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风暴中，那家不缺防护服的医院_风闻

环球时报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武汉市的大部分医院都陷入了管理危机，暴增的病人打乱了原本按部就班的工作，武汉市几乎所有医院的院长都经历了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刻。

　　4月1日，从席卷全城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率领全院职工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鹏，在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赴武汉特派记者的专访时感叹称，“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学会大概率思维去处理小概率事件。

　　作为武汉市最早的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同时也是武汉市最早的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基本被阻断的时刻，武汉市肺科医院只出现四例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从疫情暴发到疫情阻断，全院防护物资种类齐全，储备充足，从未向社会组织募捐。回过头来看，在武汉市各大医院被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刻，这样的表现几乎就是一场奇迹。

　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鹏 摄影：崔萌　　“‘料敌从宽’是我的思维惯性”

　　2019年12月30日，一份流传于网络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让那时还是“不明原因肺炎“的新冠肺炎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网络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国家卫健委紧急组织专家组于12月31日上午抵达武汉，开始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也就此官宣。

　　2020年元旦期间，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开始陆续进入武汉市各大医院，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武汉市的一所以结核病预防控制与结核病、肺部疾病临床诊疗为特色的专科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1月3日，武汉市肺科医院收治了多名呈现出病毒性肺炎表现的患者，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肺部的影像学并不像是以往接触的典型的结核病表现。

　　当天，武汉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讨论后决定，要对这些特殊的患者进行隔离。“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批病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发热门诊告诉我，来了三个病情异样的病人，过一会儿又告诉我，又来了几个，然后我们就结束办公会，去门诊查看病人情况。

　　病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其他医院过来的，我们经过问询、检查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然后肺上的病灶都是病毒性肺炎的表现。这些病人的症状比日常感冒要严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呼吸道传染病诊疗经验的专科医院，所以这种情况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鹏介绍称。

　　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12月31日抵达武汉，宣布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武汉市肺科医院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其实已于1月1日一同被武汉市卫健委设定为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的定点医院，只不过当时武汉市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的角色是后备定点医院，1月3日这两家医院正式“转正”，它们也就此成为全武汉最早的一批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

　　而在1月1日被设立为武汉市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的后备定点医院后，武汉市肺科医院就已经开始着手于院内发热门诊的改造工作，只是在1月3日当大量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来到武汉市肺科医院之后，医院原先只有一间诊室，两张留观床的发热门诊，已经跟不上事态的发展了。

　　“1月3日大量病人来了之后，我们当即决定，把原先的发热门诊改造工作停下来，因为我们判断它的规模肯定适应不了病人的增长。然后我们将原有的，面积较大且相对独立的耐多药结核病门诊改成发热门诊，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的要求连夜改造，最终在1月4日凌晨两点完成布置，后续进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我们就安排在这里接诊，1月3日之后，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五六百人。有一位熟人告诉我，有一天他来我们医院看病，光是排队就排了五个小时。”彭鹏称。

　　彭鹏向本报记者介绍武汉市肺科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作战图”。视频：杨诚

　　类似以上这种为应对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临时采取的“战时措施”，在一月初社会各界对新冠肺炎病毒认识还不够全面的时候，武汉市肺科医院已经比比皆是。

　　“12月31日，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当时无法判断这个病毒一定能够人传人，但我的思维方式一直比较谨慎，我觉得既然是不明原因，那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于是我们下定了必须要按照人传人的可能性去进行防护的决心。”彭鹏称。

　　1月3日之后，来到武汉市肺科医院看病的病人情况越来越复杂，其中的一些人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另一些人却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进一步提高了武汉市肺科医院的警惕性。

　　“1月3日之后的多次院中层干部周会上，我跟大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斗’，这个‘战斗’和我们以前应对大型活动的‘战时状态’是不一样，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会流血牺牲，可能会以损失我们的健康为代价。”彭鹏称。

　　1月6日，彭鹏和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武汉市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防护等级直接提升至三级，而在正常情况下，发热门诊的防护等级只是二级。

　　“新冠肺炎和普通的病毒性肺炎太不一样了，其实每年的流感季节，病毒性肺炎都会有，但病情严重的病人不会这么多，更不会这么集中的出现。从1月8号到18号之间，我们医院大概收了380个这样的病人。这就远远超过了日常收治普通病毒性肺炎病人的数量。我们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但是我们判断这个病的传染性还是比较强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用‘料敌从宽’的思维去考虑。在一个未知的病原体出现的时候，在没有很好的掌握它的规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彭鹏称。

　　“能买的全部都买了”

　　自从被设定为不明原因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之后，彭鹏就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的管理层一同四处求购医用防护物资了。

　　“在被设定为后备定点医院之后，我和同事们合计着我们必须给医院储备一点防护物资。我们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计划将三层楼的普通病区改造成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收治病区，每层楼能提供34张病床，三层楼一共能提供102张病床，再加上20多张ICU的病床，一共就能提供120多张病床，我们以三、四个月时间为限，估算出120多张病床所需配备的防护物资日常消耗量，然后再按日常消耗量的两到三倍去储备。”彭鹏称。

每张病床救治过的病人，彭鹏都历历在目。摄影：崔萌　　这个看似“绰绰有余”的储备量，在汹涌的疫情面前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1月6日，武汉市肺科医院的ICU病房住进了第一位病人，随后一周病人蜂拥而至，考虑到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可能波及的范围，以及春节将至工厂停工，物流停滞所带来的影响，彭鹏意识到两到三倍的富余量可能都还不够，于是彭鹏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的管理层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大医用防护物资的储备。

　　“比如说医用防护口罩，我们全院医护人员一共近四百人，但是我们日常消耗医用防护口罩的数量大概就是五十到一百个，后来我们按照日消耗五百个的预估量储备三万只口罩，结果发现这个远超平时五到十倍的储备量还有可能不能满足疫情防控的需求，于是我们进一步加大采购量，最多的时候储备了五万只口罩；再比如说医用防护服，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月初的时候为我们联系到一万五千件杜邦医用防护服，当时的报价是90块钱一件，我对我们的设备科主任说，这批防护服我们全部都要，当时他还有一些犹豫，一则是因为这批防护服的单价比平时要贵上几块到十几块不等，二则是因为这批防护服尺码都偏大，我当时跟他说，即便尺码偏大，也全部买回来，实在不行可以和其他医院交换。

　　后来我们分两次把这一万五千件防护服买到手。在防护物资最紧缺的时候，这样一件防护服卖到300元，这还是友情价。当然，这一万五千件防护服所带来的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一位相关部门的同志前些日子来我们医院调研，得知我们在1月10日之前就储备了一万五千件防护服后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你知道这一万五千件防护服是什么概念吗？

　　武汉市在启动封城两天后，中央医药储备一共才往武汉调用了一万四千件防护服，当时武汉市每天防护服的需求是10万件，但全国的产能每天只有1.3万件，他的这番话我不知道是否有据可查，我只知道，我们应该是武汉同等床位规模医院中防护物资储备最早最充足的医院了。”彭鹏称。

　　除了口罩和防护服，其他能够购买的防护物资，武汉市肺科医院都在不遗余力的购买。在被设定为后备定点医院后，病区改造需要安装一种上照式紫外线灯。这种在《世界卫生组织结核感染预防控制指南（2019更新版）》中推荐使用的防护设备能够杀灭流动空气的病原体，还能实现人机共存。

　　武汉市肺科医院之前在耐药结核病病房和门诊安装了上十台这样的设备，而在医院被设定为后备定点医院后，院方又向厂家采购了五十台用于改造后的病区。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武汉市肺科医院的管理层意识到，现有的设备也难以满足日常的防护需求。于是再次和厂家联系。“我们当时问厂家库存还有多少台，厂家说大概还有九十台。

　　我跟厂家协商请他们在春节物流停滞之前全发给我，如果没用完，我全部退回，物流费我来出。结果厂家就把剩余九十台都发给我了。过年前的一天，深圳的一家传染病医院通过厂家找到我们，想要借十几台，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医院收治的全是重症病人，一台也借不出去了。”彭鹏称。

　　在疫情防控的前期，武汉市肺科医院光是防护物资的采购就投入了五六百万，这项支出放在全武汉的医院中并不算多，但以武汉市肺科医院这样一家只有近四百名医护人员，四百张床位的专科医院而言，这比投入绝对算得上是大手笔。

　　“虽然我们医院上上下下比较团结，对于购买防护物资一事很快就能达成一致，医院管理层做决策的时候也比较有魄力，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质疑的声音，相反，从我们刚开始大量储备防护物资时，就有人提出万一这批防护物资用不完怎么办？因为这毕竟是无法产生效益的耗品，它不同于其他的医疗设施，投入之后还会有产出，一万多件防护服，五万多个口罩，用不完堆在仓库里有可能就会浪费掉。这种顾虑就出现在许多本身对防护物资需求不是很大的综合性医院。但是我们医院的属性和我个人的经历，使我觉得提前储备大量防护物资可行且必要。”彭鹏称。

　　据彭鹏介绍，武汉市肺科医院作为一家以呼吸道疾病和结核病治疗为特色的专科医院，平时对于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我们医院日常就会接诊传染病病人，我们养成了使用口罩的习惯，我们对于医护的防护就比其他医院更加重视一些，我们的院感平时就会督促大家在接诊过程中戴好口罩。另外，我们平时也需要使用防护服，这紧急储备的一万多件防护服即便眼下用不完，日后也能慢慢消化掉，我们不存在会浪费的情况，所以我们所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彭鹏称。

　　此外，彭鹏的个人经历也告诉他，作为一家医院的院长，疫情当前，大量储备防护物资是一项负责任的决定。“2017年，武汉市出现H7N9禽流感疫情，那时我在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工作，刚好负责H7N9的防控工作。当时全省绝大多数H7N9感染者都被集中收治在一家医院，由全省市各大医院抽调医护人员去参与救治。我在驻院的两周时间里就深刻地体会到这种防护物资，在高致病性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消耗的程度。这并不是一套、两套就可以解决的事，一名医护上一天班可能就要消耗五套。对这种巨大消耗的深刻体会，促使我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督促各部门行动起来加大防护物资储备量，我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收治传染病病人的医院，如果发生了比综合医院还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事件，那绝对就是院长的失职！”彭鹏称。

　　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充裕储备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后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月下旬，二月上旬武汉市各大医院防护物资全面告急的，四处求援的岁月里，武汉市肺科医院从始至终都未向社会发布募捐公告。

　　事后证明，也正是因为武汉市肺科医院能够为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充足的防护装备，所以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出现大量的“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尤其是在2月份之前，疫情肆虐全城的时候，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发生一例医务人员感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医院一共有四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他们中有三人参与过一线抗疫，另一名老医生没有到医院参与过抗疫工作，可以明确是社区性感染。我们后期对这三名于2月初感染的医务人员进行了流调，发现她们都存在社区感染的高危因素，因为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她们在回家的过程中因无防护暴露在病毒环境中的风险较高，而且也有迹可循，她们在社区环境中确实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有过直接或是间接地接触。相反，因为在医院中防护得当，从硬件和规章上严格执行了各项防护要求，她们被感染的可能性反而较小。”彭鹏介绍称。

　　此外，武汉市肺科医院也没有出现后勤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后勤人员平时只穿普通的工作装，疫情暴发之后，医院也为后勤人员升级了防护装备，给后勤人员提供了口罩、隔离服。后勤人员觉得在工作过程中自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也就愿意坚守岗位了。

　　“在整个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从未出现医用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物资紧缺的状况，甚至还在一些兄弟医院危难之际，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比如说武昌医院，它们在1月23日被设立为定点医院后没两天向我们求援，提出向我们借六百个医用N95口罩和15个护目镜，前两天它们院领导提出把‘借款’还给我们，然后把借条收回去，我提出这些物资也不要武昌医院还了，这张借条我们就珍藏着，留作这次抗击疫情中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录。”彭鹏称。

　　“最难的是，为生存做出放弃的选择”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的那段时间，在武汉似乎没有人比一家医院的院长更有“权力”，也没有人会比医院的院长更受煎熬，因为他们每一天的每一次抉择都要拷问自己的内心。

　　“我们医院规模不大，只有近四百名医护，我们能够提供的救治力量有限，在我们最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时候，只能确保两个病区的医护力量到位，因为我们同时还有大量的结核病患者需要收治。但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让我觉得自己必须想方设法去提升我们的收治能力。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戚突然找到我说。他有一个同事，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全家人整天发烧。求医无门的他们把自己的期望降到每天发烧不到三十九度即可，因为高烧实在太难受了，导致他们无法入睡，他们觉得体温只要降到三十九度以下就是胜利，他们就能好好的睡一个舒服觉了。

　　他的这番话当时对我触动非常大。我觉得武汉的老百姓对于健康的要求，已经低到了这样的层次了，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投入更多的力量去救治新冠肺炎病人。所以当天晚上我跟我们分管医疗的院长说，要对医护人员再次进行整合，必须腾出一组医护人员再加开一个病区，然后我开始去找工人改造我们的楼层。那个时候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尽量多收一些病人。”彭鹏称。

　　然而那段时间，床位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也敌不过疫情的发展速度，医院每天最多只能腾出三四张床位，但是每天涌进医院的病人多达几百人，彭鹏每天都要为哪些病人能够住院，哪些病人无法住院而备受煎熬。

　　“我每天下午都要分配病人，全院所有待住院的病人我们都要统一分配。我们医院制定了一个收治标准，首先轻症患者不能收治入院，因为他们的情况相对乐观，通过居家药物治疗，还有自愈的可能。

　　我的一位同事，他们夫妻，加上孩子和父母一家五口全被感染，所幸全部都是轻症，我起初也是让他们回家自我隔离服药治疗。其次病情过重的我们也无法收治，因为我们的医生判断病人入院经过三四十天的救治生存的希望还是不大，但是如果把这个资源让给其他希望更大的病人，一张床位，同样的时间内我们也许能够救活更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放弃的抉择，这种抉择虽然出于理性，但它也意味着你把别人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也给剥夺了。每天经过多轮筛选之后，顶多也只能收四五名病人。那段时间全武汉人都在煎熬，我每天也很消沉，焦虑，甚至仿徨，似乎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彭鹏称。

　　作为一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的院长，彭鹏除了对那些无法救治的病患心怀愧疚，对于自己院内不幸感染的职工，他也充满了自责。没有能够充满魄力地严格执行医院职工隔离措施是疫情爆发以来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对于传染病防控而言，不仅将患者集中隔离起来十分必要，将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工作人员集中隔离起来也是势在必行的，只有将他们集中隔离管理，上班的时候进病房，下班的时候集中隔离居住，切断与社会的接触，就能减少非战斗性减员，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我却很难强行要求大家去执行”彭鹏称。

　　临近春节的时候，许多工厂已经停工，学校已经放假，返乡的人越来越多，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也随之多了起来，虽然那个时候彭鹏知道大量的社会交往活动十分危险，但时他也无法阻止医院职工。”人都是有社会交往需求的，特别是临近春节期间，你强行阻止他们聚会，他们不会理解，反而会觉得你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我只能以劝说为主，没有明文规定，然后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也劝大家不要回家，对愿意留院住宿的职工，我们全力安排好食宿。但我始终没有下行政命令。他们对疫情的认识也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更强势一些，出台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让我们的职工能够尽早全部集中隔离，那么他们被感染的机率可能就会小一些，回过头来来看，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彭鹏称。

　　“这不是一次失误，这是长期缺失“

　　业界普遍认为，在所有门类的传染病中，防控难度最大的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因为它的传播途径是最难切断的。呼吸道类传染病的防控通常被认为是代表了整个传染病防控中的最高水平，然而在现实处境中，呼吸道类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传染病防治本身就不挣钱，然而它的运营成本又很高，这就造成传染病学科在很多医院都不受‘待见’。现在全国传染病类的专科医院，以结核病为例，只要是单独设立的结核病医院，大多数都存在生存的压力，即使是在作为结核病定点的综合医院中，结核科也是需要靠医院的补贴才能得以运行。我们武汉肺科医院，同时也是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整体发展的还算不错，在全国排名靠前，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彭鹏称。

　　彭鹏认为，从专科建设角度而言，国家确实还缺乏整体的谋划。以结核病为例，结核病已经被划为一级诊疗科目，它的层级和呼吸内科，消化科等等科目是一样的，但在重视程度上却远不如其他一级科目，它没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医院，也没有国家级的质量控制中心。“没有这些，如何让基层的医务人员去对标最高水平找自身差距，又如何逐步去实现同一疾病诊疗的同质化。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从我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在传染病学科的整体建设上有缺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损失惨重，就是种种缺失导致问题的集中爆发。”彭鹏称。

　　在2月15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介绍称，武汉市肺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出院率高达39%（也是当时最高的水平），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而据武汉市肺科医院最新统计，截至4月4日24时，武汉市肺科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030人，治愈出院869人；其中，重症以上患者408人，治愈309人，重症以上治愈率达75.7%。

　　在谈到这些骄人的“战绩”时，彭鹏坦言，武汉市肺科医院作为一家市级的专科医院之所以能够长期处在武汉市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愈出院率的第一名，就是因为抗疫一线的医生都是呼吸科，结核科医生。他们在治疗呼吸道传染病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专业优势，尤其在这样一场汇集所有医护力量开展的疫情”大会战”面前，专业性的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

　　不单是武汉肺科医院，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的战斗中，结核病定点医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公开数据显示，全国80%的结核病定点医院都是新冠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这件事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那就是我们如何平战结合。日常加大对结核病定点医院的扶持力度，稳定人员队伍，提升人员素质，形成骨干力量，同时对其它医院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开展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专业培训，建立一支专业的传染病防治储备人才队伍，为国家建立重大疫情医疗救治体系提供专业人员保障。”彭鹏称。

　　“我们如果能有一个平战结合的思维，那么很多风险就可以规避掉。比如说火神山医院，它总有‘关门大吉’的一天，接下来我们要如何用好它呢，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病区把它作为一个传染病医生的培训基地，也可以作为急演练基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产物，有着完备的设施，它有三区两通道的设计，我们每年哪怕拿出武汉市20%医护力量去火神山医院培训演练，让大家熟悉，一旦遭遇传染病，我该从哪个通道进，哪个通道出，传递窗如何用，我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又该如何正确的护理传染病病人，定期开展演练，建立常规考核，培养一支‘战时’能够参与进来的外围力量，那么下次再遇到类似的疫情，我们就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场疫情的经验和教训，从我一个传染病专科医院院长的角度来讲，教训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误判，或是某一项决策的失误，教训是我们对于传染病防控应有的重视长时间缺失。”彭鹏称。

　　素材整理：夏彩云

　　健康时报记者张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