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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太监比皇帝更着急？

据说清末有一位法国使臣叫罗杰斯，有一天他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一个健康人变成残疾人，其实很不人道啊。”可没等皇帝回话，贴身的太监姚勋立刻抢嘴道“这是我们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这个故事令人发笑，却引发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何太监比皇帝更着急

在这个故事中，太监的反应看起来很荒谬、很可笑，却是符合他所处的病态心理的。太监姚勋作为一个生理和心理上都严重残疾的人，我们如何能期待他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每个人都需要获得生存的意义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种意义感是通实现自我而获得的。从心理学上来说，当一个人跟随内心真实的情感，成为了他自己，这个过程中便可获得人生的意义感！但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自我意识，泯灭了内心的诉求，认同了自己“奴才”的地位，那么，他通过内心情感和意志获得人生意义的通道就被堵死了，这种健康的获得人生意义可能性就被阉割掉了！那么，这些身心都被阉割的太监们怎么办？他们是否可以像狗一样度过他的“人生”呢？不可能的，即使被阉割了，被奴化了，他们依然是人类，依然不可能像狗一样成为“纯粹的奴才”，所以，他们会通过心理的变态机制进行补偿！

这里的 “补偿”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指当人无法通过健康渠道获得心理需求的满足时，便会通过其它的方式来代替或模拟这种需求。比如在性方面，太监会通过一些变态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性需求和性挫折感，同样，他们也会通过一些方式来补偿他们被阉割的“独立人格”。如何来补偿呢？就是完全的放弃掉自我意志，将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的他人的意志，通过实现他人的意志，来获得一种补偿的意义感。比如在前面的故事中，太监将皇权、皇帝的意志无限拔高，然后将自己所遭受的伤害解读为实现这种“伟大”的必要条件，从而给自己的伤害赋予意义！所以，当法国使臣罗杰斯谴责太监制度的残忍时，太监感到的不但不是关爱，而是威胁，因为这威胁到太监的自我价值感。如果太监接受了＂阉割制度是一种恶＂这样的观念，那么他们人生的毫无意义就大白天下了，这会造成其内心价值感完全崩塌，而这种崩塌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所以，太监 会比其他人更强烈的维护太监制度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皇帝接受对太监制度的谴责比太监本人容易的得多，因为皇帝的人生意义感并不是建立在太监制度上，太监仅是他的生活工具而已，而对太监本人来说，太监制度的意义几乎是他人生意义的唯一来源，是生死攸关之地。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北航的韩德勤教授为何当街殴打老人了，因为这位老人对极权的质疑，威胁到了韩教授的人生意义底线！

类似太监姚勋这样的受虐狂心理一直广泛的存在我们周围，其症状表现就是：长久的遭受某种伤害后，受害者者反而是维护施虐者最坚决的人！比如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就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太监的自我辩护便是这种症状的表现，即当人彻底无法获得自我意志时，他就转而安心的服从他人意志，并对此赋予积极的意义！很多丧失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所谓学者，也有类似的情结，他们并不关心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泯灭了），他们反而极力歌颂剥夺他们独立思想的人、极力的赞美权力、赞美暴力，从而给自己的平庸和犬儒赋予意义！比如当街打人的韩德强教授就说，“大象走路的时候自然不会顾及蚂蚁和螳螂”，并自豪的宣称“我愿意成为被国家利益践踏的蚂蚁”，其强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暴露无遗！

可见，人类对获得自身生命意义感的欲求极其强烈，强烈到饥不择食的程度！当人无法获得健康的意义感，他会不顾一切的把任何施加于他的伤害解读为“伟大、必须、不可避免＂，从而给自己的伤害赋予意义！没有意义感，人一天也活不下去，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交流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关心的不是理性和学术，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要崩塌！他们只是在极力的维护他们内心最后的价值底线而已。伤痕累累的他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一旦这个防线被突破，他们的精神也就崩塌了！对于这样的病人，进行理性沟通和宣扬终极价值，都是残忍的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健康人。对你而言，只是在讨论一个观点，而对他而言，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捍卫他可怜精神世界的最后支柱！如果我们真的具有普世的人道主义关怀，那么，请暂停对这些病人愤怒的批判，而是想想治疗的方案！所有这些病人都是社会之恶的受害者，对他们进行治疗是社会必须承受的成本！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如何避免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掌握权力，并将他们的病态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才是最最可怕的事！

人对人生意义感的极度渴求，并有病态的补偿心理机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的，这样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我们不可能靠沟通来劝说一个渴求吸毒的成瘾患者，因为他们需要的治疗而不是劝说，同样，我们也无法靠讨论来解救一个受虐倾向病人的认知模式。当下的中国，遭受心理创伤的人很多，甚至很多人还获得了所谓的学者身份，这往往使我们忽略了他的心理状态，而是假设他是一个健康人进行“理性沟通”，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当下的中国，急需理性和逻辑学的普及，但更需要的也许是心理学的普及！

所以，我们在沟通中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假定对方是理性的、是心理健康的，然后在这个虚假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沟通，结果得到的往往是争论和分歧。理性需要系统的教育训练，心理健康需要人性化的社会结构，而这两个条件我们几乎都没有。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理性和心理健康都是奢侈品，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难以获得共识的重要原因。太监姚勋的变态反应虽然可悲，但给他造成伤害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宦官制度！太监比皇帝更着急，更急于为宦官制度辩护，并不是他过于愚蠢，而是整个制度给与他的伤害过于深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社会的理性和健康付出努力，否则，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比皇帝更着急的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