不能转变，换上王东京——思想突破传统“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市场不可兼得”的桎桔——融入世界市场——不仅达到“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市场兼得”——更是一技独秀！

2. 王东京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方式，就是虚心学人家（日本、韩国）行之有效的普世“三段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独立自主，自主开发而已。

1992年王东升接手744厂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那时744厂还叫北京电子管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苏联援建的一个重点项目，一度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被誉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的摇篮”。

改革开放，这个被誉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的摇篮”，代表“中国工业精神”巨无霸。由于思想僵化、当电子管技术被半导体技术取代、产品与市场脱节之时，不能及时把“中国工业精神”转换到“中国特色工业精神”上来，导致亏损7年，濒临破产，企业老员工因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以至于要到菜市场捡白菜帮子谋生。

王东升是浙江人，自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北漂”，当初来到北京电子管厂，厂里的师傅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危难之时，时年35岁的总会计师王东升临危受命，出任厂长。

面对产品老、设备老、技术老、观念老的现实，王东升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但是对于一家资产负债率高达98%的厂子，没人愿意投资。不得已，1993年4月，王东升带头出资5000元，带动2600多名员工，凑出650万资金，让774厂顺利改制成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更名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

经过存量调整和资源优化，京东方在1993年改制当年，就实现扭亏为盈。

对于刚刚起步的京东方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企业从——“中国工业精神”转换到——“中国特色工业精神”上来——融入世界市场。

当时的国际化主要是指以“请进来”的方式，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国际大公司的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与产品，学习他们的先进管理经验。

1993 年11 月，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京东方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生产显象管玻杆及低熔点焊料玻璃，投产后玻杆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2％，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20％，成为世界上显示领域精密零部件制造业的一支新军。

此后，京东方又分别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日伸工业株式会社达成了生产端子及其连接器、电子枪金属零件的合作。

京东方利用电真空技术基础，通过合资合作，发展新型电真空器件产品。经过几年的调整，京东方逐渐形成了日渐清晰的产品群：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伟大转折！

京东方在2003年宣布以3.8亿美元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业务，迅速切入TFT产业链核心环节，从源头获得了韩国现代在TFT－LCD领域内的3条完整生产线，及其拥有的全部TFT－LCD专利技术、全球营销网络和包括IBM、夏普等跨国企业在内的广泛客户群等无形资产。一举成为世界排行第九位的液晶面板厂商。

这一壮举被媒体称为“蛇吞象”。霎时间，京东方一下成为媒体焦点和公众话题。时任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金生官评价说：“这一收购是我国建国以来国内企业收购海外企业的最大项目。”而台湾电子科技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郭圣昌认为：“京东方只花了不到4亿美元，买到的绝对的资产和技术至少价值20亿美元。” 美国电子行业权威机构theregus则分析说：“这场收购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已不满足于利用吸引外资设厂的方式获取技术，中国人要采取类似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方式快速获取核心技术。”

京东方与日立、LG形成的液晶技术标准集团，以比液晶老大夏普更先进的技术，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

2013年，京东方自主研发的110英寸4K超高清显示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中心颁发的“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证书后，备受鼓舞的研发团队紧接着投入到8K大尺寸屏幕的研发中。

8K面板研发同时，京东方也在加紧对柔性OLED技术的研发公关。2013年，京东方成立柔性OLED研发中心，2015年，京东方兴建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2017年10月底中国首条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提前量产。

京东方柔性显示屏的出现，一举打破了三星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成为全球第二家实现柔性OLED量产的企业。

如今，京东方击败LG，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屏供应商，在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屏，京东方已拿下五个全球第一。统计报告显示，京东方出货5430万个电视面板和3730万个显示器面板。

京东方的成功——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

[附原文节选]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路风

文化纵横

✪ 路风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导读】近期某国产5G可折叠全面屏手机上市后瞬间售罄，使得折叠屏的供应厂商京东方再次受到瞩目。路风教授认为，京东方在面板产业上坚持技术创新，努力突破外部垄断，其所采取的进取性战略行动，在信念上源于中国工业精神的强大支撑。中国工业精神是在政治独立自主、物质资源贫乏的特殊条件下，因应现代中国之“强国富民”的民族追求而生的一种顽强价值观。

然而在改革放开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力更生”一度被抛弃，完全依靠“技术引进”被当成一种必然，以至于中国工业精神进入一个衰落时代。

**进入21世纪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重新复苏，国内很多产业都实现了引入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从而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路。**今天，在全球政经结构重组、大国贸易激烈争端的变局下，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本文选自路风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

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

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

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

▍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

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

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

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

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

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

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

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

▍中国工业精神在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意义

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

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一旦做出这种决策，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就立刻产生“绷紧”——但由于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献身精神，这种“绷紧”反而促使开发者进行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各种各样的创新，而突破资源/能力瓶颈的要求本身就成为对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因素，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从更大的范围讲，即使在封闭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却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

“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