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方与普希金的关系，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朱大可先生_风闻

就方方与普希金的关系，有不少问题想请教朱大可先生

我看的书不多，没什么理论水平，只能对一些简单的问题做出简单的判断。比如，方方说文明不在于别的，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人生来平等，是个常识，等等，我觉得都有问题。我认为方方对文明的理解是狭隘的，人生来平等也不是常识，而是一种主张、愿望和理想。抛掉百分之九十的内涵来理解文明，我觉得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把常识和主张、理想混为一谈，也有荒谬之嫌。常识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的知识，是一种不用为之奋斗的事实，就像火不用靠愿望和奋斗来变烫；粪坑里的屎，也不用靠愿望和奋斗来变成不言而喻的臭东西。

我说了，我看的书不多，但是也看了一些书，其中一些书还相当费解，比如海德格尔的书。但是迄今为止，我可以非常诚实地说，我从未像看朱教授的文章那样，看得如此不安和惶恐。因为我发现，我的脑子根本无法适应他的知识范畴和思想体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至少能靠误读自认为理解一二，而朱教授的文章，看得我像个脑残和白痴。限于天资，我永远无法达到朱教授那样的智力和理论水平，但是我很好学，而且性子急，所以，今天，我会向朱教授讨教很多问题。

文章的第一段：

“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打破了实体空间的高度疏隔。人们借助互联网链接融入陌生社会，架设起临时的传播链共同体。尽管这共同体稍纵即逝，但它终究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化叙事，融入宏大历史的总体性记忆。方方日记是这方面的另一范例，它实现了一名女作家跟整个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

第一句我就不明白，“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打破了实体空间的高度疏隔。”朱教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新冠爆发之前，实体空间是高度疏隔的？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的疏隔就是疏离和隔绝，所谓的实体空间，就是地球，即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你的意思是说，在新冠之前，我们的世界是高度疏离和隔绝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之前是没有人员来往和思想交流的，或者说几乎没有来往和交流；西方和东方高度疏离和隔绝，彼此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吃什么和做什么，仅仅靠“高度”之下的一个狭窄的“低度”空间，比如谣言和偏见，来相互“了解”。而新冠病毒的爆发，终于打破了这种疏离和隔绝，让彼此看到了“真相”和事实。我不知道朱教授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我虽然愚钝，但我觉得您说的不是事实。我的看法是，在新冠之前，不是说一年前，十年前，而是推至鸦片战争时期，也就是一百七八十年前，世界就已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时候，英国人就知道中国人留着辫子，形容猥琐，愚昧无知。

接着往下看。“人们用互联网架设了一个传播链共同体”。这倒是事实，但是何以这个共同体又转瞬即逝？又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让这个消失了的共同体成为了道德化叙事？我现在的懊悔几乎无法言表，之前我为什么不好好用功，多读点书，好让我现在有足够的智力和知识，来理解一个事实上一直存在，但又神奇地转瞬即逝的互联网共同体，如何更加神奇地变成道德化叙事？我根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消失了的共同体与道德化叙事的关系。还有，我多少能理解宏大历史和总体性的意思，但是，这种道德化叙事，何以在今天就融入了历史记忆？难道我可以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当成历史记忆？如果可以的话，鸦片战争的记忆又是什么记忆？所以，我想问问朱教授，你是否也有点心急，是否跑得太快，比我们任何人都提前跑到了未来，然后下了一个本该由未来下的结论？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道德化叙事有没有融入历史记忆，要由后代的文学家、史学家、理论家来决定；或者，如果我不放心这些知识分子，我觉得应该由后代的老百姓来决定。

最后一句，“方方的日记是这方面的另一个范例，它实现了一名女作家跟整个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请原谅我的较真，在你提到方方之前，我没有看到你举什么别的例子，所以，另一个范例，从何说起？此外，实现了与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又是什么意思？到底是现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良知社会，还是另有一个良知社会？如果眼前这个社会，也就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良知社会，那么，方方的日记是否显得多余？如果是指另一个隐蔽的、没有实现的良知社会，那么，第一，辐射式链接究竟是什么样的链接，难道还有无数个良知社会，像轮子一样围着一个无良知的社会？第二，方方的日记更成问题，因为她的日记引起了巨大的分歧和争议。我的说法不一定正确，我这么认为，一个人如果出于良知来看问题，不可能引来那么多同样有良知的人的反感、厌恶和“攻击”。

第二段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xun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首先，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议题，广泛到什么程度，你没有说明；是你们的圈子里在广泛讨论，还是全社会在讨论。你们圈子里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但是我一刻也没有脱离社会，并没有看到社会上有什么广泛讨论。还有，你说是方方引发了这个议题，我也有疑问？我已经记不真切，但是我好像在什么文学理论中看到过，由于作家的出身、经历、思想、气质、智力、趣味不同，所以作家看待问题和表现问题的方式会有差异，但是社会对不同的作家有一个相同的要求，即，作家应该做社会的良心。这不需要前提，不管有没有灾变，作家都应该从人性、愿望、事实出发，去反映人与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的冲突和矛盾，如果某些人允许的话，还有美好的东西。当然，在这样做之前，有一个与事件无关的前提会得到强调，就是写东西要有良知。这是个限制，是为了限制那些自诩社会良心的作家胡言乱语。良心不是标签，是一种必须经得起良知检验的实践。这种实践需要有懂得什么是常识的知识，要有正确理解概念、正确判断事物的智力和理解力，还要有常人不具备的深度经验。这种经验是为了弥补一般经验的不足，好让人们在苦闷、痛苦和绝望之中，看到希望，得到慰籍。

我注意到，你划分作家类型时，用错了一个词，你应该说我，而不是我们。我虽然愚笨，但是我觉得文学还有更多的类型。当然，我不具备你那种杰出的概括能力，说不出什么规格和类型，但是直觉告诉我，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不会对你的三分法感到满意。此外，我不知道你在用歌德二字时，是否因为疏忽忘了引号。你也许应该丢掉一点小聪明，直接说歌功颂德型，否则的话，你对歌德的定性就有点不负责任，也会让我看轻你的脑子。尼采尊敬歌德，他把赞美苦难当成奴隶的道德，这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所以，如果歌德赞美苦难，尼采却推崇歌德式的心灵，那么，你是不是想暗示大家，尼采是个傻子？

第三段

“方方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你说方方敏锐，指的是什么，是及时还是迅速？还是说她能从习以为常的事情中发现问题？我得为我可能有的片面性道歉，我只看过她几篇日记，毫无兴趣，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东西，以及事后漏洞百出的议论。你说她有独特的勇气，我也不同意，我不觉得写这样的日记需要勇气，因为我不相信她会有牢狱之灾，会因为写了几篇日记，就丢了性命。

我大概能理解你说的“众所周知的语境”，你的意思应该是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对此你我的观点一致，我对官方这种不自信的嘲笑和厌恶比你更甚。但是，我觉得你在此又用错了一个词，这不应该叫语境，应该叫不宽松的语言环境。语言环境和语境两个概念看似离得很近，其实离得很远，不应搞混。套用你的说法，前者是实体空间范围内的事，后者是文本范围内的事。

“方方独自建造了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我得再次承认，我惊人的愚笨，我就算能想象这么一座子虚乌有的哭墙，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真相对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所以，我得请教朱教授，你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不是要为难你，好像要试试你有没有方方那种说出真相的勇气。事实已经证明，方方说出了“真相”，到现在平安无事。我的问题是，她究竟说出了什么真相，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出于理论家的高傲，也许你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尤其是疫病期间的真相。是不是地方政府和美国政客一样，知道疫病的危害性，故意不加防范，不采取措施，好让一部分人死掉？我认为如果有什么真相，这就是真相。我不认为政府应对失误带来的损失同我理解的真相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早在方方揭示之前，大家就心知肚明。也许还有更多的真相，但是既然方方揭露了，我却看不到，说明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你用错了真相一词，要么是我笨？如果是你用错了词，那么，我要提醒博学的教授，你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方方和另一个作家，曾把用错词的问题视为落到汉语上的次生灾难。你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无论如何应该避免这样的灾难在你的身上发生。我有一种担心，因为在你的文章里，我已经看到了这种灾难的苗头。

第四段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这一段我能看懂，但是我几乎不看中国作家的书，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现状，也不知道你这样说，方方以外的作家是否答应。

第五段

“更为吊诡的文化原理在于，任何一种文本、思想、事件或现象，你总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找到它的相似物。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的是，一个新文本和另一个旧文本之间的“复调”关系。”

我的困惑已经无法遮掩，几乎要呕吐出来。如果任何一种文本、思想、事件或现象，总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它的相似物，如果这是一种文化原理，它怎么可能是吊诡的？任何、总能、原理，它们如何吊诡地联系在一起！朱教授，如果你发明了自己奇特的理论，赋予了吊诡新的含义，那么，请你宽恕我的无知，一定要耐心向我解释。

我不懂什么是复调，我估计是两种事物有所回应、有所呼应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什么，据我所知，搞文化比较的学者似乎更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当然，我对知识界的情况一无所知，说不定历史学家和文化比较学家已经合并。

第六段

从这一段开始，难以置信，朱教授引入了普希金。很惭愧，我没有看过《乡村女医生》。所以，过几天，等我看过之后，我再向朱教授请教，方方的日记和普希金的戏剧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在网上下单，买了普希金全集。可以说我心急如焚，心头甚至升起了对自己的无知的仇恨。因为，如果我读过《乡村女医生》，我就会明白方方和普希金到底有没有关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不知道我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要受到这样的打击？一个我无比敬重的作家，居然会和一个我鄙视的作家联系在一起，什么样的天灾人祸，或者什么样的“鬼斧神工”，才能让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我但愿普希金瞎了眼睛，在他一无所知的复调关系中 ，曾用他那双高贵的手触碰过方方吐过痰的纸巾。这虽然让人恶心，但是，如果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可耻的复调关系中，普希金真的和方方走到过一起，那么，我不会责怪揭示了这一真相的朱大可先生，我会放弃对普希金的热爱，然后怀着一种彻骨的迷茫，再也不相信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