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离不开古代印度？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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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佛教及其艺术在交流过程中成为重要领域。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及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主要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印度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佛教及其艺术在交流过程中成为重要领域。然而，有关古代印度早期社会对外交往的学术著作近年却较为缺乏。本文梳理了相关著作和文章，从南亚、中亚佛教艺术变化的角度分析印度早期社会的对外交往。下面以时间顺序介绍古代印度（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古代印度”）各个时期对外交往的情况。

哈拉帕文明时期的

水陆交流

哈拉帕文明也称印度河文明，其存在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500 年至公元前1900 年，是印度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对外交往主要涵盖三个区域：哈拉帕文明的周边地区、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哈拉帕文明在有重要资源的周边社会建立卫星城市进行控制，这样的卫星城市主要位于阿富汗和德干高原的纳尔马达河一带。

阿富汗拥有天青石，纳尔马达河一带出产玛瑙。哈拉帕文明控制了出产这两种矿物的城市，然后通过水陆交通将矿产运输到大型城市进行加工制造。最后，再通过水陆交通与两河流域进行贸易。哈拉帕文明与两河流域的交往主要是通过迪尔蒙（今巴林）进行，而两河流域的贸易形式则体现为大量进口经印度河地区加工后的天青石、玛瑙、铜和黄金等。

印度河谷的印章，约刻于前2500—前1900

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中，有一块刻画了来自麦路哈的使者到阿卡德王宫进贡的画面，麦路哈就是指印度河谷。**伊朗高原处在印度河文明与两河文明之间，可能成为了双方陆路来往的交会处。**位于伊朗高原东南部的吉罗夫特遗址发掘出了哈拉帕文明的印章，这可以作为双方于此进行过物质文化交流的佐证。

哈拉帕文明时期，南亚次大陆的文明集中在西北印度河流域一带。此时，印度西北地区通过陆路、海路与西亚来往。哈拉帕向西亚出口手工业制品。同时中亚的阿富汗、印度河文明中心区域以外的次大陆纳尔马达河一带也受到该文明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在哈拉帕文明灭亡后，该文明培育的农作物、驯养的牲畜继续繁育，其余物质文化基本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吠陀时期雅利安人

活动范围的拓展

吠陀时期大约起自公元前1500 年，止于公元前600 年。雅利安人逐步由中亚向印度次大陆内部迁徙，约在公元前800 年雅利安人开始使用铁器，吠陀文明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拓展。之前雅利安人的生活区域局限在古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之后，拓展到印度东北部的恒河中下游。这样，因雅利安人的迁徙，恒河流域和次大陆以外的地区有了交流。

古代雅利安人生活在南俄草原—中亚地区。由于内外原因的影响，雅利安人开始迁徙。一部分人向西形成雅利安人西支，一部分人向东形成雅利安人东支。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雅利安人东支抵达阿富汗一带并开始进一步分化。继续向东进入印度河流域的人口形成印度—雅利安人，并创造出吠陀教和印度—雅利安语；进入伊朗高原的人口形成伊朗—雅利安人并创立祆教和印度—伊朗语。

公元前1500 年，印度—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流域，此时哈拉帕文明灭亡已久，早期西方学者的观点——哈拉帕文明的灭亡是由于雅利安人东迁造成的——已被学术界否定。印度—雅利安人由于马拉辐轮战车的优势很快征服了印度河地区，印度—雅利安人与当地定居民族开始融合，成为半农半牧人口，信仰的神也变为半农半牧特征的因陀罗和阿耆尼。同时，雅利安人和印度河土著形成了最初的两个种姓：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达萨瓦尔纳后演变为最低等级首陀罗种姓。这时吠陀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在早期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 —公元前800 年）产生了《梨俱吠陀》。雅利安正统文化即吠陀文化逐渐形成，吠陀教得到了巩固。

火神阿耆尼，约绘于19 世纪30 年代

**雅利安人从中亚迁徙至印度河一带，沟通了中亚与印度西北地区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并非是和平的，而是雅利安人通过马拉辐轮战车的优势征服土著人而完成的。战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被征服人口中拒绝接受吠陀正统者成为了奴隶——达萨瓦尔纳；另一方面，使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与中亚的沟通更加密切。

不仅如此，从公元前800 年前后，雅利安人使用了铁器，这样他们可以利用铁器开垦恒河流域的茂密森林。恒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好，便于进行稻作农业和水牛养殖，同时又是富铁矿区，雅利安人彻底成为定居农业人口，信仰的神为带有定居农业特征的湿婆和毗湿奴。在文化上，晚期吠陀时期最重要的经典《阿闼婆吠陀》形成。早期吠陀时期的《梨俱吠陀》多为对神的歌颂，这些神带有游牧社会的性质，反映出雅利安人与土著人融合并不彻底。但是《阿闼婆吠陀》多为咒语，这些咒语代表恒河土著的文化。因此，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彻底完成了定居农业化，与土著居民的融合更加紧密。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扩展的时期是晚期吠陀时代，在这一时期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得到了沟通。通过印度河流域的对外联系，恒河流域也随之与次大陆以外的中亚、西亚建立了交流关系。

活跃的列国时代

印度的列国时代对外交往有两大特点：一是恒河流域对外交往更加活跃；二是通过波斯、印度与东地中海地区建立了联系。这一时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 世纪，止于公元前4 世纪左右，此时正值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同时波斯帝国也征服了小亚细亚，南亚次大陆遂通过波斯与小亚细亚、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开始了交往。此时次大陆对外交往的主要区域依旧是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而恒河流域相较之前更加活跃。

公元前5 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黄金饰品，现藏于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

波斯曾将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流放到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中国古籍称大夏）。因此，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人就已经对印度有所耳闻了。根据中国学者杨巨平的研究，古代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被称为爱奥尼亚，波斯征服小亚细亚后，将爱奥尼亚波斯语化，随着波斯势力进入印度河流域而传入印度，这个称谓又被梵语化为耶婆那。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成为对希腊人的固定称谓。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该词专门指代生活在亚洲地区的希腊人，即塞琉古王国人。

公元前800 年前后由于铁器的使用，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拓展。恒河流域为重要的富铁矿区，部分区域铁矿含铁量可达70% 以上，铁器的使用使得森林地带可以开垦。农业生产过剩，大批城市兴起，印度次大陆开始了自哈拉帕文明灭亡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城市化运动。这次城市化运动是因农业生产过剩而引起的，所以称之为“农业—城市化”。这最终导致雅利安人成为定居民族，雅利安瓦尔纳内部也因农业生产所产生的财富差异，分化为对立的贵族瓦尔纳和平民瓦尔纳，平民瓦尔纳最终成为第三等级吠舍种姓。

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剩余产品由部落首领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特权演化出两种国家形态。一方面，雅利安人社会中的再分配特权通过父系家长制演化为王权，部落首领向王转变，王国逐渐产生；原始民主机构萨巴和萨米迪的作用逐渐下降。这时需要用合理的理论解释原始民主制为何被王权制取代，最佳的方式是神化王权，将王权取代民主部落社会刻画为神的旨意。神化王权主要是通过祭祀，其中最重要的祭祀是马祭。

利用马祭，王的地位得到合法化。这样，贵族瓦尔纳中因职业分化，又演化出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第一等级婆罗门种姓和控制王权的第二等级刹帝利种姓。雅利安父系家长制社会逐渐演变为恒河流域的第一种国家形态——王国。另一方面，在恒河流域的非雅利安土著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口没有接受吠陀正统，依旧保留了大量的民主残余。这种社会演变出了恒河流域的第二种国家形态——刹帝利共和国，音译伽那僧伽，即众多的集合体之意，这是恒河流域一种特殊的共和制，有别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

19 世纪的一幅壁画中准备马祭的场景

农业的发展使刹帝利的王权逐渐强化，婆罗门的祭祀活动却大量烧毁牛羊，限制了刹帝利的财富积累，刹帝利和婆罗门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同时，城市中的吠舍种姓分化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居士长者，这一阶层的经济实力强大。政治上受刹帝利的挑战，经济上又受居士长者的挑战，婆罗门祭司的地位开始下降，随之衰落的还有吠陀教。恒河流域的土著并非全部接受吠陀信仰，有一部分挑战婆罗门的权威，这些反对派就是沙门教派。公元前6 世纪，社会变革导致恒河流域地区进入到百家争鸣的列国时代，吠陀教逐渐转变为婆罗门教。列国时代的恒河流域产生了反对吠陀祭司的沙门教派。佛教和耆那教是最有影响力的沙门教派。列国时代产生的佛教逐渐成为印度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

孔雀—巽加时代的外交

孔雀—巽加时代大约为公元前400 年至公元前200 年。孔雀王朝基本上统一了南亚次大陆，整个印度次大陆基本都参与到对外交流之中。这种交流是通过陆路、海路两种方式与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往来。巽加王朝的疆域小于孔雀王朝，控制着恒河流域和印度中部，巽加王朝时期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与外界交流。在孔雀—巽加时代，波斯人、希腊人以及部分中亚人迁徙至印度，带来了物质文化上的互动。

孔雀王朝的遗迹，约公元前250 年

列国时代恒河流域的摩羯陀王国逐渐兼并其他区域，至公元前4 世纪末，以摩羯陀为中心的孔雀王朝统一了除印度南部地区以外的整个次大陆，王国制发展到顶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孔雀帝国时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为希腊人建立的马其顿王国所灭，印度西北地区处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孔雀王朝遂与西北的希腊政权建立了联系。亚历山大大帝薨逝后，帝国的亚洲部分成为塞琉古希腊王国，之后又在塞琉古的中亚地区分裂出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

孔雀帝国的对外交往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除了传统的对外交流区——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外，通过海路交通，并入帝国版图的印度中部也和次大陆以外的地区发生了来往。印度西海岸的港口布罗奇至恒河流域的都城华氏城之间的路线要经过印度中部的鲁布纳特，布罗奇通往西亚地区的波斯湾和红海，这样中部地区就通过布罗奇和西亚有了沟通。其次，东部恒河流域通过港口塔姆卢克沟通了与东南亚一带的来往。再次，印度南方被囊入帝国，南方与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之间的交往尤为显著。最后，这一时期陆路和海路同时并举。陆路依旧是依靠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进行往来，整个陆路交通最重要的枢纽就是西北重镇呾叉始罗。海路上，印度半岛东西两海岸都有对外交流的港口。东海岸有塔姆卢克和多萨利，西海岸有布罗奇和索帕拉。在恒河流域各大城市之间还会利用恒河水道，进行内部交往。

**孔雀王朝时期，印度中部是新征服的地带，处于部落社会状态，属于“化外之地”。**这里是联结东西海岸的港口，又是西海岸至首都华氏城的必经之道，因此加强对化外部落的控制是孔雀—巽加时代的重大国策。孔雀王朝和巽加王朝都采取利用佛教吸纳当地部落人口进入主流社会的方针来绥靖统治。孔雀—巽加时代，印度中部修建了许多大型佛教建筑，这些建筑既有当地部落文化的信仰，又具异域文化的特征。

孔雀王朝时期修建了桑奇佛塔。除了佛教本身的主题外，桑奇佛塔的雕刻还包含了大量森林部落和外族人的文化信仰和形象。

在桑奇佛塔中出现了大量的印度中部蛇族部落的形象。如大塔南门正面第二横梁的雕刻——阿育王朝拜罗摩村，画面右侧马车上人物为阿育王，左侧是头戴五头蛇冠的蛇族部落首领。蛇族首领和阿育王同时出现在佛塔的雕刻中，一方面说明蛇族部落文化与佛教融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阿育王想利用佛教吸引蛇族皈依，使之通过信仰佛教进入主流社会。桑奇大塔东门正面左柱内侧第二格的雕刻——“降伏毒龙”，画面中央用一个宝座代表佛陀，宝座前有一团火，宝座后又有一条五头蛇。研究者认为，雕刻中的五头蛇应该代表蛇族部落，意在吸引他们皈依佛教，而火焰则是为了吸引客居印度的波斯人信仰佛教，因为火在波斯人信仰的祆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幅雕刻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外交往，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中部已有外来人口在此生活。

桑奇佛塔上还有更多带有异域民族特征的雕刻。如桑奇大塔北门右柱内侧第一格的“大般涅槃”雕刻中出现了大量异域的乐器。其中有一个背对画面合十礼敬的人物，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说明其可能来自中亚或西亚。**桑奇佛教建筑群的雕刻中还出现了骑骆驼的波斯人、骑马的希腊人和带有西亚风格的人马兽形象。波斯、希腊以及其他区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中印度的佛塔雕刻上，再次证明中印度存在这类人群。**他们的形象被刻画在佛教建筑上，表明印度统治者希望他们信仰佛教，并利用佛教这一强大的社会力量吸纳其进入主流社会，实现社会流动。巽加王朝虽然是婆罗门复辟建立的政权，但是佛教依旧繁荣，并且统治者继续实行利用佛教绥靖边缘区域人口的政策。巽加时期建立的巴鲁特佛塔刻画了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飞天。

印度教寺庙上的飞天，约创作于1913 年

在没有佛像的时代，佛教艺术主要表现佛传故事、本生故事、部落信仰和飞天。刘欣如教授曾经对佛塔雕刻中的飞天形象进行过解读。她认为飞天的原型是恒河流域母系社会的舞女，因为飞天的梵文带有“水”这个前缀，汉语中被翻译成飞天。雅利安人在使用了铁器后，开始向恒河流域扩展，雅利安人属父系社会，他们在武力上明显强于恒河的母系社会。恒河母系社会人口被征服，逐渐边缘化，但是他们擅长舞蹈，通过信仰佛教进入了主流社会，死后其形象被刻在佛塔上，成为偶像，并被主流社会所认同。巴鲁特佛塔的飞天形象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施利玛。施利玛是城市内部产生的母系氏族成员代表，其舞女职业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但她通过侍奉僧人，信仰佛教，传说死后升入帝释的天宫，其形象被雕刻在后世的佛教建筑上。她的弟弟耆婆迦是当时著名的医生，其医术就是在西北交通要道呾叉始罗习得的。

巴鲁特佛塔在表现佛教艺术时，展示了更多的边缘人群的文化信仰。如蛇王被刻画为头戴五蛇冠的形象，说明在巽加王朝时期依然鼓励化外部落通过信仰佛教进入主流文明。桑奇佛塔和巴鲁特佛塔中反复出现的夜叉并不是佛教中原有的形象。夜叉源自树神和藤蔓崇拜，次大陆气候炎热，树荫成为重要的纳凉资源，中印度人对可以遮阳的植物有强烈的崇拜。夜叉是地地道道的原生信仰，被刻画在佛教建筑上后，又成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出早期佛教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巴鲁特佛塔中还出现了阿修罗的形象，阿修罗其实就是客居印度的波斯人。波斯人信仰的神阿弗拉，在印度的语言环境中被替换成阿修罗，所以早期印度社会多用阿修罗称呼波斯人。

综上所述，孔雀—巽加时代南亚次大陆对外交往的区域扩大了，涵盖了中印度和南印度，恒河流域又拓展了与东南亚的来往。交通路线上，陆路一直依仗西北的呾叉始罗沟通中亚、西亚与印度本土的往来；水路上，内河航运尤其是恒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印度半岛东西两海岸也都有对外交往的港口。**此时印度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次大陆以外的希腊化国家。**对外交往的一个表现是孔雀—巽加时代的佛教建筑上刻画了众多部落群体和异族人的形象。

贵霜帝国时期中亚与

北印度的直接交流

早期的贵霜是游牧部落社会，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贵霜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贵霜帝国的兴盛期大约在公元1 世纪末至3 世纪中期。贵霜帝国是中亚—南亚文化的结合体，领土包括中亚和北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中亚的物质文化直接与北印度进行交流，大乘佛教艺术也在贵霜统治境内繁荣起来。

约公元前130 年，贵霜人到达巴克特里亚，并接受希腊文化，印度西北的希腊文化区从公元前3 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6 世纪。贵霜帝国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和印度北部，这样中亚和北印度直接连成一体，便利了双方的交往。随着希腊人及其文化的到来，佛像开始出现，原始佛教时期“不设像”的禁忌被冲破，大乘佛教产生。佛和阿育王逐渐被神化，各种各样的菩萨也开始出现。佛教艺术中不仅有了佛像、菩萨像，还融入了大量的希腊文化因素，如戏剧、葡萄酒文化。贵霜时期的中亚存在众多的希腊文化因素，例如巴克特里亚的阿伊哈努姆（位于今阿富汗，已毁）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化城市，城内有希腊式的剧场，剧场中还有被认为仿自希腊戏剧的人脸面具雕像。 

印度瓦腊纳西的恒河

贵霜大约在公元前130 年开始统治巴克特里亚。贵霜王米南达统治时，佛教得到大发展；丘就却时，贵霜形成联盟国家，开始进入印度次大陆；迦腻色伽时期，贵霜进入到印度恒河流域。考古发掘显示贵霜帝国应为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

贵霜与地中海地区有贸易往来，主要进口地中海地区的葡萄酒。因为中亚特殊的气候条件，进口到贵霜的葡萄酒需要进行提纯。在呾叉始罗发现的酒蒸馏器，可以证实上述观点。阿富汗还发现有重要的铜矿区。贵霜境内的佛教寺院控制着酒贸易和铜矿业这些暴利产业，经济实力雄厚，这一区域的佛教影响力也因此比较强大。

希腊文化和大乘佛教通过贵霜的征服影响到了印度本土。希腊人祭祀酒神的形象出现在佛教寺院的雕刻上。今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的佛教寺院上雕刻有穿着希腊服饰，手持酒器的人物形象。这种带有明显希腊文化特征的雕刻出现在佛教寺院中，表明希腊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显著融合。

贵霜时期大乘佛教文化进入次大陆的证据表现在两座佛教遗址上：一是旁遮普的桑尤佛教遗址。二是恒河流域的马图拉的松克佛教遗址。贵霜时期希腊文化和大乘佛教在中亚地区形成后，随着贵霜帝国深入印度腹地，也一并传入北印度地区。这时期中亚与北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直接了。

早期印度社会对外一直都有交往。哈拉帕文明时期，印度河流域主要和中亚的阿富汗、西亚的伊朗和两河流域进行交流。交流途径包括陆路、海路两种。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从中亚进入印度次大陆，并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拓展。早期吠陀时代中亚、西亚与印度河流域交流密切。晚期吠陀时代，随着雅利安人拓展到恒河流域，该区域也逐渐与次大陆以外地区进行了交往。雅利安人主要是通过马拉辐轮战车在陆路上沟通次大陆内外。

贵霜王朝的金币

列国时代恒河流域得到大规模开发，因波斯帝国的扩张，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有了联系。对外交往中，西北的呾叉始罗成为重要枢纽，沟通了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同时印度的思想领域也经历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孔雀—巽加时代，印度中部、南部也加入到了对外交往的行列。恒河流域开通了与东南亚交流的港口，南部地区与锡兰岛进行了往来，印度半岛东西两岸都有对外交流的港口，陆地上的呾叉始罗依然是对外交流的重镇。印度的西北、中部和恒河流域都出现了波斯、希腊等异族人的身影。孔雀、巽加两个王朝都利用佛教规化、绥靖森林部落和异族侨民，以便加强统治、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这一时期对外交往中陆路、海路全面繁荣，主要交往对象为希腊化国家。

贵霜是中亚和北印度的结合体，贵霜人接受了希腊文化，同时大乘佛教产生，随着贵霜势力深入印度北方，佛像、希腊文化因素、异族文化和人口，也一起进入印度北方。古代东西方交往过程中印度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当代，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视对相关史实的研究，了解古代印度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古代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当代的战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