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_风闻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2020-4-3

【编者按】近日，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BBC一档节目上猛批英国防疫措施是“国家丑闻”，指出“这是一个悲剧，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中国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我们却浪费了整个二月，英国政府的反应相对迟钝。”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指出，“新冠疫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欧洲和美国反应迟缓、应对失策，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形象’。”若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重创西方国家，那么美国及其领导的国际秩序将遭受惊人打击。回望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冷战后未受挑战的主导地位终结；日后回顾2020年，或许会发现这是华盛顿全球权威真正开始瓦解之时。本文是《Aydınlık Daily》和《Yacht Magazine》的专栏作家葛德尼兹于2020年4月1日发表于土耳其左翼网站“联合世界国际”（United World International）的评论文章。

   全球领导权和霸权主义大约每100-150年就会更迭一次。当这种变化发生时，全球体系的主导力量也会发生变化。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和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等重要里程碑，就是17和18世纪此类变化的例子。19世纪，英国从拿破仑时代后的维也纳会议(1815年)开始，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美国成为了新的全球领导者，从足球到英语，从纺织到航海，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世界。

20世纪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美国提供贷款的援助下，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英国经济已经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战后帝国时代走向了终结，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开始兴起：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正在觉醒。国际联盟(由英国创建)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英国和其他盟国成功脱颖而出，但伦敦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在经济实力方面。美国1890年的产量超过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经济巨人。美国霸权的时代开始了，苏联是唯一一个可以制衡的因素，特别是在核技术方面。结果，世界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直到1989年柏林墙在冷战的最后几年因相互保证销毁和核武器的威胁而倒塌。从那时起，世界人口和财富急剧增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世界人口为35亿；而到21世纪初，人口增长为75亿。1971年，美国以一种相当狡猾的手段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197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了转变。卫生、医药、食品、电信和运输部门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西洋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开始将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视为潜在的消费人群。

后冷战时代

1989年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开始在全球化的旗帜下于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单极化时代，许多政府被推翻，世界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的萎缩，私有化和大公司经历了它们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金融资本部门的增长超过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当这个制度开始凭空造钱时，金融战胜了生产，消费战胜了配给，物质享乐战胜了精神和道德。

公众已经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理论允许的范围内发生了转变，成为了完美的消费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大国，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转向混合经济模式。

新自由主义灾难

21世纪初，由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民主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气候创造了一大批享乐主义者，他们心甘情愿地掠夺自然以获取商品，背离了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个人主义横行的社会，他们不予思考而随意消费。在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血腥干预的期间，要么为了获取能源和原材料资源，要么为了创造新的市场，战争爆发了。大多数人没有质疑他们的政府，而是屈从于人为的恐怖威胁。当弱国在政治浴血中分崩离析时，富有活力的金融资本精英们支持了背负着消费者债务的中产阶级的增长。

与此同时，这些精英也一直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市场。中产阶级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中许多人的上一代人就处于贫困之中，这是由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冷酷无情的政府支撑起来的。《华盛顿共识》为每个人提供了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这些人不仅要立足于消费的框架内，还要遵守西方的价值观。那些反对这些价值观的人会被视为敌人并受到惩罚。

枯竭的世界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梦难以“出口”。《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鼓励全球化从廉价劳动力中获益：在新的气候下，全球制造业一体化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呈指数级增长，贸易轴心转向东方。这是一个成功的标志，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26亿人进入了中产阶级，但这一战略事与愿违。在亚太国家生产力提高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体系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消费模式变得更加庞大。

在这一点上，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的。从二氧化碳排放到消费品供需平衡，全球体系被证明是远远不可持续的。1973年，船舶载货量增加到35亿吨左右，而去年是120亿吨。如果全球化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到2030年可能将达到250亿吨左右。环境的破坏从全球变暖到空气污染，从海洋酸化到塑料垃圾岛的形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谁来结束这一切?

有人需要终结金融资本的世界，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的体系。必须有人阻止全球化的蔓延，停止对日益增长的消费的依赖，停止对国界的破坏。政府需要改组，不仅是为了特定少数人的利益和福祉，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和平与繁荣。

COVID-19警告

冠状病毒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警告。在打破全球地缘政治断裂线和改变地缘政治范式方面，一种微观病毒比《威斯特法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和1956年苏伊士危机(Suez Crisis)更加有效。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是一场武装冲突，但其影响足以与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仔细观察这一病毒大流行的后果，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一些环保人士表示，自从隔离措施实施以来，世界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例如，武汉的空气污染实际上已经消除了。

另一方面，依赖美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崩溃。这种情况为在金融资本废墟上重建实体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在这一点上，改变利率或向市场释放资本将不足以让空置的工厂重新生产面包，就像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做的那样。

每个国家都要靠自己

最近的大流行向我们表明，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孤立的。即使是像欧盟或北约这样的超国家组织也无法应对这场危机。他们完全无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但解决方案是全国性的。Covid-19提醒世界，在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迫使人们放弃社会道德的环境中，公共领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在道德和经济上保持了强势领导力，为21世纪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模式。随着全球化的萎缩，各国政府将继续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随着经济转向国内，邻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和贸易将会增加。这种自给自足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农业和水资源方面。

美国时代即将结束

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将不再能够继续其主导地位。美国甚至无法自救，更不用说帮助其他国家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委内瑞拉在这一困难时期的贷款请求，而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所有国家都应该团结一致——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美国的全球形象。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竞争，对于被压迫国家来说，两者之间的选择将越来越清晰。

社会经济海啸

Covid-19促使在全世界恢复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尽管来自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与冠状病毒作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是向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过渡而做准备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随着新的全球体系的建立，未来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尽管Covid-19最终会被淘汰，但它所引发的社会经济海啸将冲击全球经济体系，使其陷入混乱和衰退。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要求战时授权，过去三个月美国的枪支销量增加了40%。一个社会经济危机的时代即将来临，由于各国都在与失业和经济不平衡作斗争，这种威胁现在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生发于内部。毫无疑问，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之前，每个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

中国的崛起

事实证明，拥有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结构的中国，是最能应对这种灾难性局面的国家。毫无疑问，这场危机将极大地提升中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利用了技术和政府应对致命性生物威胁的全部能力。毫无疑问，美国军事战略家将分析中国的战略，并对其进行调整。很显然，即使是核攻击，中国人民也会以同样的纪律来应对，更不用说常规战争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增加对生物武器威胁应对机制的投资。国防预算现在将与常规武器一样，用于预防流行病和类似的生物攻击。

土耳其的经验教训

我们国家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与100年前凯末尔主义教给我们的是一样的。科学就是一切，真理只隐藏在科学之中，信仰只能支持科学揭示的真理。Covid-19再次告诉我们，科学是最具体的指南。另一方面，这场危机向我们表明，应该将人民的富裕安康置于政治利益之上。在拥有1500万人口的中国武汉实行封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土耳其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实施封锁，它也无法维持对来自国外的人实施隔离的纪律性和有效性。

这场危机证明，土耳其公共卫生机构（Hifzisihha）的存在对政府极其重要。这一机构甚至比不上一个一般部门的地位，必须恢复它应有的职能和权力。

经济的脆弱性

土耳其必须在21世纪内实现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并在国家指导下采用混合经济模式。事实证明，以消费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非常脆弱。不幸的是，土耳其在1980年政变后落入了这个陷阱。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冠状病毒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已经开始被公众所讨论。我们需要通过全国动员来克服这些问题。诸如伊斯坦布尔运河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项目应该被放弃，它们不会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提供任何收益。必须重拾伊兹密尔经济大会的会议精神。大西洋主义的粉饰和义务，特别是关于欧盟关税同盟，应该予以修改。

帝国主义会抵制

由于病毒大流行危机，《华盛顿共识》正在垂死挣扎。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帝国主义会像Covid-19那样，尽其所能地生存下去。因此，土耳其需要恢复其开创性价值，即凯末尔主义国家模式，并加强与亚洲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借鉴欧洲和美国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危机管理失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