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信息技术抗疫，西方和澳大利亚的唯一希望_风闻

一，见证澳洲疫情的蔓延

2020伊始，新冠病毒猛烈来袭。此时在墨尔本的我，每天一早急急打开电脑查询新闻，心里七上八下的，为远方的亲人和祖国担心。

中澳民间和经济关系紧密，大量回国过春节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在二月分会陆续返回澳洲，他们会不会把病毒带回来？那时澳洲媒体和华人微信圈里有各种担心，但总的来说没有大的波澜，大家不觉得会失控。

春节过后，中国形势愈加紧张。澳洲政府在2月1日宣布暂时对中国公民关闭边境，并组织专机从武汉撤侨。

虽然如此，在澳洲各大学的呼吁下，澳洲政府对非湖北籍的中国留学生仍然网开一面：中国留学生可以在第三国自我隔离2周后进入澳洲。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回来，澳洲一些大学提供8000澳元甚至更多，抵冲中国留学生曲线回澳洲的花销。

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和华裔澳洲公民应该不在少数。根据“新快网”引用的联邦内政部数据，2月1日旅行禁令后困在中国的留学生高达10.7万，其中2.5万在第三国自我隔离14天后飞回澳洲。

二月分，停靠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渐渐演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性事件，几经周折，澳洲政府在2月19日将180名从钻石公主号上撤下来的澳大利亚人接回澳洲北部的达尔文隔离。此前从武汉撤回的几百人分别在圣诞岛和达尔文隔离。

那时，回到澳洲的上万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从武汉撤回来的以华裔为主的澳洲公民，从钻石公主号上撤回的人员，都十分配合政府的隔离政策，他们中确诊的新冠患者也只是零星少数。虽然有一位从钻石公主号撤回的70多岁的男性病人过世，但其他的病例大都在几周后治愈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没有造成新冠在澳洲的传播，最近澳洲总理莫里森指出华人社区为遵循政府防疫规定做出了榜样。

记得二月初政府决定从武汉撤侨时，亚裔集聚的购物中心有些紧张，不少人戴口罩；但二个星期后随着隔离人员相继回家，紧张气氛随即消失，亚裔超市里戴口罩的也成了个别。

转折点在二月下旬，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疫情不断爆发 。随着澳洲人从伊朗，美国，意大利，英国的归来，当地传染的病例不断在媒体上报道，先是理发店，养老院，后来是学校和诊所。

3月8日从悉尼前往新西兰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启航，乘客2650，船员1000多。那时澳洲和新西兰航线被认为是低风险地区，但启航后不久，就有乘客出现发烧等症状，邮轮随即隔离了3名病人。但是邮轮结束13天航程回悉尼后，有关当局竟然未组织周密的检测和隔离，放乘客回家自行隔离，日后与这批乘客相关的确诊病例多达600多。

继红宝石公主号后澳洲各地先后靠岸了多艘邮轮，确诊了很多病例。邮轮成为澳洲新冠疫情扩散的重要源头之一。另外美国也是澳洲病例的重要来源，总理莫里森在3月20日的广播电台节目中表示，澳洲80%的新冠病例是输入型的，而且主要和美国有关。

二，澳洲的防疫战略

疫情初起的一月和二月，澳洲社会对病毒相当轻敌，普遍认为新冠是一个大号流感，扛一下就过去了。澳洲媒体对中国疫情的评论，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文章远远压倒对防范新冠病毒的探讨和研究。

疫情在意大利的爆发是一个转折点。澳洲社会中意大利裔的人数和影响力都不小，意大利疫情不可能不对澳洲社会产生巨大冲击。

此时澳洲确诊病例也在快速上升，根据相关数学模型澳洲已处于指数发展的早期，不加干预的话，不出一个月就会达到意大利那种不可收拾的境地，澳大利亚面临危机！

意大利疫情的惨烈使得大号流感论迅速失去市场。舆论的焦点迅速转向如何防疫，简单的说有三种立场：

第一，当机立断，速战速决。这种观点认为澳洲是个远离各大陆的岛国，能够通过实行严厉措施在短时期里把病例降到零。这些措施包括关闭国境，关闭学校，除必要人员之外，对大量民众实行居家式社会疏离。澳洲著名智库Grattan Institute 以及一些学者，在3月12日就呼吁关闭国境。

第二，不能吃猛药先把自己吃死。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新冠的危害相对看得较轻，他们认为不能为了抵御死亡率比流感略高的疫情而让经济停摆。他们不赞成关闭商店和学校，不主张实行严厉的社会疏离政策，强调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和大量的失业会对澳洲社会和经济造成深远和持久的负面影响。

联邦政府最初的立场介于以上两者中间，可以归纳为第三种立场：

三月18日, 莫里森总理和澳洲首席医学官墨菲（Brendan Murphy）举行记者会，发出了两个纲领性的讯息：第一，澳洲不会实行为期两周的严厉的“快速解决方案” ，来消灭COVID-19；相反政府准备至少六个月的持久战，在抑制病毒传播，防止医疗系统被击穿的同时，保持澳大利亚经济的持续运转。

墨菲说的更清楚：“我们的所有专家都不建议用两到四周短暂的封城方式关闭社会。” 澳大利亚既不可能“让每个人呆在家里， 也不可能靠封城在一个月内击败病毒”。

当时的社会疏离规定是室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的集会不能举办，学校可以继续开学，人员保持1.5米的接触距离。澳洲于3月19日对外国人实行旅行关闭。

这些规定的实行的确减少了公交和商业中心的人流量。新冠病毒在武汉的传播率RO是3，当时我感到澳洲政府的干预可以把RO压到1左右，花上半年时间大概率可以控制住病毒在澳洲的传播。

但现实证明我的估计过于乐观，3月18日总理莫里森公布抗疫纲领时，澳洲确诊病例在500多，仅仅两个星期多，已经跳到了5314（4月3日）。

这段时间，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纽约的悲惨画面和令人揪心的数据不断传来，新冠死亡率在美国上升到2%，在意大利达到惊人的10％，在西班牙为8.82％，法国6.75%，德国的死亡率一直很低，但现在也爬升到1.07％，远远高于澳洲目前的0.42%。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改口不在复活节开工；承认把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以下，已经是上好的结果。

这次全球疫情以来，有一个现象：许多政府的防疫立场和政策常常在几天内就会改变。澳洲国内确诊数字的跳升加上国外疫情的恶化，逼迫澳洲政府不断的修正政策，现在的社会疏离政策已经相当严厉了，中小学基本停课，大学实行网课，在墨尔本已经不能进行2人以上的集聚，悉尼的社会疏离规定更严。随着这些规定的实行，航空公司，饮食和酒店业出现大批失业，失业人口可能突破百万。

根据变化的形势，3月30日总理莫里森宣布在今后六个月投入1300亿澳元，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雇员提供每两周1500澳元的补助，帮助企业留住员工。预计有600万人将获得这一补助（全澳人口只有2500万）。昨天政府又拨款支持托儿所免费。

显然，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准备打六个月的持久战，但在抑制病毒传播和保持经济的持续运转这个天平上，政府的立场明显偏向了前者。其中的逻辑十分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在疫情流行，人员大量死亡的情况下维持经济运行，只有把疫情稳定住才能有效的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

三，技术抗疫，唯一希望

3月18日以来的抗疫政策，特别是最近一周更加严厉的社会疏离政策，已经有所成效。澳洲新冠发病率从3月初每天增长25-30%，回落到10%左右，但由于基数已超5000，即便新增病例在10%以下，每天还是有上百或几百例确诊。

能不能更有效的控制病毒？为什么在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防疫更有效？澳洲主流媒体也在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政治原因，澳洲媒体对中国的经验报道很少，但他们把东亚地区成功抗疫的主要因素归功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他们认为儒家文化讲究服从，东亚地区的人民能够很好地配合政府，自觉执行严厉的社会疏离规定，使得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但未免过于狭窄。

中国的成功有一系列因素，很大一部分澳洲的确难以复制。 但即便如此，中国利用信息技术对疑似病例的追踪和隔离仍然对澳洲抗疫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根据中国卫健委截至4月2日的报告，全国确诊病例8万1千多，然而累计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为71万多，接近确诊病例的9倍，这无疑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研究报告十分引人关注，正是这份报告，预计对新冠病毒“无为而治”会导致25万英国人死亡，打消了约翰逊首相群体免疫的念头，转向采取严厉的社会疏离政策。

然而，也是这份报告，描绘了西方依靠社会疏离政策抗疫的两难境地。该报告认为在疫苗问世之前长达2年的时间内，新冠病毒将一直存在。长时间保持高强度的社会疏离必然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问题，例如家暴，精神疾病和吸毒；而仓促取消限制，则可能导致第二波感染潮的侵袭，使防疫的前功尽弃。

仅仅依靠社会疏离是不可能获得抗疫的根本胜利，也许在一段时间里能把发病的曲线拉平，甚至下弯，但很可能会死灰复燃。长期的反反复复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快刀斩乱麻的一时停摆。

面对凶猛狡猾的病毒，应当考虑运用录像监控，手机定位，人脸识别等技术开展对病毒的有效追踪和隔离。西方国家有这样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也许这是西方包括澳洲抗疫能否成功的关键。西方不可能复制中国抗疫的全盘结构和效率，但通过运用这些技术，至少可以建立一套主动出击的机制来控制病毒，尽早重启经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官员希望推出一个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用GPS，无线网络和蓝牙技术来追踪感染者并向健康人员预警。该程序能够绘制疫情图并和政府共享信息。开发商说，英国政府可以在某个时候删除数据，并保证不公开受感染患者的活动踪迹。

​以色列内阁已授权其国安机构使用电话跟踪技术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声明要采取严厉措施保护公众健康，尽管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侵犯隐私”。

使用这些手段可能在澳洲社会引起反弹，但随着疫情的扩大和变得绵绵无期，“民主，自由“这些口号会渐渐消退，西方社会包括澳洲应该能建立起一套技术支撑的遏制病毒机制。

另外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抗疫的过程中没有参与对中国的污名化，表示澳洲新冠流行主要和美国有关，肯定华人社区在实行社会疏离中做出表率作用，这些值得赞扬。这显示澳洲政府层面有在抗疫和恢复经济中与中方加强合作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