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山大火中殒世的18名扑火队员和他们的最后一刻_风闻

澎湃新闻

04-04

3月31日0时56分，吴明香突然接到了丈夫张明福的电话。

“我们被大火困在里头了，肯定出不来了，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把娃儿带好，我要去追前面的弟兄们了。”

电话那头，丈夫语气急促。吴明香还没来及细问，电话就挂断了。

她心里一下子慌了，赶紧又拨回去，没人接，接着打，还是不通。未曾想，这段只有十几秒通话成了丈夫与她的诀别。

3月30日下午发生在西昌泸山的这场森林火灾，截至4月3日，明火已经被扑灭。

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18名队员和1名向导却永远消逝在了那场汹涌的大火中。

只有上山前留在大巴车上的18个背包，完整地回到了他们的营房里。

4月2日，在牺牲打火队员的营房里，6班队员陈顺利把队友的床铺、背包和储物柜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们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几分钟就要上车，物品摆放的不整齐。”陈顺利说到这里，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再也说不下去了。

背包上还贴着每一位牺牲队员们的名字：何贵银、张明福、黄元林、钟生文、饶朝银、刘勇、曾顺富、陈文龙、樊桂伟、李洪刚、郑宏、刘军、张树伟、李天云、胡明海、刘兵、陈章华、周全生。

“西昌不怕，我们来了”

“整个城市都已经被烟雾笼罩。”3月30日下午，一名西昌市民被飘进城市的浓烟和草木灰惊呆了。有市民向澎湃新闻形容，彼时阳光透过烟雾照在人身上，“暗黄色的”。

当日，山火在西昌泸山迅速蔓延，一度威胁城区安全。

当晚7点左右，宁南县森林草原专业扑火队队长何贵银在微信群里传达了或将支援西昌的命令。何贵银吩咐队员，把灭火设备准备妥当，放在合适位置，一有通知，换好防护服、防护鞋就走。

“挎包、水壶、手电筒、急救包、防火头盔等都要带上。”他还有些不放心，又通知大家，去西昌的班级一定要背着“背包”，装好帐篷、睡袋。“防护鞋之外，再带一双胶（底）鞋。”何贵银说，“我们要带两双鞋子。”

算上队长何贵银，宁南县扑火队一共有81人，分成8个班。平常，两个班为一组，值班半月。西昌出现森林火灾时，恰好是1班、5班轮值。何贵银在群里布置任务时，班长们都有回复“收到”，只有6班班长刘树维没有动静。

彼时，刘树维正开车前往西昌办事，因大火后的交通管制，路上一片混乱，“堵得不行”，没有注意到手机里的消息。不一会儿，何贵银打来电话，称自己要带1班、5班上泸山打火，嘱咐刘树维安排6班的弟兄们备好装备，或会在次日跟着到泸山来。

刘树维和何贵银关系亲近，后者41岁，比他小，常唤他“刘哥”，而非“刘班长”。那通电话最后，何贵银和刘树维约定，“刘哥，我们相约在泸山山顶哈。”挂完电话不久，刘树维还往群里发了一条西昌街道的视频，告诉队友“哪里都堵起的”。

晚上8点左右，何贵银在群里通知：“所有队友都注意了哈，林业局（林草局）要求我们先去20个人，加我21个人。其他队友在家里做好准备，（若）需要增援，大家就听我的命令。”

“先去西昌支援的两个班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听何队指挥，安全第一”……留守的队员在群里给1班、5班的“战友”打气。收拾装备出发时，有人拍了一段视频发到抖音上。宁南县委宣传部转载了这段视频，配文写道：“整装待发，宁南21名专业扑火队员驰援西昌，逆行英雄，最美男儿！”

和往常一样，赶赴火场的队员会和家人“打个招呼”。

晚上7点过，廖帆（化名）接到丈夫樊桂伟电话，说“要去西昌打火”。

“我们能怎样呢？不能说有危险就不让他干，只有支持，让他多加小心，平安回来。”廖帆说。

差不多同一时间，43岁的张明福也给妻子吴明香打了个电话。尽管丈夫此前有10多年民兵经历，打火经验丰富，但每次外出，吴明香仍不免牵挂。“他每次走前，都是给我打了招呼的，让我放心，说很快就回。”吴明香说，外出打一回火，丈夫要给她打三个电话，“去之前一个，到了火场一个，打完火后，还有一个。”

34岁的黄元林在朋友圈记载了众人奔赴火场的一幕：大巴车上，他将手机镜头对准自己，接着扫过同车的20名队友——大家正在说笑。镜头重新回到他脸上，他“调皮”地故意将消防头盔上的面罩推起，放下，再次推起……车窗外一片漆黑，鸣笛声刺耳。“代表宁南人民，我们出发咯！西昌、西昌！”黄元林在配文中写。

出征西昌的队伍里，陈科金最年轻，二十出头，且结婚不久，他的妻子刚查出怀孕。对于这次打火，他有些兴奋，在抖音号上连发三段视频。其中一段也是坐在车上，敬了一个军礼，配文是，“西昌不怕，我们来了！！” 即将抵达西昌时，他给刘树维拨了个视频，“我们要拢（到）了，准备打火了。”

刘树维说，扑火队队员之间“感情相当的好”，去打火的队员，和没去的队员，时不时联系一下。“兄弟放心，我到火场了；兄弟放心，我打完了，准备退了；等到顺利返营，也会说一句，兄弟放心，安全到家。”刘树维说，这是“报平安”。

“被大火困住出不来了”

3月30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何贵银和队员们到达西昌柳树桩附近的蔡家沟水库，计划从这里上山。

据《川报观察》报道，当地村民刘帮富正在居民点附近监视火情，西昌大营农场一个员工来通知他，让给打火队带路，上山灭火。同时被通知的，还有住在附近的冯才勇。刘帮富穿着拖鞋，等他几分钟后换双鞋出来，冯才勇已经带着打火队走了。

此刻是晚上11点10分。之后发生了什么，只能留下一些不完整的细节。一段摄于随后不久的视频显示，队员们身着消防服、手执铁锹、背着灭火机等工具行进，远处火光冲天。

另一段视频里，大火即将越过近在眼前的山头，向拍摄者所处位置烧来，大风呼啸声中夹杂着草木炸裂声。“（大火）直轰轰地就来了，跑都跑不赢，我们走了10公里，爬了上来，看到火来了，架势（赶紧）跑。”拍摄者气喘吁吁地说。

澎湃新闻从多名留守队员处证实，该段视频出自黄元林，他将其发给了一位朋友，后流传至网络。从这段视频可看出，危险已近在眼前。

3月31日0时56分，吴明香被一通电话是吵醒，是张明福的电话。在这通时间只有几十秒的电话中，张明福大声告诉她，“扑火队被大火困在里头了，肯定出不来了，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把娃儿带好”。最后，张明福说，“弟兄们”往前面跑了，自己要去追，随后电话挂断。

吴明香慌了，随即又拨回去，没人接，接着打，还是不通，一直到凌晨2点30分后，再打过去就是“关机”。她给自己弟弟打去，告诉对方“姐夫被火困住了，出不来”，弟弟不信，说这是“开玩笑”。“每次他只要遇到什么事，都会给我打电话。”吴明香说，丈夫不会开玩笑，到火场时还给她发微信报了平安。

刘树维也觉察到了异样。凌晨3点左右，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要“何队长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我还觉得挺搞笑——我是他手底下的班长，怎么会没有呢？”发过去电话后，刘树维感觉“不对头”，便给何贵银拨去，未获回应。他又翻通讯录，挨个给去前方的队友打，要么没人接，要么显示“关机”。

与此同时，他发现扑火队群里相当“吵”，不少人在问，“怎么群里只有留守队员在说话，1班、5班却没人讲话”。群里的消息、拨出去的电话，均得不到回应。不安情绪迅速在群内蔓延。有人表示“恼火、心焦”，怀疑“出事了”，也有人宽慰，认为是“没电了、信号差、打火忙”。

半个多小时后，刘树维拨给何贵银的电话终于通了，接电话的却是39岁的岳仕明。“他问我‘是哪个’，我说我是6班班长，他喊了一声‘刘哥’，就开始哭。”刘树维劝他别哭，问何贵银的下落。“牺牲了8个，只剩我们三个。”岳仕明说，除了自己，还有陈科金和陈友冲活着，“陈科金在沟底，爬不起来”。

彼时，岳仕明只知道其所在组及何贵银的情况，对另一组10人的命运尚不清楚。听到这些，刘树维瘫坐在地。不久，岳仕明挂了电话，刘树维继续联系其他前往泸山扑火的队员。他仍抱有一丝希望：没准是岳仕明吓懵了，说胡话。

留守队员不停在群里问一线队友情况。“我明知道‘牺牲’了，还得安慰他们，尽量‘不要闹’‘不要吵’。”随后，刘树维给情绪尤为激动的几人打去电话，说了有队友牺牲一事，让他们不要声张，“静候官方消息”。

当天早晨8点左右，陈友冲突然在扑火队群里发了一个定位，说“我们在沟沟里”。彼时官方尚未通报，部分留守队员们不知内情，还在问陈友冲“火势怎么样”，“是否需要支援”。

3月31日上午，“西昌发布”通报，当天1点20分左右，宁南县扑火队在前往集结地途中遇到风向突变，造成18名扑火队员和1名向导遇难，3人受伤。

事发地位于柳树桩大坝右侧的山坡上，大部分遇难队员的遗体在附近一处沟底被找到。4月2日下午，澎湃新闻沿着蔡家沟水库向东北方向探访——这也是3月30日晚宁南县扑火队走的路线。

蔡家沟水库位于泸山的西南角，沿着水库一侧的山路向上攀爬，一处山坡上，有人在石头下压了三幅纪念遇难扑火队员的题字，写着“悼念泸山救火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英雄、一路走好！”，旁边有香蕉、橘子、香烟等祭奠物。

继续往前走，山路越来越陡峭，道路愈加崎岖，大火之后，路更加难行，能够攀附的草木化为灰烬，地上的石头、沙土被烧成了黑色，大风袭来，灰色的沙尘、草木灰瞬间笼罩树林，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穿过烧焦的树林，顺着斜坡下到沟里，远处就能看到一些白色的纸袋和塑料手套，上面写着“物证专用袋，尸体检材”字样，附近有一些遗落的灭菌橡胶手套。这是19名遇难者被找到后，警方勘验现场及收敛遗体时留下的。

旁边，山沟最底处，有烧焦的对讲机残骸、水壶、手电筒等户外救援必备物品，另外还有未被完全烧焦的登山鞋、胶鞋垫、毛巾等物品。澎湃新闻在现场注意到，沟底还有印着 “森林消防”的头盔， 一把还未完全烧毁的雨伞上写着“宁南县林业和草原局”。

澎湃新闻记者顺着山沟向上攀爬，在距离沟底七八十米远的山坡上，再次看到了一个盖子被烧焦的水壶，旁边还有一个西昌市公安局刑侦科技术室的现场勘验表的封面外壳。

继续攀爬50米，上到一个几乎被烧成焦土的山顶上，又有三个几乎被大火烧融化了的灭火器工具残骸——鼓风机骨架，这是扑火队员身上携带的比较重的灭火装备。旁边也有公安勘验现场用品的纸质包装。

4月2日下午4点左右，正是山谷里风最大的时候，一阵阵狂风卷起满山灰尘，几乎要将人吹下山沟，蹲下才能安稳。据当地村民介绍，事发当天也是狂风大作，山火忽南忽北。

柳树桩另一位村民吉克所在的扑火队当天也上山了，两支队伍在山脚下分开，从不同方向进入火场。吉克回忆，上山过程中，火势很大，明火距离他们最近时仅有三四百米。该扑火队很快接到了大营农场要求撤回的电话，便立刻下山，随柳树桩居民一并疏散撤离。不久，吉克就听到宁南县扑火队“遇难”的传闻。

农民“打火队”

牺牲的18名打火队员，分别来自披砂村、天鹤村、黑泥沟村、后山村。其中，天鹤村牺牲人数最多，去了10个，仅1人幸存。宁南县城不大，这些村落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在县城最东部，自北向西的一条道路，分布着天鹤村的11个组。对这些扑火队员来说，他们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农民，也是“市民”。

在这座城市里，打火队员除了“打火”，也有别的营生。

陈淑（化名）在城里最为夺目的建筑“南丝路大厦”附近开了家羊肉粉店。3月30日傍晚，21人的打火队出发前曾在大厦前的广场集合。陈淑33岁的侄子陈章华也在其中，她想到可能是去西昌打火，但没有过于担心。凉山地区森林火灾频繁，在她看来，这和往常似乎没什么两样，“就是打个火嘛”。

次日，侄子遭遇不测的消息传来，陈淑难过万分，后悔前一晚忙着做生意，没去看他一眼。白天，她魂不守舍，到了晚上，她又不睡着觉，半夜时分迷迷糊糊，老觉得是“侄子打火回来了”。

外人看来，陈章华生活颇为艰难。他做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卖菜、在工地上打杂、搞装修等。“就是一个农民。”陈淑评价。为卖菜，陈章华曾专门买了一辆三轮车，但后来生意不好，便去工地上打工，“啥子都做”。

在陈淑店铺斜对面的临街商铺中，也有一家“羊肉粉店”，是牺牲扑火队员黄元林和妻子开的。澎湃新闻近日在宁南县城走访时，该店面始终没有开门。黄元林一位好友说，其住在披砂村，还开了一家农家乐，擅长做柴火鸡、柴火鱼。

在这座小城里，还有牺牲队员钟生文经营的豆干店、曾顺富和妻子开的理发店，以及樊桂伟家的“米酒摊”。廖帆是在3月31日早晨得知丈夫樊桂伟出事的。她很早要起床为一天的生计忙碌，给3个孩子做饭、上楼顶喂鸽子、准备米酒到街上卖。除了扑火队，樊桂伟没有其他正式工作，只是打些杂工，“米酒”是一家人重要的生活来源。

8点30分左右，廖帆出门摆摊，碰见站在门口多时的乡镇干部。其中一人说，“大姐，跟你说个事啊……他们失去了联系。”廖帆“心态崩了”，手抖个不停。大儿子11岁，已经懂事了，见此情形，一个人跑回卧室哭。

樊桂伟当了10多年民兵，“一直在打火”，尤其是去年年底加入专业扑火队，“政府一安排，他立马就去”。“他觉得这项工作是在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一直很热爱，家里有天大的事，接到任务了，都要去前线，把打火放在第一位。”因经济拮据、工作危险，廖帆对此也颇有一些怨言，但每次打火后，见樊桂伟一脸疲惫地回家，又很心疼。

这些天，她人在西昌，家里两个幼子常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跟爸爸一起回来”。大儿子不说这些，只是有些沉默。让她稍感安慰的是，“老大很懂事”，将弟妹照顾得很好。

吴明香和张明福夫妇则有两个孩子，儿子20岁，女儿则刚满4岁。“他平时是一个挺能干的人，只要能挣钱的活，他都会去做。”吴明香说，丈夫在工地上干过杂活、又去安装过家具。

决定生下小女儿时，吴明香已有37岁。因其身体不好，张明福劝她，“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和儿子咋办？”吴明香则告诉丈夫，自己“心头有数”。“他劝了我好多次，但我知道他其实挺想要小孩的，就是担心我。”吴明香说。

2016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孩子出生。医生告诉张明福，“是小闺女”，后者很高兴，抱过孩子不停笑，说“想一直在这儿，抱起好好看看她”。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女儿的照片，配文是“贺岁千金”。

闺女出生后，张明福比以前更加急迫地想要挣钱了。“多一个人多一笔开销，但凡我能做的，都会去做，你不要管，把屋头管好就行了。”张明福告诉妻子，自己该“撑起这个家”。

张明福参加扑火队，除了“为国家做贡献”，也是想多挣点钱。扑火队的“工资”是1500元/月，每次上山打火还会有补贴。“以前（做民兵时）出去打火都没补贴，还倒贴钱，自己骑车出门。”吴明香说。

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女儿很黏爸爸，每天都要爸爸喂她吃饭，洗澡也要爸爸，睡觉也要爸爸。他好忙的。”吴明香说。张明福曾对儿子说，“农民干出来的难”，得“好好读书”，这才有前途。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川内一家颇有名气的医学院，在读大一。“儿子还想考研究生，他（张明福）说‘尽力考嘛’，不管怎么样，钱都能交出来的。”吴明香回忆。

在县城东北角落里的天鹤村一组，37岁的周全生建有养殖场。4月1日下午，澎湃新闻走访至此时，养殖场里面尚有为数不少的鸡、鸭、鹅、猪等家禽，以及鸽子。夏季时，周全生还会养蚕。彼时主人不在，只有一条大黑狗守着。

邻居老太太说，3月30日下午，她在家门口的地里“点（种）豆子”，周全生骑摩托车路过，和她招呼。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出事后，周全生妻子带小孩去了西昌，家里只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管不了家禽，邻居便帮着喂养。“是个好人啊，从不讨人嫌。”

天鹤村一组在县城地势最高，一眼望去，城区尽收眼底。村子所处位置桑树遍地，而右侧则是现代化的学校和游泳池。从这里出发，沿路向南，天鹤村的11个小组依次排着，村里另外8个遇难队员的家，就分布在这片区域。

40岁的李天云是天鹤村8组人，平时以开三轮车拉货为生。一名三轮车司机说，宁南城以此为营生的人不多，有30人左右，其中李开云的资历颇老，圈里人都认识。

刘兵家在天鹤村5组，马路对面是此次一起牺牲的堂哥刘军家。村里一位老人说，刘兵家一块土地就在其家门外，“刚种苞谷（玉米）不久”。地里，玉米芽儿破土而出，细看之下，有些绿意。

因为18名扑火队员的离去，这座川南小城被悲伤笼罩。一位与牺牲扑火队员素不相识的老人说，听儿子说起此事后，心里憋得慌，一天没有吃下饭。黄元林、樊桂伟孩子就读的幼儿园里，聚集了众多市民，他们志愿来此“扎花”，然后送至各处悬挂，以此表达哀思。

4月3日，宁南县烈士陵园的公墓基本修建结束，牺牲的扑火队员将被埋葬于此。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吴明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