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苦难，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为了不再犯类似错误_风闻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 黑格尔

脑科学研究发现，遗忘是人类大脑发展的重要功能，让人能以乐观的态度向前行，但这对于历史教训的汲取却未必是好事。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留下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这些重大事件的音乐、电影、好的小说都没有，顶多有点零星的个人回忆。

孔子说，君子最高的操守是“不迁怒，不贰过”，可事实上，一个人要想“不贰过”是很难的，因为人是有惯性思维的。在我看来，能在反思中做到不迁怒、不诿过就很好。要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认错，自己的锅还得自己背着。过去，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是有认错文化的，是鼓励人们敢做敢当的。

   1000年后, 后人翻阅2020年中国历史, 有红旗飘扬, 医者逆行, 也应有平民眼泪。

    国务院发布公告：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作者：张文静 胡珉琦 李芸 中国科学报

反思苦难，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为了不再犯类似错误

编者按：

慎终追远在清明。2020年的这个清明节注定将让我们更多一层缅怀、追抚与思考。

远的不提，当我们回忆起17年前，会发现此时与彼刻有太多的相似。面对苦难，人类仿佛总在经历，也总是遗忘。难道黑格尔说的“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是真理？

忘记苦难也许是人类趋乐避苦的一种本能，但记住苦难、反思苦难却是人性光辉的底色。唯有如此，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才有不断向前的底气，也不枉面对那些逝去的生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怪圈。

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体记忆，并永久地固化下来、流传下去，我们该做些什么？具体到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它，才能达到记录历史、悼念逝者、教育后人的目的？

《中国科学报》邀请了几位医学史、科学史专家和作家，谈谈我们对苦难的遗忘与记忆。

我们为什么容易忘记苦难

《中国科学报》：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对苦难历史的记忆呈现一种怎样的态度？

刘士永：人是仰赖记忆的生物，但非常可惜，历史记忆常因时光远去而褪色甚至扭曲。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不管是SARS或流感，甚至是更早以前的鼠疫，都在不同国家被提出来作为防疫警示或参考基准。 但事实上，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在运用历史例证时，多半都只是剪裁符合自己需求的历史片段，而对整体的历史场景与脉络毫不关心。如此做法造成的历史误解，比不学习历史教训更严重。

大疫当前，专家的声音往往被最简单、最日常的思考与用语所掩盖。大疫过后，又因为人性急着要遗忘恐怖气氛，不愿回想、不愿检讨，以为把一切抛在脑后就能迎来光明，当然就更容易让历史的经验和以重大牺牲换来的教训归于泡影。

20世纪80年代的脑科学研究发现，遗忘是人类大脑发展的重要功能，让人能以乐观的态度向前行，但这对于历史教训的汲取却未必是好事。

实际上，历史仍在人性的底层发挥作用，只是我们毫不自觉或刻意不反省而已。如果不想让以史为鉴只成为一种口号，那就得回归历史专业，并且直刺人性卑劣懦弱的底层。

李侠：一方面，人的记忆是会衰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分母越来越大，一个灾难事件所占的分量也会越来越小。最后，随着经历者的逝去，留下的记忆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个体记忆虽会消失，可一旦无数个体记忆被固化下来，上升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就可以被传递，就像基因一样。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事件最终能够真正变成集体记忆，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撑作用。

比如当年的非典，2003年至今17年过去，整个SARS事件留给我们的更像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它丰富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新陈代谢，已经被稀释了。它带来的怆痛，对于整个社会集体而言，也许不那么大。相较而言，几次大地震因为伤亡比较严重，在人们心目中的痕迹会更深一些。在灾难性事件中，对记忆影响巨大的是人类牺牲的规模。

余世存：中国人确实特别善于遗忘，对于西方人来说，则是现代文明的成就让他们忘乎所以。

我们虽然号称是一个历史记载、历史写作传统很悠久的民族，但我们的历史记载是缺乏理性的，这与中国文化缺失理性、逻辑有关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社会学的训练。

就拿普通人来说，我曾经给学生出考题，让他们写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史，但很多人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出生日期都不愿意去调查，只说不知道就把作业交给我。我们在精神意识当中缺乏这种观念，很多人写回忆录写得过于感性。

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社会更是如此。比如，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留下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这些重大事件的音乐、电影、好的小说都没有，顶多有点零星的个人回忆。从个人到社会，我们都缺乏社会学的、理性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科学报》：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欧美国家成为疫情第二波的中心。此次西方在吸取当下和历史的教训方面表现如何？

刘士永：除了人类对苦难共通的态度之外，此次欧美国家忽视中国疫情发展，也是其历史与社会成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欧美的“黄祸论”观点从未消失。从1894年香港鼠疫、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甚至是更近的1968年香港流感、韩国MERS、2003年非典，欧美一贯的思考就是肮脏的亚洲才是病源。这样的心态一直都未消散，而且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更加发酵，最终导致了中国以封城为代价换得的宝贵时间，遭到忽视且白白浪费了。

类似的问题不是没有发生在亚洲或是国内。非典期间，韩国以个案数少宣称泡菜内的酵素有抗SARS功能，俄罗斯则口耳相传伏特加酒有体内灭菌效果。其它地区则归咎于广东人什么都吃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中国公厕的污秽严重等等。这些指控除了强化民族主义情绪与归咎他人外，实在看不出对了解病情与日后防疫有什么实质帮助。人心的轻忽与浮动、各种成见带来的侥幸心理，造成了现在欧美的困境。

余世存：西方有点忘乎所以了，明明知道可以人传人，但错过了这么多时间和机会。这与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对技术文明的迷信有关。他们总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技术能把人类带入到一个黄金世界中去，却不知道文明再怎么发展，总会伴随着负面的东西。全球化本身也是，西方文化认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火车头，以为自己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以及其他文明，如印度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认为后者都是有求于西方的，这个观念很成问题。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在面对苦难方面有什么思想？

余世存：其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适合应对灾难的，因为中国人有对称性思维，或者叫阴阳思维。比如，有善必有恶，有好必有坏。

应对灾难，中国人也有一些重要的办法，比如问责。道光、咸丰年间，京城附近出现了旱灾，皇帝连下三次诏书问百官最近几年的政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当，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科学报》：一提到对苦难的反思，我们很容易想到邻居日本。日本与中国、西方面对苦难的态度，又有何相同与不同？

王一方：日本国民面对灾害的镇静与淡定，是在灾害频繁降临中习得的。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几乎是隔几十年就周期性地发生，更不用说5级以下的中小地震，每年、每月都有可能降临。危机中，他们练就了穿越苦难，继而驾驭、超越苦难的心态和技能。

余世存：日本是脱亚入欧，学西方学得很像，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这次疫情，日本虽然开始时也有点问题，但总体来讲，能够激发国民自身的理性和智慧。

田松：一种文化特质其实是可以被建构的。很多时候，它和舆论场有关。社会机制本身具有一种筛选能力，这种筛选能力极其厉害。当记录那些苦难的、悲伤的甚至阴暗的情绪和信息是不被鼓励的，甚至可能带来风险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就必然会减弱。渐渐的，人们就会适应一种被筛选之后留下的文化。

于是，我们对苦难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我们对苦难的共情能力也在下降，感受不到唇亡齿寒、兔死狐悲。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苦难

《中国科学报》：如果说趋乐避苦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背人性”、记住苦难呢？

李侠：趋乐避苦可以说是个体的一种本能，但是从社会、民族的层面来讲，这种趋乐避苦的倾向是有害的，有可能加深灾难。它会让人失去理性，失去敏锐性和警惕性。苦难本来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群体的遗忘，会让这种代价彻底沦为沉没成本。

当我们建构集体记忆的时候，也许会无数次触碰到那些比如失去至亲的人的伤痛。对他们而言，那是撕心裂肺的东西。

这对他们来说是伤害吗？刚开始是，但从长远来看，只有理解和正视它才能真正走出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记忆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疏导。

悲伤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忘记？人天然地想要回避悲伤，在回避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让我们拒绝去作更多思考。如果只把悲伤当成禁忌，那么它只会在心里成为一种包裹。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集体记忆，不是为了让人们沉湎于苦难之中，变成一种心理负担，而是通过反思和学习，改变我们的观念，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这是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不甘让受伤的人们白白付出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要记住苦难是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一种进步、发展的很轻浮的狂喜当中，包括现代性，我们以为现代性就是一马平川地走向辉煌、走向不断的享受，但实际上，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这种负面的东西。用中国《易经》的话来讲，就是有泰也有否，无论是否极泰来还是泰极否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