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上）_风闻

摘要：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理解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历史线索。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外交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前三十年闭关锁国，后四十年走向开放。其二是总体评价。七十年外交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是逐渐摸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进路。二是深刻重塑了外交思维，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外交的替代性理念。三是确立了外交的精神宗旨。中国外交以“道义理想主义”为价值基础，这是一种与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形成鲜明对照的外交思维，它旨在固守外交的价值取向，全力分辨敌友，经济利益得失不是主要考量选项。四是外交转型必要性凸显。由于中国国家处境的变化，“后革命社会”塑形外交，政治脱敏成为新外交战略思维形成的前提条件。政治脱敏成功，中国外交就会进入一个新天地；政治难以脱敏，由内政到外交方式都会循排斥性的政治思维展开。在一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中，确立中国外交的自洽政治逻辑，既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有利于世界各国融洽相处。

一、自闭与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从一个时间向度上做出的划分，也是一个从中国政治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区分。以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是当下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阶段划分方式。但还可以有另一个划分方式，即中国在1949年前后，从一个局部化世界的外交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并分别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这是一个将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起来审视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外交阶段性特征。

以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定位中国外交进程的历史阶段，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中国外交确实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内政的视角看，这一年中国的外交开始从对外全面斗争的外交，转向大国之间理性交往的方向。从对外关系视角看，其后一年出现了当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突破事件——中美打破了30年外交坚冰，在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外交政策从“批判帝、修、反”的全面自我封闭与全面对抗做派，走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走向与“帝、修、反”理性交往的外交道路。②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前后大约40年时间。如果计算中间出现的波折时段，中国外交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就更短了。可以说，以“改革开放”划分中国闭关锁国与普遍交往的两个阶段，确实有其足以成立的历史理由。　　

再相对细分一下，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又可以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相对开放的时段，二是几乎不开放的阶段。文革以前和文革阶段可以说是两个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在文革时期，反对帝、修、反，也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修正主义、反对世界上一切反动派，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绝对政治决断。尽管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有不少外交往来，但几乎与世界重要国家隔绝，将这种局面称之为闭关锁国实不为过。除开这十年，中国外交可以被定位为一个向世界“局部开放”的格局。之所以谓之曰局部开放，是因为从1945年起，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50年冷战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加入冷战阵营的处境即已避无可避。毛泽东提出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这是向当时的二元世界之一——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二元世界中的其中一部分的开放。

文革前的差不多二十年，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进程的另一阶段。在时间上的起讫为1949年到1968年。1949年是以建国为标志的，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截止时间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呢？这是因为，1966年发布的“5.16通知”虽然被认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但1966年开始武斗，还处在相对克制的状态。1967年在“文攻武卫”口号的刺激下，武斗达到高峰。〔2〕到1968年，内政运行困难，国家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就此完全无力深思熟虑地处理外交事务。在国家体制上，被文革动乱瘫痪掉的国家权力，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重建。在国际社会上，则乏善可陈，除了对抗美苏的惯有国际姿态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政治表态。〔3〕可以说，较多且擅长与落后国家打交道，是建国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　　

相比而言，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均有带全球眼光的论题。就前一段落讲，1953年底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4〕确立了适用至今的中国外交的具体政治原则。就后一段落讲，毛泽东在1974年初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论，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确立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层立场，并将外交主战场放到了第三世界即亚非拉国家上面。　

由上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前不能说是闭关锁国，但对外开放和交往是十分有限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确证。其一，一个国家真正开放的外交，是对国际社会全方位开放的外交，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当时中国的闭锁性较为明显。中美的长期冲突、中苏1960年后冲突的逐渐公开，让中国即便对世界的其余地区打开大门并普遍交往，也是缺少世界意义的。其二，中国跟落后国家打交道，被落后国家夸奖，自认和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灯塔，但其实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世界局部开放的外交也可以说是局部封闭的状态。这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也让中国外交交出了高昂的学费。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才逐渐走上正轨。这一方面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国际关系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全新启动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再一方面则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及时反应联系在一起。中国放弃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主张，也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国际对抗，相应便成为一个别的国家可以打交道的正常国家。中国致力寻求发展，也就势必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而在与各个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中国在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致力实现缓和的国际环境中，终于醒悟了自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极为不利。因此适当调整有点失偏的外交政策，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新中国在建国40年后，终于走上真正的国门洞开、与世界主要国家正常交往的外交轨道。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中国自明清两朝以降自我锁闭，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未有根本改变，结局是自酿苦果，让国家自置于世界现代化滚滚洪流之外。晚清短暂且局部的开放、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的对外开放，收获了与发达国家积极互动，国家迅速发展的果实。只可惜好景不长，迅即夭折。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克服内外困境，坚持以开放带动改革，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由此划出的自闭与开放的国家发展悬殊轨迹，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在强国压力下：道义理想主义的浮现  

新中国外交的前三十年，本应是国家开始与国际社会相对正常打交道的阶段。但因为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国家没能生成正常的外交思维、外交政策与外交举措。阵营选择的固执、对抗思维的宰制、对立行为的主导、生存危机的张力，将中国推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境地。一个国家的外交，本应作为面对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处境、不同人民、不同文化的国际交往，但因为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社会主义的刚毅决断，让国家的外交决策者“一边倒”。这一决策，也许有其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与一个新兴国家本应纵横捭阖、汲取国家发展资源的外交思维尚存不小距离。尤其是当时西方国家并未与中国发生直接对立，甚至希望与中国保持外交往来的情况下，中国却决绝地一边倒向苏联，确实让中国难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加之后来与苏联全面对立，中国对两个阵营均不靠岸，其对中国发展的显著迟滞效应，毋庸多言。

这样的外交窘境，为多数新兴国家所体验，仅以美国为例。在建国之初，美国也难以即刻形成成熟的外交思维。美国挣脱了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却走上了与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直接对抗的道路。法国支持美国争取独立的建国大业。但法国的综合实力无法与英国相比。在美国国内，国父们面对国家发展的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也甚为踌躇。相应地，面对美国与法国、英国的外交事务，也存在华盛顿与杰弗逊的不同偏好：前者亲英，后者亲法。建国之初，英美的战争对垒刚结束，自然不可能结秦晋之好。于是美国颇有点向法国“一边倒”的架势，美法结盟以抗拒英国打压。好在美国国内的亲英派采取适当措施，让美国没有走上法国的激进民主道路，且确立了英国式的国家发展大计。这让美国不至于付出沉重的国家发展代价。这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清醒认识到自己国家不能在英法之间一边倒具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全力整合国内各州的政治力量，促成国家团结。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和约，解除两国对抗状态。同时慎重处理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关系。因此行走在一条中立的外交进路上，致力让美国遵从正义原则，按照国家利益选择战争与和平。〔6〕美国建国初期没有在两强中间决绝地选择一强，也没有单纯面对诸弱，国父们经过摸索与碰撞，幸运地确立了较为理性的外交思维，促使国家逐渐营造出一个有利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新中国建国之际，确实是列强环伺，国际环境张力十足。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基本处境。这导致中国对强者怀有一种抗衡心态、抵触心理和反对冲动，以至于不习惯与强国打交道。在长期的弱者处境中，中国秉持一种强者应当尊重弱者、强者不应欺凌弱者的道义感。与此相关，中国长期跟弱国打交道，进一步形成了弱者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国际关系思路。这样的处境，不惟强化了弱者之间以道义抗拒强权的国际社会心理，也催生并固化了弱者团结起来一定会胜过强者的道义制胜的心境。这两种心理有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思维和外交思维。对强势国家的援助中国，以为是道德应当，因此未曾心怀感激；对弱势国家，总是仗义疏财，认为这是德性表现。因此，中国在与弱国的外交上赢得了好的口碑，在与强国交往上则总是走不出道义抗衡的天地。　

因为中国在外交上总是愿意跟弱国打交道，国家的国际道义形象塑造便比较自觉。中国自觉将自己塑造成为后发国家的代表，在道义上非常自如地采取一种国际理想主义政策。这与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有关。儒家的精神主调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这样的道义理想主义，即排除功利追求、一心实践德性价值原则，固然在个人行为上可以臻于极高尚的道德境界。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则可能将其带入一个非政治、反经济的道德地带：由于抵制利益，因此对那些追逐国家利益的强国心存反感，对实力外交思维严加拒斥。从国际政治、外交活动的道德原则上讲，这固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从国际实务、国家交往的利益得失上讲，则会对国家竞争制胜造成心理障碍。　　

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与国际政治的实力思维本可相反相成、相形而在。前者作为价值基准，制约与引导外交行为，以免外交活动成为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后者作为行为导向，以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选择性使用，让外交沿循有益于保护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两者的相互配合，是一个国家外交纯熟的表现。达到这样的外交境界，实属不易。因为大多数国家常常处在实力不济的现实处境中，因此只能寄望于前者为国家拓展一片外交天地。中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西方国家的实力外交，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强权外交。西方国家在外交中秉持的价值原则，被中国人视为虚伪不实的托词与幌子。　

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遭遇具有密切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往来中吃尽了苦头。国人认定西方之所以在外交上占尽优势，就是因为它实力强大，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丝毫不加修饰的“实力外交”。抗拒西方的实力外交，只有祭出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武器。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中国全力谴责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大力倡导强弱平等、不分大小。这是一种典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因为它完全是基于道德应当做出的判断、确定的行为。但其中潜蛰着的价值意念和行为倾向，即一旦国家实力陡增，这种道义原则就换作是中国作为强者在国际社会执行相关规则。永远的弱者盟友自认，不变的强者之敌定位，成为一以贯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价值理念自我维系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定势有了显著变化。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字，不仅仅是为教育系统题写，而是整个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标志。这一题字的内容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三个面向，各有针对，都是战略调整的重大改变：面向现代化，就是逆转新老传统方向，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转轨；面向世界，就是逆转闭关锁国态势，真正向全世界开放；面向未来，就是逆转固执陈旧的意识形态说辞，真正敞开国家发展的大门。这不仅是对文革前一个时期局部融入世界政策的重大校正，也是对闭关锁国的“文革”政策的终结、向世界全面开放的一锤定音。邓小平向世界打开的大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局部的“世界”，以人们更熟悉的词汇就是“全球化”。在外交上，它指引人们走出面向发展中国家厘定外交方略的境地，走进以发达国家为伍的新型外交天地。这是对建国前三十年外交定位的重大矫正。　　

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大门，对近40年中国的疾速发展，意义非同小可。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修好的外交取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排除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变量，就完全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在此。在中美关系遭遇调整的情况下，有人设想中国对美国关上大门，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这是异想天开的说辞。不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开放，就不叫开放。况且美国及其盟友就是原来我们全力对峙的“西方国家”，对美封闭，就是对发达国家的封闭。对世界先进国家不开放，只对落后国家开放，那岂不是回到“文革”的“外交”局面。由此可以理解“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8〕的深意。

确立“三个面向”，既调整了外交思维，也调整了内政思维。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务实的政策取向中，仍然保持着的深层外交思维，依然是道义理想主义的。不过这样的思维进路，已经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国家明面上的政策取向，确实已经转变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在国家的基本理念上，则以坚持国家形态所注定的既有原则为特质。就前者言，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讲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当然也可以借助市场。这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征。这是中国近40年内政外交取得巨大突破的动力。以此为据，在内政上，为取得经济发展成效不断调整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不断与西方国家周旋，而赢得国家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就后者言，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处在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支持中国国家运转的基本原则是丝毫不能撼动的。对此，在改革开放前期，邓小平便以决绝的口吻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9〕这四项原则，在政治上被称为“立国之本”，似乎是一种权力现实主义的设定。其实，只要明了它背后的预设，就知道它的理想主义深层含义：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人剥削人的道路，在道义上必须受到谴责；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道义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之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资产阶级专政仅仅为少数掌握资本的人群服务，唯有无产阶级政权才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者的道义高低毋庸多言。之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的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为一个利益群体服务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0〕的。之所以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历史的基本规律和不易真理，此外的思想体系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邓小平设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扼注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的高位，这与经济领域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与外交上与西方国家的修好相比，都更为重要和根本。可见，在内政上寻求成为强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举措，都得服从价值观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定位；在外交上寻求与强国平等的地位，突破强国对中国的限制，学会与强国打交道，都得服从国家高端定位的价值要求。　

在近期，习近平也特别强调作为中国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与完善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确定马克思主义不易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1〕这是对邓小平强调的价值-政治原则的再次重申。　

起自晚清、迄于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在强国环伺的情况下展开国家重构和外交活动的，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体认中，中国处在被强国牵引的被动状态。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中国追求成为强国，另一方面也习于跟弱国打交道。这种外交处境，让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理念或直接曝露在人们面前，或潜藏于深处引导中国的内政外交。

**三、**内政与外交互动：道义感的内外统合  

几成共识的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何以如此呢？这中间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现代外交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国家内部，是为内政；在国家间发生关系时，是为外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定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主体的局面便逐渐固定下来。一些论及民族国家间关系即外交关系的人士，将这一局面无限前推，其实是一种难以成立的论说。此类论说，如春秋时期外交关系，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等。须知，外交关系是现代国家间的关系，其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外交关系，譬如雅典对斯巴达，到底是希腊内政还是外交？它们都属于希腊地区的城邦国家(city

state)，彼此之间常有攻防联盟。当其一致抗拒波斯帝国入侵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内政关系；当其与波斯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可以仿照现代外交关系来对待。中国周代的分封国家之间，也不能用现代的外交关系直接看待。在早期，分封国家之上还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权；在晚期，尽管诸侯蜂起，但基于正当性需求，还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这就与现代外交相去甚远了。　

在中世纪阶段，西方建构起一个世界社会，在统一的基督教名义下，世俗国家的疆界意义并不是最凸显的。国家或者在帝国的名义下运行，国家或帝国间有些往来，差可以外交名之。在帝国逻辑中，古代民族聚居区多无国家属性，或直接就是属国，属国之间的往来很难以外交视之。在基督教世界社会中，教徒人人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民族的身份被忽略，民族建立的政治体界限也被遮蔽。所谓外交，难觅踪影。只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下，现代所谓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巨型政治体才得以凸显，民族国家才成为最重要的巨型政治社会。由于内政、外交在民族国家那里被明显区分开来，现代外交才以独立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主权政府成为主导内政的机构，也成为对外事务的代表。所谓“对内保护，对外御敌”的现代民族国家双重特征就此呈现出来。这两种国家功能，不论政体形式，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无甚差别的。　

“对外御敌”并不是对民族国家外交活动的全部内容。但这一命题凸显了现代外交的基本特征。一者，由于国家是建立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只有在成员们同意参加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便信守承诺和协议，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离开一个既定的共同体，一个人就处在国际的自然状态下。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权是地域的，个人则可以进入或离开。进入一个共同体就承诺了这个共同体的受托管辖权，离开这个共同体就意味着不受其管辖。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界限的标志，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的浮现。对内，成员即是同胞；对外，则区分出国际公民与外国人的界限。二者，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界限问题，需要订立一些条约和协议，以解决管辖权的地域范围与有效性，确定劳动和工业等财产归属。为此，国家间可以结盟。在条约与协议之外存在的广阔空间如海洋与太空，则属于人类共有。三者，一个主权政府所行使的对外权，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国际关系的动态性特点非常明显，不存在稳定不变的国际关系。所谓“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即此意。但和平选项胜于战争，对抗选项弱于合作，兼容性联合强于排斥性联盟。　

为什么说民族国家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呢？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内政是国家能够存续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内政混乱到难以为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呢？这样的国家，内政外交的主体等于接连消失了。另一方面，内政作为外交延续的基础，是因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在内政中有迹可循。在现代国家的权力体制中，对外权不再属于洛克所设想的第三种权力，而是归属于行政权范围的一种具体权力形式。因此，外交官员属于政府官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为国家服务的权力载体。再一方面，从国家权力的运行上讲，内政在于发挥保护政治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作用，外交也必须秉承这一原则。因此，外交之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国家利益等等基准，都由内政预先为之设定。诚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如何具体展开，绝对有其不同于内政的特殊性。因为外交是在两个或多个国家间展开的，它同内政主要基于国内情况的考量不一样，需要考虑发生外交关系的双方或多方的诉求与权益。但外交行为的国家准则是在内政方面奠立的。

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内政的逻辑就决定了国际行为的逻辑。中国亦不例外，其内政的逻辑决定了外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有其形成与作用的历史条件与实际动因。从历史维度上讲，人民共和国确认自己继承了新老传统，强调新老传统对现实政治的帮助作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尽管人民共和国进程中间出现过强烈的反传统运动，但那仅仅是间歇性的政治举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韧性力量，一直作用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当今就更是在执政党领袖的直接倡导下，将儒家遗产的现代激活纳入国家政治进程。基于这样的定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内政外交会产生精神方向上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带有显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无产阶级代表人类最高道德的基点上，由其推动着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人民共和国创制者直接为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从这种道德制高点看待内政事务，那真是“背负青天朝下看”。两种理想主义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品格。以这种理想主义定位的国内政治，自然会为外交活动打上理想主义的烙印。　

从现实动因上看，中国是在革命处境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这是革命的敌我划分区隔出的两个阵营：革命者与三座大山，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在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上，前一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3〕。这场革命，只能由站在道德与历史制高点上的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其他所有阶级和政党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后一阶段的革命，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极大丰富到按需分配，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完全克制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缺陷，完全实现了人类古往今来的理想期待。两场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4〕。后一场革命，更是非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成功。　

取决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它在展开外交活动的时候，也就会以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革命的道义理想主义审视外交活动的对象，并于此确定外交基本方针，呈现外交的精神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帝国主义被设定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因此尚未执掌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列为敌对势力。革命后的外交“一边倒”，可以说是顺势将革命时期的国家敌我阵营划分带到了执政时期。革命者与革命对象之间势不两立，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水火不容。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打击全世界必须打击的帝国主义实力，便成为改革开放前强势预设着的外交方针。因此中国外交的着力点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如加入联合国，也确实是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在改革开放后，表面上人们观察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寻求双赢的利益往来，但这种外交往来背后潜伏或深层预设的道义理想主义逻辑，不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易为人觉察。一旦发生摩擦和冲突，它就会突兀地呈现出来。近期中美贸易战所呈现的两国经贸外交摩擦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可以为人所察知。中国致力占据贸易战的道德高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中国坚持的全球化立场、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是其直接体现。而再深层次的预设，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谋利性、自利性的非道义取向，与中国的大义凛然、道义使命、更高站位，形成鲜明对比。一种为人所熟悉的帝国主义阵营与革命阵营的传统划分，呼之欲出。中国硬核坚守的内政原则，在这里再次呈现其主导外交的强大能量。道义感之统合中国的内政外交，成为人们把握中国外交特点的一个决定性支点。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