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中）--华生_风闻

华生2010 04-03 18:12 投诉阅读数：5565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中）——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六）

       今年3月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在欧美国家开始愈演愈烈，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政要名流也都纷纷感染上新冠病毒。这些国家在东亚疫情已经发生并得到相当的控制后，仍然没有避免疫情初期的轻视疏忽以及应对中迟缓的种种问题，使得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当初的轻视和失误也是可以理解，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各种认识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和区别，以及不同情况下的责任追究。

认识问题之外

       此次新冠病毒，恰如善变的白骨精，来时温柔，看似无害，一些大专家也认为其顶多就是一个大号流感。且其潜伏期可长可短，不发烧无症状也可传染，原被认为最准确的核酸检测也有相当的假阴性率。这一病毒发展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开始露出狰狞面目（武汉12月初有感染病例，但直至1月11日才报告有第一个病死案例）。病毒不仅攻击肺，还同时攻击心、肾等多处重要器官。特别是有些病人似乎情况还好，突然就会免疫反应失调，出现细胞因子风暴，迅速转危不治。这个亏，不仅武汉在防治前、中期吃过，世界上许多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即便在有了中国武汉的经验教训之后，仍然屡屡中招，可见此病毒之阴险狡猾。

       当然，如果疫情的发展都能归结为认识问题，我们就不能苛求当时湖北和武汉的当事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如果是文化和风俗习惯不利于防疫抗疫，改变起来又费时费力十分不易，那么，社会大众自己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就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一样，社会的适存l性最终会或多或少地为自身开辟道路，改造文化和习惯。这就如19世纪中叶伦敦霍乱的大惨剧导致了现代城市给排水系统的全面改造与重塑，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审视自己对野生动物的口味偏好；如果是一些人一些团体自己的认识不足、掉以轻心或因其社交方式更加易感，则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要承担后果；如果是政府首脑轻敌或对疫情判断失误、准备不足，那么，人民自然会最后根据他们的应对及综合其他表现，在选票上让其付出代价。

       就如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在探究“美国怎么错失黄金30天？”；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谴责在中国疫情暴发后，英国无所作为的2月是“国家丑闻”；也有“白”直男进而从更深的文化和族群层面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西方人2月份时不在意和不能体会中国和东亚人的悲痛和哭泣？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甚至承认他们最初以为这只是亚洲人易感的疾病，从而忽略了，如此等等。总之，发达国家的社会各界还在疫情向上发展的灾难期高峰期，已经开始在回顾反思应对疫情发展时机的错失，沉痛地提出问题：要从此次疫情惨剧中学到些什么、吸取哪些教训，才能够避免今后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可见，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今后对自己问题的总结和追责。

       所以显而易见，对于疫情已经基本控制，开始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我们来说，在欢庆歌颂之余，当然不应该只去关心和追踪别人现在所面临的苦难和失误，而应该认真回过来看一看，我们曾经疏于报道、不愿面对的那些自己人民付出的苦难、代价和牺牲，梳理疫情发生和发展过程，本着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精神，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此次疫情中吸取哪些深刻教训，学到哪些代价昂贵的课程，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和惨剧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中再次发生？

       鉴于中国是首先暴发疫情并公布的国家，我们当然更要追寻武汉疫情早期错失扼杀病毒于萌芽阶段的原因，分清哪些是缺乏经验的认识问题，哪些是玩忽职守或违法乱纪问题。特别是因为中国最严重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武汉一个城市（因人员外流，疫情期留守人口已不足千万），武汉疫情相对于其人口比例的严重性至今在全球受灾城市中也排在前列。与发达国家各大媒体深度跟进报道疫情的严重程度，特别是着重展现个人层面的英雄主义，注重病人及其家属等个体的悲剧和感受不同，我们的主流媒体包括当地媒体主要着重于国家和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疫区人民经历的煎熬和个人及家庭层面的感受完全让给了自媒体。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媒体生态，也不利于增进主流媒体的亲和力与公信力。那种热衷于讲别人的短处和问题，忌讳讲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并不是真的胳膊肘往里拐。只能歌颂、不准批评，只讲成绩、不讲问题，过去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佔领舆论阵地，其实是放弃和丢失阵地的做法，也是我们需要从这次疫情中总结和深思的教训。

       同时还要看到，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有一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期病人没有被归入确诊病例，也有一部分因新冠病毒感染而丧命的人无法记入这次疫情的死亡人数。另外要注意到，无症状感染者我们目前才刚刚开始检测统计，正常人群接受检测的人口比例很低，因而新冠病毒的病例数量与一些国家还并不完全可比。因此，我们还不能够简单地依据自己接触到的媒体感观，来对比中外疫情严重程度。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在全球还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风俗相差都很大，很多结论以及对应方式利弊的比较，恐怕还要有待实践的推移，最后才能有一个相对全面的结论。

       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在若干发达国家，或正在走向高峰，或已经到达顶峰，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可以预见疫情在这些国家的控制，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的高峰，是否会在亚非拉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国内有人认为，国外疫情发展的越严重，说明我们应对的越正确，形势对我们也越有利，我们也越不必对内追责。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的扩散效果也是恰得其反。在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地球上，新冠病毒的威胁是面向全体人类的。当病毒还在地球上肆虐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没有国家不会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受到广泛影响。

权力者的无知与无畏

       应当承认，无知也不爱知，严重地低估敌情，这是湖北和武汉主事人、责任人所犯错误的基础。这或许也是他们至今认为自己运气太差的原因。

       不错，这次的新冠病毒确实诡异无比，以至一流的科学家圈里谈论起来也称之为“流氓病毒”。它如果像埃博拉，或中东综合呼吸症，或者SARS那样，一来就气势汹汹，欲致人于死地，说实话也许并不难对付。这些病毒患病症状明显，不难追踪，以湖北和武汉丰裕的医疗资源，自己将之消灭也不是难事。

       故说起来真是很难相信，即便到了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从武汉返回后，上午先在国务院汇报。专家组成员杜斌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下午我又参加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电视电话会议，参会的人不都是卫生口的，还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两位主政官员也去了，坦率地讲，从他的汇报来看，没觉得这事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见《南方人物周刊》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的采访）。甚至国务院批准以钟南山为首的高级别专家组，召开记者见面会宣布了人传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当着湖北省长的面，传达了总书记当天的再次批示：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见《中国卫生》杂志对李兰娟院士的采访），之后湖北省的领导们还是认为已经安排准备好的春节团拜会不必临时取消，依然于21日如期举行了这场载歌载舞的盛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怕新冠病毒，不怕染病送命，而是据他们听到的汇报，这个病毒真没有多大威胁和危险，况且他们自己及周围的人也都安然无恙。因而他们在基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对领导的批示和要求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

       即便到了1月26日，武汉封城后的第三天即大年初二，武汉城里的情况已相当无序混乱凄惨，当地领导的这种麻木和乐观似乎也还未消退。当日武汉市市长在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镇定自若地介绍说，当日武汉在院治疗的病人是533例，“现在还有2209位在院治疗的疑似病例还没有得到检测”，“所以在这个533例之外，就目前收治的和留观的总人数还会增加1000例左右”。市长还解释，“很多市民都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感染了病毒性肺炎，这个数字总是感觉和我报的数据、和大家感觉社会面上的反应、甚至恐慌好像不一致。我在这里要跟朋友们介绍，我们说的533例是已确诊的”。他还介绍，“我们在定点医院的周边征用了一些酒店，让医护人员可以不回家，轮流地到这些酒店睡个觉、洗个澡、吃一点工作餐，这样精力充沛以后再上阵”。“我们已经得到了900多人医疗队的驰援，……后边还有队伍来”。虽然市长并非是武汉市的一把手，但是市长在省里这样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发表的讲话，代表了当时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对局面的判断，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武汉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据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后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披露，1月底湖北省医护人员已经有3000多人感染。根据这个数字的比例推论，我们可以认为这其中大部分都应当发生在武汉），在岗留守坚持者也精疲力尽，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医疗资源已挤兑崩溃，实际病人数以万计。因此当时派去的几百上千医疗队人员可谓杯水车薪，远远不够。最后全国共派去4万多医护人员，全中国感染科相关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派去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央果断决策、全国倾力增援，武汉乃至湖北的局面还会更加不堪设想。前方的一线指挥员对敌情估计与实际情况天差地别，如果真是战争年代打仗，不仅我们的武汉守军会被歼灭，中央派去的先头增援部队也会早被敌人“包了饺子”了。

       再看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新闻发布会上，只念稿子而不回答记者常识性的问题。湖北省省长在回答抗疫工作急需的战略物资口罩问题时，先说湖北年产量108亿只。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即2019年全中国的产量。会议结束前该数字又被反复更正，最终为年产108万只，即不足一个中等工厂的产量。我们自然不能要求领导对什么数字都能记得住，说的准，更不能因为领导说错一句话或记错一个数字，就说他不太称职。但是，对最重要的抗疫物资心中完全无数，一会儿功夫先后相差一万倍，这未免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在前线指挥官们这种对敌人的数量很不清楚，对自己的装备也搞不明白，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况下，试想国家资源再雄厚，领导决策再英明，武汉保卫战前线打得那样惨烈悲壮，人民群众和一线医护人员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湖北和武汉的广大基层干部、支援部队、公安干警及所有坚守岗位奋斗在危险的抗疫前线人员的艰难困苦乃至人员伤亡的局面，就不奇怪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