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疫情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大PK，中国凭什么？_风闻

如同在空气污染中，人与人平等了，有钱没钱，呼吸的都是最正宗的PM2.5，在疫情面前，国与国平等了，愿不愿意，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已突破全球性危机的上限。

国内基本完成狙击，国外已然失控，全球正在翻版2月初的武汉曲线，却很少有人能复制我们的作业。

不能抄袭我们的作业，就只能各显神通，疫情应对背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再一次被推到了闪光灯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模式不辱使命。

通俗地讲，当今主流的国家治理模式，大概可以归纳为家长型、合伙型、朋友型三个主流范式，各自代表正是疫情中处于舆论风口的中国、美国、意大利和英国。

当然，一切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身上，治理模式不过是群体文化底片冲洗出来的彩照。人各有志，国各有治，效各有别，在疫情的放大镜下，分毫展露愈加毕现。

一、朋友型治理与疫情应对

所谓朋友，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抚慰，核心需求是相处舒服，而不是强调利益关系，也就谈不上约束，一旦约束过激，就容易翻脸。

反映在政体上，这就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最喜欢的民主方式，官方的名称，叫做议会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这两者略有差别，就是君主立宪制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国家形象代言人，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

朋友型治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弱关系，更多的是依靠的个体意识和意志、依靠法制和规则来实现治理的落地，这就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

在这次疫情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一大众欧洲强国，除了人口流动强度、经济实力、医疗资源、国内局势等方面的差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种朋友型治理在全国性突发事件下的力不从心。

这种模式下的政府，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央企的职业经理人，既要接受国资委的调控（议会），又要提防同行的攻击（在野党），更要面对下属公司的挑剔（公民）。

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意大利和英国等地，抗疫中的各种奇葩操作了，并不是政府不想强势控制疫情，而是政府在面对强势的个体，有太多的无奈。

第一，不能学中国封城闭关，封城了也没什么用。

先不谈封城的程序问题和政治风险，就是封城了，也封不住人。意大利是最先模仿中国封城的，最后还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封国的地方。一条禁令，怎么封得住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不要说自由身，就连监狱因为封城禁止探视，接连出现暴动，军方出手镇压，付出死伤60多人的代价，才得以缓解。

一句话，既然我和政府是朋友关系，你要封住天性爱浪的我，就没那么容易。特殊时期，这种不负责任的自由散漫，美其名曰叫做人权。

第二，不能学中国号召支援，号召了也没什么用。

既然政府和公民都是朋友，那么政府就是个行业协会的会长，给你面子大家都愉快，但大难当头，别指望强制要求支援，否则大家都下不了台。

近年来一连串的麻烦已经让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疲于应付，如今遭遇疫情大爆发，内部支援都不现实。没那么多的志愿者，也没那么多的党员，更也没那么多的积极份子，甚至都没那么多的专业人员，大家都在自求多福。普遍捉襟见肘的欧盟伙伴们就更别指望了，赛尔维亚遭遇的尴尬，足以让所有人寒心，于是，意大利把渴望的眼神，抛给了中国。

反观我们四万多医疗人员远赴湖北，无数党员和志愿者冒死上阵，感天动地，但在朋友型治理的国家，这比找朋友借钱还难。

第三，不能学中国发起动员，动员了也没什么用。

其实，不是朋友型的国家领导人不想动员，是动员起不了多大作用。伦敦奥运会，2012年Robbie Williams因为妻子临产，放弃伦敦奥运会闭幕式表演，这在中国基本上不可想象。深入骨髓的个人主义，决定了国家动员能力基本上就停留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极端事件，否则就寸步难行。

张文宏医生一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党员必须上，还只是紧急时期国家动员能力的一个小细节。中国一个发展如此不平衡，生活习俗差异如此大，人口密度如此集中的大国，封城之后，从最基层的普通群众，到最高层的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部调为齐步走，这个恐怖的动员能力，是其他国家想都想不了的。

总之，在朋友型的国家里，不管什么时候，政府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不能侵犯我的财产、不能损害我的权利，政府就是个协会，我交足了会员费，其他的事情，没问题就好，有问题就交给律师。

这就不难理解英国式的群体免疫大法了，虽然政府反复解释只是策略之一，但这看起来有点荒唐的举措，却有照章办事的程序依据。

朋友型治理国家，普遍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为个人主义开路，最后，极致的个人主义，让集体行动束手束脚。

在这些朋友型国家，特别是欧洲，如果疫苗的救命药不能快速出现，欧洲沦陷不堪设想。

也有人说了，那日本不是做得很好吗，那是因为日本只是借了一个壳，国民意识还是源于中华文化的集体主义占了主流，这才是日本成功的秘密。

在议会制国家治理下，议会给政府戴上了紧箍咒，导致政府的弱势和个体的强势，那总统制下政府相对强势，会不会更有作为呢？实质上半斤八两。

二、合伙型治理与疫情应对

比朋友型国家治理的政府稍微强势一点，合伙型治理的国家，大概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反映在政体上，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总统共和制，在亚洲典型的是韩国，尽管美国极力推销，这种模式实际上没那么完美，在全球的拥趸并不多。

这种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大，但也不是一手遮天。更尴尬的是，下级单位，很多时候，不过是个加盟店，远远没到俯首帖耳的亲密程度。在疫情下，特朗普迟迟不下达隔离封城的指令，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触发紧急状态条款，你下达了，各个州也不一定听。

合伙型治理国家，个体虽然受到政府的一定约束，就好比共同做生意的伙伴，但也有一个问题，就好比网购千万次，也不知道店家长什么样一般，这个牵涉利益的伙伴关系，弄得好是比朋友关系基础更牢固，弄得不好，就连朋友关系都不如。

与朋友型治理国家个体的强势大同小异，合伙型国家治理模式决定，政府的作为，也没法复制我们的经验。

第一，无法学中国无顾忌地决策。

以美国为例，在疫情的早期，特朗普政府操心选举的热情，远远超过对防控的关注，甚至四处散播自己欺骗自己的烟雾弹，来制造美国独好的假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纸包不住火，疫情的疯狂扩张引起社会恐慌，金融市场的几次断崖式下跌，终于让特朗普启动了战时状态。

也就是说，这种治理模式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首先权衡的是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从而在疫情防控上，不可能做到毫无顾忌地决策。

当然，韩国疫情防控能做到相对靠谱，跟日本的原因类似，这是文化的威力。

抛开疫情表现，韩国比日本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国家治理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治理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事实上的执行与美国还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无法学中国无条件地执行。

上面的执政党在打自己的大算盘，下一级的政府，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的法律，各个州也有自己的法律，光靠几部指导精神的条文，肯定无法兼顾具体实施的细节。跟中国不同的，联盟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在利益上，更多的是一种冲突关系，规则失效的时候，很难产生中国一样的上下级政府善意共谋行为。

同时，在规则内，联邦政府与各个州之间，也不过局限于权利义务的互相制衡，直白地说，一个州长，他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联邦政府负责。这就可以想象了，联盟政府的防控政策，最后必然是一级一级都是有选择地在执行。

第三，无法学中国无保留地投入。

在合伙型的国家治理下，下级政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加盟店，虽然共用了国家的招牌，但更多的还是要自负盈亏，比如在疫情的投入上，就不可能做到跟中国一样毫无保留地投入，更不要说像我们兄弟省份倾囊相助的壮观场面。

还有一个问题，给资本绑架的政府，还要顾及背后资本金主的感受。比如，资本家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防控资源，说白了就是更不容易感染，感染了风险也小得多。那么，对大部分在选票上影响有限的普通人而言，政府的投入自然就不会毫无保留。

虽然说人道主义是基本的普世价值观，但不要忘记，资本是没有人道主义的，索罗斯明知金融风暴会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却敢压上身家性命欲致人死地。讽刺的是，他还是美国人甚至全球人的超级偶像。

这样说来，所谓的小政府，不管是朋友型还是合伙型，也不管是个体和政府，都不能模仿中国的防疫操作。

三、家长型治理与疫情应对

中国是典型的家长型治理了，这种治理的特点，就是大家长，小个人，反映在政体上，我们自己叫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令出中央，全国一盘棋，分级治理，官僚体制化，这种集中式中央统筹和分布式地方执行，有一个难点，就是中央的原则性和地方的灵活性协调障碍，于是有了我们在大事件上的运动机制。在大运动时期，所有中央与地方的既定规则都退居其次，以运动作为临时最高准则。

在防控疫情的运动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中国再一次显示了国家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上的超一流水准。

但是，在疫情中暴露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突发公共事件上的短板，更要提防。

第一，前期反应过慢。

一统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决定了我们治理模式是向上负责制，上级掌握了生杀大权，让下级不敢犯错，只能小心翼翼求稳，报喜不报忧，甚至虚报瞒报难以断根。

在这次疫情早期发酵的过程中，虽然面对的是新病毒，决策需要医学专业上的决断，但是不能排除湖北和武汉市政府存在维稳心理、存在侥幸心理、存在惯性思维、存在唯上思维，延续了最重要的战机，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疫情只是一个试金石，很多重大危机，都能找到我们前期反应过慢的影子，总是要等到逐步失控的时候，再让大家长来收拾局面。

第二，中期用力过猛。

一旦启动运动模式，我们政治动员能力和资源统筹协调能力，就开始爆发巨大的能量，但这种打破既定规则的运动模式，往往会付出用力过猛的代价。

在疫情防控中，不管是无差别的隔离，还是一盘棋的停工停产，不管是临时管控的一刀切，还是超长期封闭之后的秩序恢复的尴尬，既有用力过猛的痕迹，也有公共管理乏力的被动。

当然，为了疫情的战役，我们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但这不仅是疫情的问题，在运动模式激发的时候，我们往往都难以避免用力过猛，这对规则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都会有一定的冲击。

第三，后期纠错不力。

疫情还未结束，我们还面临着海外输入的严峻形势，但有些地方已经蠢蠢欲动酝酿表彰了，我们的运动一旦完成，庆功的冲动远大于纠错的欲望。

很多错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犯了，这次疫情，与2003年非典，剧情惊人地相似，只是我们这次教训更惨烈。偏爱野生动物的陋习，不管是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还是保护我们自己最基本的生态，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我们花了17年，都没有取得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

与疫情相似的剧情太多了，反应我们纠错机制一直存在问题。小错不重视，大错不饶恕，总是要等到大错铸成我们再去亡羊补牢。

追根溯源，以上种种，涉及的是家长型治理模式中规则制定与执行的难题。清官难断家务事，家长制治理，内在的逻辑和规范，一直是一个考验，毕竟，家庭之内，是一个情理法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抱怨，就像谁都可以骂自己的学校、骂自己的家乡，但只有跟外部比较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学校和家乡的好坏，内心的天平才有客观的筹码。

我们选择家长型国家治理模式，疫情从一个侧面，已经给了答案。

四、为什么中国必须选择家长型治理模式

国情！国情！国情！

任何脱离了国情的理论，都是不负责任的玩火，而我们中国，100年前就已到了不允许犯错误的关键路口。

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对内，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民族众多、人口巨量、素质偏低、文化多元、地域广袤、历史复杂的大国；对外，我们是一个面临主流世界歧视、排挤、封锁的小国。不了解这个基本国情，想当然地非议甚至是自我诋毁，都不算是有良知的国人。

我们不是韩国，更不是新加坡，集中做好几百万几千万人口，集中做好一两个城市的治理，就能成就一个治理样本，就好比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可以运用到几个公司，但要用这套制度运用到中国的所有企业，只会是一场噩梦。

家长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第一，如此复杂的国情，需要一个中心。

历史反复证明，我们的前辈也反复探索过，在中国近百年甚至当前的国情下，我们必须要一个中心，除此之外，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万劫不复的灾难。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想下好中国这盘大棋，不亚于痴人说梦。

第二，如此羸弱的国家，需要一个方向。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不充分的国家，不管是陷入形而上的制度讨论还是落入僵化的教条辩论，都无法回答中国如何发展的现实拷问。没有中央的集中统筹，一穷二白想成就大国，基本是异想天开。

第三，如此多元的大国，需要一个权威。

百年来，我们一度要将自己的文化赶尽杀绝，事实最终证明，我们的文化才是民族的根本，这个文化多元的大家庭，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声音，更有国外的杂音，没有一个权威，只会陷入无头苍蝇般的作困兽斗。

总之，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也有自己的缺陷，但只要方向对，路阻且艰更显事业伟大，而且，这种道路，不仅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参考，更为世界提供了一套新模板。

五、为什么世界需要中国模式

纵观西方民主与国家治理，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的无非两个，宗教的精神奴役、王权的不劳而获，以及宗教与王权的人身管制，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算了算，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享受。

但是，过度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让西方的国家治理丢掉了宝贵的集体主义，成为撕裂社会的罪魁祸首。不管是人类基因自带的群居需求，还是社会公共治理的需要，甚至是维系家庭和人情的纽带、传承集体意识和意志，都离不开集体主义。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在个人自由狂奔的路上，大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覆水难收。

一个明显的弊端是，个人自由催生的达尔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正在展示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如果说，之前的一个工厂资本家，还停留在一心谋求小区域的商品利润，那么现在的金融资本家，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球，实现了从政权到舆论的全盘控制，主宰着换个了马甲的新奴役时代。

世界正在起变化，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上的这一套治理结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

首先，宗教的奴役基本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现在是人主动选择宗教，不是宗教在选择人。其次，王权也基本不复存在了，坐在统治阶级宝座上的，反而成了资产阶级队伍里面的自己人。换句话说，现在的宗教和王权的奴役，在理论和事实上，都失去了主流意识拥护的根基，当初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

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坐轿的人总是要比抬轿的人少，现在，最先挑起革命的人，自己坐在了轿子上。当然，现在的资产阶级统治阶层，被迫接受了广泛的监督和制衡，也没有了王权为所欲为的逍遥快活。只是，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帜推翻了旧的世界之后，在新世界里，这两个主义也正面临新的考验，他们是打江山的武器，不一定适合守江山建伟业，至少有待检验。

第二，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崛起与工业大生产时代的资产阶级，迫切推翻王权，源于自身实力的增强，既要获得大生产的土地和资源的支配权，又要获得商品交换的护身符，也要获得大生产的剩余利益，更要构建一套有利于大生产的制度秩序。在物质生产的年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是，建立在物质欲望基础之上的两大主义是一条单行道，只会日益泛滥不会自我收敛。当物质生产日渐丰富之后，不管是家庭伦理还是社会秩序的构建，更需要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来普照人心。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的海洋文明过后，时代进入了天空文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正在裂变，转向虚拟和软性，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上层建筑，多少会付出集体沉沦的代价。海洋时代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利益阶层对新生产力的态度，肯定不会坚决拥护。

不管是整个人类还是一个国家，更需要的是协作，而不仅仅是竞争，这种大规模跨区域的协作，肯定不仅是技术上的协调，更需要的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意识和强有力的政府来驾驭。

第三，全球治理秩序发生了变化。

主角龟缩，配角彷徨。

如今的全球化，正在面临主角们的全线龟缩，美国大面积退群只是龟缩的一个信号。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在疫情下如此孱弱，寄托于世卫组织几个官员撕心裂肺的警告，结果就是白白浪费了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争取到的一个月。

如今的全球秩序，就如同一个赌场，口袋有钱的人越来越少了，个别有钱的赌徒，自然就没兴趣玩了，而经营赌场的庄家们，一时也懒得用心收拾这个烂摊子。但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整改这个赌场的物业，要把赌场改造成一个自由交流的会客厅，庄家们气急败坏却也进退两难。

之前怀着美好幻想的配角们，咬牙进入赌场，发现自己永远做不了庄家，稍不小心就血本无归，自然就想着回家。现在眼看有人来整改，反而成了全球化的拥护者，但却缺乏推动全球化的实力，只能彷徨观望。

这一切，说明构建这套秩序的逻辑出了问题。单边主义、优先战略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世界秩序中的投影。

中国治理模式中，对外主张的和平共处、共建命运共同体战略，自然也就会迎来越来越多的投靠。

第四，国家治理模板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西方主流世界的统治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还只是发达国家需要面临的新挑战，那么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治理模式的讨论问题，而是要用治理模式来有效发展经济的问题。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煽情的推销下，生搬硬套他们的治理模式，就如同一个刚刚摆脱温饱的打工者，开始东施效颦追求大老板的生活方式，结局就可想而知了。拉美、亚洲和东欧的诸多国家，中这个圈套陷入泥潭后方大梦初醒。西方国家的推销，无非是要所有人建立与他们一样的规则，然后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获利，就如同一个出老千的高手，吸引所有人上赌桌。

当英美模式经检验不能适用所有人的时候，我们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治理结构，正在全球种草。虽然中国模式同样不见得适合所有人，但借鉴中国模式即使不完全成功，他也不会伤害无辜的人。因为我们的模式，是一种内外兼修以内为主的道路，不会强制在外部谋求不当得利；其次，我们的模式，不需要生搬硬套别人的体制，他更加尊重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个性。

我们在治理结构上的新模板，到了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时候了。

六、疫情与全球历史新分期

疫情凶猛。

中国治理模式，中国人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展现出的文化包容性、民族坚韧性、意识一致性，必然会重塑全世界对中国集体主义文明的新认识、新认知、新认同。

我们的治理模式，虽有不足，但事实证明，他经得起从理论到实践的长久考验，并且这种模式正在蓄积排山倒海的巨大能量，越是波澜壮阔，越能踏浪前行。面对全球疫情，某些所谓的全球领导者，光说不练，甚至瞎说瞎练，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物资，我们的志愿者，已经在默默支援全球，充当定心丸。

那些屡屡对我们的治理模式指手画脚、恶意中伤的大佬们，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重申两句话：

别总想着当别人老师，先管好自己的孩子。

如果实在没能力管好，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疫情不仅是一个病毒，正在全球疯狂发酵的病毒危机，必然会引起世界一系列的震荡和调整，甚至可以大胆地设想，疫情之后，全球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分期。这个历史分期与历史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样，当时，只是一个小事件，回首，已是一个新纪元。

站在这个新纪元的起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解决的共同难题，远远不止于疫情，生态和资源、贫困和动乱、人口和健康，甚至包括多元文化下全人类和谐相处，都是比疫情影响更深远却又更艰难的大事。

只是，全球疫情下，这个全球命运共同体，找到了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方式、新策略、新路径，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文明以及由其衍生的中国治理模式，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另一个方向、另一个模板。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循环中螺旋上升，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疫情的偶然性推动下，已悄无声息地按下必然性的快进键。

疫情中世界对我们的回应，将会成为中国复兴进程中永久的回响：

你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