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武汉疫情亲历记：对于“吹哨人假设”进行事后的推演与复盘_风闻

　　本次武汉疫情期间，有关吹哨人的舆论风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据这个假设：如果听信吹哨人提供的信息并及时做出决策，就可以避免后续大部分恶果。实际上，依据孤立信息做出正确决策还能够全部实施，解决大部分或者全部问题，这个想象力实际上是一个反向构建的“官场超人”假设。我们今天有条件对吹哨人隐含的“官场超人”假设，进行一次事后推演和检验，看看避免大部分恶果的官场超人在现实中间是否能够存在。这个推演和检验，之所以值得做，可以借此检验出今日中国舆论场合的意见生产，以及相关的接受机制中间的某些隐秘机制。

　　一、有关吹哨人假设的事后推演

　　有关吹哨人的舆论狂欢，席卷了中国高端知识精英的大部分，应该说，此种状况近乎完全反智。

　　老田在很小范围内跟朋友一起推演过：如果我们带着今天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极高的传染性和潜伏性、值得付出大代价去遏制，穿越到元月初去找一个官场超人，让他拟定最合理防控措施，能否在武汉避免疫情大爆发呢?结论是：大概率避免不了。

　　要避免后来的严重恶果，需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才能在一开始就能够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而做到这一点，依赖于展开针对性的排查和发现病人，以及各种密切接触者。我们时候推演发现，这有三个关节点的措施，始终很难贯彻，故官场超人的假设并不能成立，后续各种恶果大部分依然会出现。

　　一是几乎不可能透过应收尽收而第一时间隔断传染源——首先是提早发现病人以隔离传染源并不现实。目前所知的第一个患者是海鲜市场卖虾的女店主，她病后以为是感冒，到对街的小诊所看病，数次输液无效之后才选择去医院，时间是一月中旬。在医院辗转求医，也拖了差不多两周，月底才取样送检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诊所接诊阶段只是发现抗生素治疗无效，而最初的那家小诊所接诊过4位患者，最初的第一个星期时间是这样耗掉的。然后在月末的住院治疗过程中间，送外地检测发现冠状病毒，但正确的基因测序结果，并不能推断新的病毒的传染特征。而这几位病人，在发病后的两周时间内，均密切接触者众多，估计数以万计。

　　二是排查密切接触者与隔离观察措施，也无法进行。春节后，在四川和广东开展过大规模排查和追踪，并随后隔离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其依据是确诊患者使用长途交通工具的实名制信息。而这在武汉近乎不可能做到：最初证实的感染者在潜伏期内，都大量使用过短途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还在人流很大的市场中间活动，密切接触的人数过多，难于追踪、排查和隔离。而人们在市场和短途交通工具中间的活动，均不具有实名性，同一个时点内的空间范围内“可能的密切接触者”数量过大，估计有数十万之多，这就不太可能被追踪到和全部隔离观察。例如一月底在中心医院就医的陈先生，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他也是在12月中旬就开始发病和求医——从江夏区人民医院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来回溯他的外出行程至11月底，都找不到任何疑点，最后勉强推测可能是在地铁上与病人有过近距离遭遇，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武汉疫情早期“传播渠道”的匿名性和不可见特点。所以，那些事后在外地证明有效的强有力措施——透过排查做到早发现和早隔离，都不可能提前反向抄袭到武汉，进行预先控制，武汉至今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排查隔离措施，短途交通工具使用者一是具有匿名特点，二是数量过大，这样的排查举措，今天回顾依然做不了。即便我们假设海鲜市场是唯一的传染源，从这个单一地点传播出去的病毒，在密切接触者群体内的传播，依然无法透过排查手段去发现、隔离和阻断。

　　第一批患者从诊所到医院的求医过程看，都不具备早发现早隔离的可能性，而且没有后来的财政兜底，一般人生病都是到了撑不住的时候才选择去医院，而医院也是在尝试常规治疗手段无效之后，才会选择抽取患者肺泡灌洗液样本对外送检的，这意味着会病人会在“病毒一切未知”时期内，在外活动很长时间——包括在医院实现对医护的感染。那个一切未知的时间段内，后来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范围和潜在传播范围，都已经很广了。到了12月底，估计潜在感染者，保守估计过千，具有密切接触者的时间与空间条件的人数，估计以数十万计，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大多无法追索，也几乎不可能被排查出来。也就是说，到了吹哨人得到信息的时间点——12月30日，武汉疫情后续失控的各个关键因素，均已实际存在并散播开来了，还难于用常规手段排查并阻断其后续传播的可能。

　　第三个最为关键短板，是医疗挤兑和搞摊医院。这个今天回顾，肯定难于避免，要么什么都不说，那市民就还是不重视;要么为提升市民重视，公布病毒传染性和严重性，这样肯定又会有大批感冒发热市民反应过度去大医院排队的——就跟封城令发布后那几天情况一样，交叉感染还是会大量发生，同时还把医疗服务能力弄摊大半。这个是两难，始终无法避免，除非事先暗地里完成封小区措施和进行社区排查，这个依据后来的经验——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月根本完不成。

　　所以，有关吹哨人的舆论风潮，及其背后隐含的官场超人假设，对照了确诊病人早隔离、密切接触者排查观察以及封城令初期的医疗挤兑这三个“关键传播机制”之后，就会发现：在武汉疫情早期找不到阻断传播扩大的有效措施。这倒不是任何别的原因，带来后续疫情扩大化的三个内在机制，均超出了政府执行力的最高水平，各种有效措施即便决策出台了，也很难在短期内贯彻落实，故决策是否及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不惟如此，今天疫情复发风险仍然居高不下，原因是各种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这依然很难排查出来加以隔离，这个状况与初期的疫情潜在传播风险类似，还是找不到很好的预先处置办法。硬要排查的话，就得搞全民检测，而由于测试误差和假阴性问题的存在，即便付出巨高成本全测，结果肯定还是无法预先揭露全部潜在风险，故全民检测的措施大概率不会推行。

　　有人说提前五天或者十天封城会怎么样，这个假定有一点可能成立，但也还涉及到决策是否具有充足依据的问题。如果不是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不会被浙江的专家李兰娟关注到，也就不会有卫健委的第三个专家组到武汉，更不可能被专家组估算出极度严重性，直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后续决策倒是十分迅速，李兰娟院士接受访问时说，她是16日向卫健委提出到武汉实地考察要求，18日专家组到武汉，次日闭门会议上李兰娟已经提出武汉“不进不出”的建议，还直接奉召进京向主管副总理汇报并被请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现场，20日卫健委公告“新冠肺炎为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控制”。22日夜根据浙江本地减少输入的及时把控要求，李兰娟院士把建议提到最高决策层，次日最高决策封城令下达执行。

　　在1月19日专家组闭门会议上李兰娟已经提出“武汉不进不出”的看法

　　二、医疗平台服务能力或工业产能才是真问题

　　在封城令发布之后，最初几天发生过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本地医疗服务能力被搞摊大半，结果医院实际收治能力可能只有病人数量的几分之一，故做不到应收尽收，也就始终无法控制住传染源。

　　在最初阶段仅开放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800张病床，集中收治重症病人，中心医院艾芬说重病人转不出去，就是这个时期。后来分批次指定多家定点医院，到第四批医院改造完毕接收新冠病人时期，此时是1月31日，全部病床为4000余张。医疗服务可及性依然到下降到只有几分之一，可能四五个病人才有一个人得到机会住院。大量住不上医院患者家属上网控诉的，就是这个时期。

　　医护感染的派生问题，与大批无症状病人就医有关。1月13日，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整个手术团队被感染，这在医护人员中间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此后一切科室的全部接诊人员都需要穿上一级防护用具，相关需求瞬间上升百倍以上，罗掘俱穷都供应不上，医护人员大量被感染也是在这个时候，李文亮医生也是在一月初被患者感染的。此时实际情况是：确实是真的供不上一级护具，哪怕全球华人帮助在世界市场上扫货，依然填不平巨大的供应缺口，医护确实也处于危险中，但医院是否需要就此停业(当然实际上已经瘫痪了大半)，就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政府介入之后，强势地采取各种措施去暴力提升产能(包括还安排军工厂转产防护服)，最后在2月10日前后，逐步填平防护物资供应缺口，这个对于工业产能的时间段考验，虽然未能立即就满足供应要求，但成绩尚可。当今世界，实际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短期做到这一点，这个方面的表现也一样不反应官府说的制度自信，而是直接取决于相关制造业基础与规模。但此前，媒体已经借此大好机会，彻底黑了一波武汉红会，红会恐怕各种问题都有，但防护物资短缺确实不是他们的锅。

　　事后回顾，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过多——高达1700余人，其关键原因在一级防护具不敷供应的那三个星期时间内，是否坚持医院继续开业和收治病人，若是，则感染数量大的结果近乎无法避免。按照武汉医护人员大批感染的教训，凡属潜在感染者过多的城市与国家，应该全部医护均着一级防护具上班，但这样一来，短期内的供应缺口就会十分巨大。如果安排一个全球防护具供应能力提升比赛，中国肯定第一，这也不体现制度优势，而是源于制造业产能的实际状况。

　　短期暴涨的需求无法迅速被满足，才是真问题所在。防护具短缺严重存在于一月底二月初，等到3月初的时候，就看到防护服产能过剩，产品滞销的报道。医疗服务能力也是如此，最初阶段严重不足，各种暴力提升的需要都纳入考虑，2月3日第一个方舱投建，3月10日全部方舱医院休舱，然后3月20日开始逐步撤出近6成的医疗队，部分医院逐步地退出发热门诊恢复常规病患救治业务。

　　今天回顾，武汉本地执行力长期提不起来，才是真问题和短板所在。切断传播路径的封小区措施依赖第二生活物资供应渠道，这个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建设才初步顺畅起来。而控制传染源的能力提升，则完全依赖全国征调医护力量支援湖北，2月8日开始“一省包一市”以暴力提升服务能力，也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才弥补上服务能力相对患者数量的巨大缺口。等到医疗服务能力，真的提高到能够应收尽收，疫情管控就走出了第一个阶段了。在2月底基本上能够应收尽收，此时才第一次真的能够做到控制住传染源了。

　　所以，真要找官场超人，可以超越或者填平一切服务能力缺口去解决所有问题的，那就只有一个：他日常蹲在北京的中南海，还应该是集体形象才对。

　　看起来，有关吹哨人的官场超人假设，纯属想当然，其唯一利用价值在于据以批判官场无能和失德。在现实世界中间，官场超人依据有效信息做出即时决策避免大部分恶果的假设，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成立，不管是传播途径切断减少初期感染者数量，还是短期内提升服务能力达到“应收尽收”以切断传染源，都是无法做到的。实际上，连那个减少医护人员感染的小目标，也有待于提升防护具工业产能提升之后，才能够避免，要不然就只能选择医院关门。不过，医院关门不算是个好方法，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没有选，哪怕西班牙医护感染近万，依然没有选择关门。

　　三、民怨的焦点问题：抗疫期间的医疗服务能力缺口及其表现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间，武汉大爆发的大多数后果，可能是难于避免的，当然卫健委和官场的渎职和滥权，使得武汉在应付这个病毒期间付出了过高代价。这主要也表现为体系服务能力缺口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病患过多，收治能力在一月底时期可能只及实际数量的几分之一，导致大量病人窝在家里，还往往发展为重症和危重症;二是医院的技术条件和照护能力没有跟上，一些重病号由此丧失了康复机会，这里头有部分客观原因可以讲例如装备不足、医护过度疲惫且由其他科室转入缺乏经验等，但病人没有得到合理的医疗条件和照护水平的后果不会变;第三是执行能力提升缓慢，不管是控制传染源还是切断传播途径，都比较拖拉，到二月底才基本上把两个方面的执行力条件预备好。这两个条件一达到，特别是应收尽收一达到，疫情就算是初步管控住了。

　　此外，由于医疗服务能力不足，还带来一个派生问题，武汉大批医院先后转为发热门诊收治新冠病人——最多时有44家医院转向，其他各类病人丧失了就医机会，这个派生问题引发的次生伤害也不小。

　　方方等人的鼓噪，能够吸引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吻合了“医疗服务可及性的迅速下降、服务水平下降幅度很大、很长时间无法弥合服务缺口”这三个方面的实际，但她的解释是扭曲的——统统解释为政府和医院的冷血和不作为，或者凭空说成是贻误时机所致。公知们的言论，选择性遮蔽服务能力缺口的存在，同时遮蔽了可归因于政府“执行力不足”方面也是一个阶级问题——按照北大教授潘维的说法就是四十年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烂根”和“国民党化”了，这样才会导致领导跟群众很长时间对接不上，导致切断传播途径的进展很慢，如果单位制的熟人社会还普遍存在就肯定很不一样了。同时，公知们也不承认医疗行业的利润逻辑，事实妨碍着政府指令的通行和效果——医院要等到宣布财政保底之后才放弃治病先拿钱的惯例。而且，执行力还体现为无法进行病人分流，集中医疗资源优先满足危重症患者救治，大批轻症患者涌入挤兑医疗资源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这也是医患信任赤字巨大带来的恶果。

　　如果仅仅就武汉抗疫期间的医患关系检验，这样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层次的医患关系存在：方舱医院的医患关系是最好的，因为轻症病人生活能够自理，照护水平是否充足，不带来差距;外地支援的医疗队的照护水平高于本地医护，这个原因也容易理解，大多医疗队来自ICU和传染科(据说全国ICU力量被征调过来十分之一)，原本一贯就是要照护病人生活的，一个上海护士小姐姐说他喂重病号吃一个包子一碗稀饭花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别的科室转过来的护士恐怕很难做到，她们平时都不照顾病人生活的，都是家属照护;所以，医患关系满意度最差的，就是本地医院转科接诊的医院了。此外，医疗条件不足和照护水平不足，同样带来的严重影响，各医院都收治了过多的病人，技术设备跟不上，该上呼吸机的没有设备可用，甚至吸氧设备早期在一些改建医院都很缺。除了医护力量跟不上之外，还遭遇到个人能够承担的工作强度的下降——穿上一级防护服之后人的体能精神状态都下降很多，估计能够维持住平时七成工作量就很不错了，这样一来，对病人的要求，回应就不够及时和周到。

　　这些不足，其中有些是难于避免的，但问题和后果都呈现为：服务不及时和不到位。方方们就是拿这一点做文章的。如果卫健委公开地讲述这些方面的缺口的实存状况，相信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过多地怨天尤人，一些公知想要把民众的怨气带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卫健委坚决不说，打死也不说，这就助长了公知们的气焰。

　　然后，最新的炒作是说排队取骨灰盒，多少多少人失去了亲人，这个也算是事实。但对于事实的解读，却埋伏和扭曲了很多。武汉市人口过千万，按照人均寿命80岁计算，月病逝人口也会过万，寒暑季节还是一年中间的死亡率高峰，新冠死亡人数只占总数的极少一部分，当然还肯定有受新冠疫情影响就医不及时而提前去世的。照说这个方面的数字没有任何忌讳可言的，但也完全不予发布，然后坐看公知们进行扭曲解释和带节奏，所以，很多“惯常”沉默的背后，说明内部很多怪异之处。

　　方主席一类的公知言说，说白了，就是代表钱家要放火烧了赵家的房子(因为赵家已经被他们彻底蛀空了)，然后利用一切机会见缝下蛆给赵家拉仇恨，赵家里面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恐怕也不少，除了渎职滥权不干正事的人之外，明里暗里帮助和纵容方主席的人，看来也不会少。

　　四、抗疫决策与官民互动效果考察

　　武汉封城举措，才是真正具备了“吹哨人”特征的短期最大化效果，在看到了中央下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最高决心之后，各地官员相当于被解除了全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肯定再怎么做都不会错的，同时武汉的严峻形势也最大化了官员们内心的重视程度，两者结合，就敢于采取最尖端措施，放手进行本地防控，基本上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才算是吹哨人的应有效果——最大化行动能力，苏浙沪尤其明显。

　　我早期看到外地的一些措施还认为有点过火——湖北特别是武汉牌号车辆一下高速就被管制住，还有位货车师傅抱怨说他的车到处都不让出高速，这都还是在春节假期间，除掉这些不足与过火，最后证明各地的控制效果也都还可以的。

　　推测武汉的实际感染病例数字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2月12日的突增并非实际如此

　　这样一来，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和对照：武汉市的疫情非常严峻并逐日恶化，大量患者无法收治，窝在家里造成聚集感染，患者数量天天增加，部分人由轻症向重症发展，越来越超过服务能力。但是在湖北以外地区的控制效果，却短期内就最大化了，在封城令下达第12天，外省新增病例数就开始反转并迅速下降，故能够放心抽调各地医疗队驰援湖北和武汉。

　　之所以等到2月8日开始大力执行“一省包一市”，除了春节假期隔断和延误之外，也兼顾了外地防控效果的初步观察结论——各地大体上步入可防可控的状态之后，开始相对放心地大力抽调医护力量出援湖北。23日武汉封城到2月8日开始“一省包一市”，期间间隔了16天，恰好是一个隔离周期(14天)多点。

　　封城决策确实有效，但牵涉巨大，决心并不容易下，实际上也有许多公知大腕在明里暗里攻讦。所以，这个决策方面其实也存在着两难困境：如果不是疫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最高决策介入就缺乏依据，但到了具有足够依据启动最高决策那个时候，介入就在时间上就肯定相对拖后。

　　从决策角度看，封城令很关键，解除或者集中了政治场域的风险于顶层，最大化了官场的执行力，造成了最小化外地感染的结局，湖北之外地区迅速达到可防可控状态，才是能够集中全国力量救治湖北疫区的先决条件。此中，中央政府的主动性大于地方，地方政府主动性大于医疗体系。

　　对照而言，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封锁令失败了，结果疫情蔓延到了全国，要不然就不会今天这么惨了，要是更早些动手且得到民众配合而成功，那他们也有能力集结全国医护力量，去打救伦巴第一个地区的。意大利封锁令失败的关键，就是缺乏民众的自觉配合。所以，封城令除了在行政体系起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巨大宣传效果——借此把民众心目中间的警戒水平提升到最高限度，然后求得民众的主动配合与支持。

　　所以，中国封锁令成功的关键，是得到了全国民众的主动配合，故封锁令的执行效果极好，要是西方民众那种“吊儿郎当”的状况，恐怕也很难达成目前这个相对好的结局。从这个地方看，中国的优势最主要是个人性的——主要也是源于基础平台的特点，大多数民众都服膺于科学防疫要求，市民的自觉配合宅家和出门戴口罩——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服务于护佑他人，这个与西方人一比较，差距就格外显眼。

　　同时，中国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否真心自愿，只要是没有逃避到疫区支援，就已经很不错了，等同于轮到他们上战场的时候，都没有逃避，所以才能把一场疫情控制战役打到了今天这个结果，这个应该高度肯定。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个近似于上战场，确实有很高风险，但他们没有选择逃避。

　　孔夫子还说过“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确实大多数医护人员做到了，等到他们自己应该担负起来的时候，担当都还是不错的。虽然平时医患关系不佳，整个医护队伍通过武汉战役的检验，还是得到民众信赖和肯定的，这说明是异化的医改方向制造了医患对立——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恶劣体制的问题，这一点发现也很重要，现在迫切需要思考：如何才能够逐步撤除错误医改方向塑造的、在医患之间制造无穷对立的异化医疗体制。

　　五、国际比较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果

　　武汉疫情初期是否可控，其内在机制并不复杂，尤其是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种种措施，均在人们日常经验和常识范围内，只要认真思考就能够做出相对靠谱的判断。但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一些自视甚高的知识人，却拒绝运用头脑思考这个严肃的具体问题。

　　在相信和吹嘘吹哨人的背后，是隐蔽召唤出一个官场超人形象——这个超人能够就一个很有限的信息做出正确决策，避免后续大部分恶果。问题是，这个超人可能在现实中间存在吗?知识精英号称一个民族的头脑，但恰好中国的这一批知识人的惯常选择是：拒绝运用他们的头脑。此种状况的大面积存在，确实意味着整个儿的官场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毕竟官场成员都是从教育“生产线”上“透过机械复制程序”下来的产品，不可能完全摆脱学校塑造的缺陷或特点。

　　事后回顾，不管是疫情初起的控制传染源和阻断传播途径，都很难在现实中间实现，吹哨人假设的官场超人在现实中间不可能出现。除了封城与封小区这个极端选择之外，民众中间感染扩大的路径很难阻断，但要成功做到封小区，所花时间今天去做也不会更少(武汉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才建立起网格生活物资供应渠道然后实现封小区)。哨声一响，效果立见的可能性，在现实中间并不存在，现实中间能够起作用的，就只有各种人力物力资源调度方案及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成预期效果。

　　不要说全面阻断民众中间的隐秘传播路径，就算是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过多——高达1700余人——这个更小的具体问题，现实中间也没有太好的答案。其关键原因在一级防护具不敷供应的那三个星期时间内，是否坚持医院继续开业和收治病人，若是，则感染数量大的结果，就近乎无法避免。按照武汉医护人员大批被感染的教训，凡属潜在感染者过多的城市与国家，全部医护均应该着一级防护具上班，但这样一来，短期内的供应缺口就会十分巨大，持续多长时间不敷供应，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产能提升速度。如果就此安排一个全球供应能力提升比赛，中国差不多花了三星期填平缺口，这个成绩肯定全球第一，但这也不体现制度优势，而是源于制造业产能全球第一的现实。

　　现在美国也做了同样的选择——强硬要求医护人员在缺乏合适防护具条件下上班，估计医护感染数字肯定会大于中国，持续时间也会更长。这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没有一级防护具医院要不要关门?不选择关门，就会出现大量被感染的后果。西班牙不是医护感染近万吗?这个数字还在天天扩大，肯定还会持续更长时间，这中间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他们的制造业基础远不及中国。

　　说到最后，不加思考的地胡喷，说到底还是人品决定的，无关立场左右，通情达理的正派人不会过分去纠结某个具体的“岔子”不放，拒绝观察全局和进行合理对照，再给出全面的评判。而总是揪住“岔子”不放的人，多半也会同时拒绝运用头脑思考问题。在这个方面，泛左翼的表现远好于右翼公知群体，这并非简单意味着立场优胜，而是平均人品得分领先。

　　而死抱住官场超人形象不放，振振有词地批判别人或者官府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帮子试图道貌岸然地装一把正义的喷子而已;在较为隐秘的内心里，还偷偷给自己发放了一块智慧无双的奖牌——我发现了一个原本可以避免重大损失的高招，我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啊!无论是道义地位装叉，还是假装高明，都是一种隐秘的沙文主义心理作怪而拒绝运用头脑。

　　说白了，这种死抱住官场超人形象说话的知识人，不过是潜意识里自己给自己构建道义高位和智慧高位而已，体现的恰恰不是他妈的额道义和智慧，而是群体性的异化——他们已经异化到了拒绝运用头脑的高度了。在这些人异化的头脑里，信息和正确决策，自身就足以决定一切了，似乎精神直接就能够干预物质世界了，现实中间的人力物力资源调度和运用的实际可能，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这只有传说中间的神仙，才真的可以免于物质世界的约束，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需思考物质世界的执行力或者产能缺口问题。

　　说到最后，那些吹嘘吹哨人的知识人，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思考物质世界的问题解决方案，甚至还没有真正具备在现实世界提炼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种浮夸的风气在知识界里大范围存在，才会制造出此种毫无头脑和毫无节制的舆论风潮。在这个风潮的反面，也揭示出官学两界的实际能力到底咋样了——他们都是同一个教育体系和同一个教师群体教出来的学生，眼高手低且满嘴胡喷的是绝大多数，官场也不见得更少只是表现机会没有学界多罢了，这才使得整个抗疫成本没有下降到合理程度。

　　不是官场不存在问题，但问题不是吹哨人狂欢指出的那一个问题，而是反过来，愚蠢的吹哨人狂欢才真问题所在——是知识人头脑无能这一实存状况的自我呈现，这个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官场和医管与疾控中心等相关机构中间。这才是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一事当前不是务实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先想着表现一把自己顺便捞点私利，知识人的吹哨人狂欢(秀无脑的正义感)，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赶着发英文文章，官场秀政绩秀能力或者报喜不报忧，就是很少人关注如何认真解决真问题。

　　官场是存在着严重的投机或者机会主义的，医管体系和疾控体系同样如此，但是相比较鼓噪起吹哨人狂欢的媒体和学界而言，前两者的机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严重和露骨。

　　依据老田的判断，鼓噪出吹哨人舆论风潮的媒体和学界，才是全中国投机性最强最顽固的群体，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