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之时 谈李文亮医生_风闻

2020年2月6日晚，在一些新闻媒体上就已经报道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官方消息为7日2时58分），我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时间在微信的朋友圈进行的转发，并配文：“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条朋友圈是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惊诧、遗憾、悲愤的心情。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只是了解一些片面零碎的信息，我想我的状态也是网络上一些人的状态，后续有一些报道，以及三月初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吹“发哨人”的文章，都使我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3月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通报了涉及李文亮医生的调查结论，在“尘埃落定”之后，我想写一篇文章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更像是一篇新闻的梳理，所以不免要在援引新闻和他人的观点，可能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独创的观点。

关于尘埃落定的说法我必须说明我的观点，3月初李文亮医生被国家评为先进防疫个人，如今正式撤销当初公安部门对他的训诫，这两项进展标志着李文亮事件已经彻底“平反”，国家给予了他应有的肯定和尊重。盖棺已经定论，可以说尘埃落定了。李医生的事情尘埃落定了，但不意味着武汉官员追责、武汉中心医院的领导追责、对疫情的反思……尘埃落定了，但这些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我想大部分人持有这类观点：“李文亮医生没有造谣，他只是公布了事实，国家应该向他道歉，公安机关对他的训诫是对正确消息的封锁”。包括最初的我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李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还有一句话也刷爆了整个网络：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这种群情激奋的声音，也可以说明了群众的痛点所在。随着对这一事件了解的深入，我觉得这类观点未必准确，或许有失公允。这里我想援引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答记者问中对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聊中发出的信息是否属“不实言论”或“谣言”的结论：“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原因肺炎做出明确诊断、对疫情还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他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了，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信息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这两点我想对于李医生行为的认定已经十分清晰，李医生在朋友圈所发布的内容既不是恶意捏造的谣言，也不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我想任何一种极端的，非黑即白的认定，对这一事件而言，都是有失偏颇的。我想即使李医生发布的是有瑕疵，不全面的信息，也不能掩盖他人性的光辉。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存在出具训诫书不当，并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存在问题，要纠正错误，但问题不应该被夸大，被阴谋论化。必须强调的是公安机关不是迫害者，李文亮医生不是受迫害者。李文亮医生因发布疫情预警被公安机关训诫和李医生在抗疫工作中牺牲应该分开来看，因为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牺牲放大他预警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他因预警而被训诫而捏造并不存在的联系。从李文亮医生的预警来看，李医生显然在前往一线工作之前就应该已经知晓了他将要面临的风险。虽然有的人喜欢用阴谋论的思维捏造两件事的联系：因为发布了预警信息所以李医生遭受排挤被派上了一线，最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导致其病逝。对于这种阴谋论的观点，我不予采信，也不想讨论。如果因为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其感染的，抢救治疗措施不合理导致其病情延误乃至其死亡的，那么应当对造成这种过失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理

回想2月7号那一晚却充斥着各种阴谋论的舆论，似乎有意去引导，去塑造一个受迫害者的形象，制造受迫害致死的舆论，正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答记者问中所回答的：一些敌对势力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医生贴上了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的“反体制人物”。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会得逞。我向来不反对揭露黑暗的，但是我反对夸大黑暗。李文亮医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之后，他会变成一颗子弹用来射向他心爱的国家。

李文亮医生固然是英雄，但他之所以被称为英雄，不是因为他被大多数人冠以的“吹哨人”的名号，而是他为疫情防控英勇奋战，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同样奋战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警察，公务员，他们同样都是英雄。他不应该被神化，不应该被特殊化，不应该被贴上各种不属于他的标签。如果他的牺牲被鼓吹而给予特殊待遇是对其他牺牲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警察公务员、村干部的不公平。希望有关部门不因为舆论的聚焦而提高李文亮的医生身后待遇，请一视同仁。训诫不妥当应该被“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提供精神赔偿。牺牲应该按照相关规定，抚恤、表彰，善后。这是两件事，切不可混为一谈。我前文所讲的是对李医生形象的厘清，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但这样的文章并不多，很多作者都靠模糊这一点来赚取读者的眼泪了。

我觉得给李文亮医生冠以“吹哨人”名号的不妥当的，是无妄之誉。张继先医生是第一个按照正确的传染病上报程序上报的，武汉卫健委和国家的卫健委最初的反应也很迅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真正吹哨人——张继先医生，她对于这次疫情是有大功的。

我认为特殊时期对信息舆论的管控合情合理，李文亮医生因预警被训诫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的预警的确未必符合相关的规定，这里引用陈平老师的观点：在特殊时期不对舆论信息进行管控，就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而美联储不采取救市措施任由危机扩散一样不可思议。

李文亮事件关注焦点绝不应该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更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管控的规范化和公开化问题。在特殊时期，政府有辟谣，删帖，封号的权力，但辟谣必须公布真相，删帖，封号必须说明理由。我国有必要制定一个透明化舆论管制流程，最好上升到法律层面，程序透明，结果要公示，政府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政府瞒报真相，利用政府公信力辟假谣，最后出了问题，就启动相关的问责机制，追究相关责任人，政府要向全社会公开道歉。上述措施必然会耗费不少人力，财力资本，但是我认为在处理重大事件时，这样的措施是值得的，是有利于稳定社会、凝聚人心、维持秩序的。在正常时期，舆论管控的任务则应该交还给平台，同样也应该做到规范，政府只需其他辅助作用。另外，我认为应该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造谣成本和代价提高，谣言自然就从源头上减少了。上述一部分措施引自《睡前消息》，我深以为然，因此写入文中。在疫情期间，多个平台都设立辟谣专栏，专家进行权威辟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我们的政府在疫情结束之后，能总结这些好的经验，反思在疫情初期错误，让人民的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2008年汶川地震时，温家宝总理走进一所中学的教室，在黑板上写上了“多难兴邦“，这次疫情对于中国而言或许上一场伴随着人祸的天灾，但也是一次对于中国机遇，灾难可以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能趁此机会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那就可以兴邦强国。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卖惨哭丧的文字，可我偏要写提气文字。疫情过后，中国人民需要提气的文字。伟大的中国人民拥有伟大力量，他们不能也不会靠着哭丧过日子。我们不能丧事喜办，但我们要利用疫情的机遇把丧事变成喜事。我们更要抵制那些想要丧事丧办的人。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是要说明我的立场：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写一些有益的文字，能在疫情之中做一些微小的贡献，把我的一些看法传递给所有能看见这篇文章的人，我希望我写的文章能给人正面的启发，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直笃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我的观点未必全对，与我意见相左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辩证看待问题。文章里面或许涉及到一些对政府的建议，我要说这是我在依法行使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陆游在《病起书怀》写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人微言轻，但我依然不敢忘了古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