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未来三十年，谁主沉浮_风闻

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美国对我们就没有消停过了，机关算尽，中国反而越打越强。

2017年，中国GDP已是日本的3倍，两极格局板上钉钉，美国手忙脚乱地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这是美方各股势力少数达成共识的事情之一。

中美关系转折点来临。

2018年，美国再次祭出了压箱底的神器——贸易战，撕下伪装的面具，獠牙愈加阴森。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不管用什么方式，也不管使多大力度，中美之间的博弈，注定不可避免、不可调和、不可逆转。

小而言之，这是两个大国的搏击；中而言之，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大而言之，这是两个文明的交锋。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在做中美对比的时候，单项的对标没有绝对的参考价值，无论是从经济、科技、金融、军事的一个方面还是综合的分析，都不能还原中美之间的真实状态。就好比忽略人种和审美的差异，对标一个美国人来改造五官，最后落到的结果就是东施效颦的自毁容颜。

中国跟美国，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外在的博弈只是眼花缭乱的表象，看清背后的驱动力量和国内外的形势，才能穿透迷雾，就像我们不能光从一辆车的速度和外形来判断一辆车的性能一样，更重要的是发动机的排量和行驶的道路。

中美博弈的背景，集中起来，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美国会领先中国？

第二，双方内部的压力是什么？

第三，双方外部的挑战是什么？

一、为什么美国会领先中国

1、美国的内部驱动力。

每当溯源美国，大家的目光总是会转向1620年的冬天。

那年的11月，35名清教徒领衔的五月花号，在冬天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成为这个地球的霸主。

在英国受尽迫害走投无路的难民，发誓要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团体，于是在光棍节那天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别看这只是一个41个成年男子签字的一张纸，他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批沐浴过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萌芽思想的余晖，经受过新教思想改造的冒险家，在探索自己建立组织，自己管理自己，不受任何强权的约束，这就是美国大陆上民主自由思想的原点，号称美国的出生证。

历史再回到17世纪，那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满腔热血开辟的如火如荼的海洋时代，这个时代从理论上讲，肇始于15世纪的大航海，一直绵延到二战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这也是美国真正确立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起点。

重点来了，为什么是白手起家的美国人，赢得了海洋时代呢？

这得从海洋时代的特征开始说起。

海洋时代，是商品大流通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大扩张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商品全球大交换的时代。

要实现商品大流通，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大生产，第二个大交通。大生产就是铆劲做，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多越快就越便宜，越有竞争力；大交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闭上眼睛都知道海洋风险最小成本最低，这也是为什么海洋时代的霸主，都是从一支超强的海军开始，西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是早期的美国，概莫能外。虽然盲目扩大生产也带来了经济危机，但只是经济史的插曲，大生产的主旋律一直高奏凯歌；虽然后期随着火车、汽车、飞机的发明，大交通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轮船延续了成本和运量的优势。

这两个条件美国具有先天优势，地缘政治奠定了美国霸权的基础，没有外界骚扰，广袤的大陆和无尽的海岸线，让美利坚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尽情驰骋。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再回五月花号公约的话题。这群清教徒，有几个特点，第一有思想，渴望自由；第二，有集体共识，要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第三，一无所有但有身体，一穷二白但有梦想，最主要的是没有羁绊，一身坦荡闯江湖。

这些特点后来演绎成两个东西，第一是民主国家，第二是自由个人。当国家和个人逐步融合，诞生美国的三大主义：个人主义、金钱主义和自由主义。

拉塞尔•米德将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归因于新教伦理、普通法传统和理性精神的成功，实际上，大概也是在为这三个主义在寻找理论上的安慰。

从这里，就不难发现美国在海洋时代崛起的秘密了。

个人至上，每个人都在光明正大自私；金钱至上，每个人都在理直气壮赚钱；自由至上，每个人都在纵横四海奔波。

一群极度渴望改变命运的冒险家，由一个没有负担和战乱的国家护航，在一块和平的超级大陆搞生产，在海洋时代，崛起是必然的结果。

自由开放的美国吸引了全球的精英，很快建立了金融、贸易、军事、科技上的绝对优势，逐步坐稳全球霸主宝座，并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这促成了美国的百年辉煌，余威至今犹在，但本质上的三大主义，半点都没有改变。

凡事利弊相依，其利越大其害愈深，这三大主义，肯定也有自己的局限和弊端，这是客观规律。

2、中国的内部驱动力。

中国跟美国自始至终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中国跟任何国家自始至终都是不一样的。

首先，中国一统制的超强中央集权，大秦之时就早早得以确立，这是我们的帝国与其他帝国最显著的区别。我们家产制中央集权在农业文明时代，是制度设计的顶峰，无论王朝如何轮转，总能满足当权者千奇百怪的需求。不管是分裂时期觊觎中原王朝的外族，还是乱世中谋求取而代之的本家，在帝国建立以后，顶多是搭积木式的组合拼装，对体制的积木本身根本无法撼动。

历史上，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帝国，征服者总能拿出一套自己的治理模式，但历史如烟，楼起楼塌，只有我们的的体制管用两千年。

其次，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春秋战国时就早早得以确立。最神奇的是，我们的文明，虽历经劫难，却从未断裂。大概是我们的文明支撑了我们的国家体制，我们的国家体制反过来护佑了我们的文明。世界上其他文明虽然一定时期比中华文明发育得更早更成熟，但都消失在地面之上，冥冥之中，我们的文明却总能大难不死。虽然，相对而言，祖国西部的山脉和荒漠屏障，成就了中原大陆的相对安宁，但这不能作为我们文明延续的唯一解释，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应该是我们文明内在的生命力。

再次，我们文明的原点跟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最显著的区别，我们的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没打算和宗教搭上关系，我们情愿信仰变幻莫测的天，情愿捉摸漂浮不定的人，我们也不愿意戴上宗教的枷锁。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信仰，那是不懂中华文明，我们的文明一开始就把关注点集中在人身上，我们不需要假借神的旨意来获得心理上的正义和慰藉。也就是说，当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将人从神的手里解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早在他们一千多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明白了以人为尊的道理。

总结起来，以协调人与人关系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有三大特征，农业文明的集体主义烙印、道德至上的圣贤思维、中庸主义的自省思想。

反应在国家发展动力上，集体主义让我对一统制有一种习惯性的接受度和认同感；道德至上让我们对金钱有道义上的排斥，更多思考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庸主义让我们保守而自省，更容易向内自修而不是对外扩张。

在生产力寄托于人畜数量的农业时代，我们的文明就是一个完美的底层秩序。当生产力突破了人畜，就制造了我们近代史上的悲剧。

文明的生命力在于进化，我们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中，同样爆发了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一种永远向上的集体力量，只要找到方向，就能华丽绽放。

即使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我们骨子里的传统从来没有丢掉。集体主义让我们顺利完成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过渡；道德至上让我们总有一大批的精英为国为民奋不顾身；中庸主义让我们能更自信地兼容并蓄。

一个文明的成熟度有两个标准，第一是能承认和接受其他文明共同发展，第二是能吸引和融合其他文明不断进化。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在当今的世界，仍然算是相对成熟的文明。

在接受融合的过程中，个人主义、金钱主义、自由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将这个历史拉长到一千年，将这个文明放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眼前的一些问题，不过是个文明进化的副作用。

中国和美国的文明特点和国家治理，是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两个高峰。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的生产力，第一次突破了大陆和海洋的局限，进入了天空。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个时代，为了区别，姑且叫做天空文明。这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世界由现实转向虚拟，由物质的硬实力转向文化的软实力，物质生产已经不是人类的难题，文化的秩序和灵魂的拷问才是永恒的困境。

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再次进化。从巴比伦算起，农业文明持续了5000年的辉煌；从大航海算起，海洋文明经历了500年的演化；天空文明在技术的推动下，会持续多长时间，或许谁都不知道，但我们正在经历这出戏的开幕。

扯太远了，不能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文明，就如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不过是自娱自乐的一个思想游戏，回到中美两国的内外形势上来。

二、双方的内部压力

当今的中美差距，远远不是几个数字可以概括。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在军事、科技、金融方面的领先性，远远不止是GDP的总量上的优势。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国内一个大型工厂，生产总值很快要追上一个世界性的品牌公司，实际上，这种比较的意义并不大。

当然，美国国内不见得都是好消息，她要面对的问题，不见得比我们少。

第一，愤怒的中产阶级。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早早就进入了资本时代。资本的血性就是逐利，最后，资本家绑架了国家。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收入普涨的年代，一片欢歌热舞，一旦进入滞胀，用脚想也能知道，掌握了大资本的人，肯定是赢家。

美联储的研究显示，在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美国所有财富的70％，1989年，是60％。同一期间，最富有的1％家庭在美国所有财富中所占比例从23％增加到32％。

最惨的是占70%以上人口的中产阶级，近二十年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资本不认人，美国资本家不仅是玩全球人，也会玩自己人，一场金融危机，就可以把一大批美国中产家庭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让我们拿着八九十年代的工资，也就是说还拿着父辈的收入，再好的脾气也要骂娘吧。

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奢侈。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国人，消耗了世界上25%的资源，连奥巴马同志都在警告，一旦13亿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这个世界来讲，就是噩梦。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收入不增长，奢侈要继续，中产阶级的愤怒就可以想象了。

这种愤怒直接刺激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矛头直接对准了精英阶层，希拉里的落选，大概也是拜这个所赐。

中产阶级的问题不能解决，一个特朗普式的总统，恐怕无法引领美国走向新的繁荣，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莽夫可以制造快感，但无法创造盛世。

说个闲话，为什么西方的无产阶级甚至是中产阶段，都没有成为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掘墓人。道理很简单，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几台简单的机器加一个万恶的资本家。无产阶级一旦足够愤怒，完全有可能将这个资本家逮住一顿胖揍。但到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金融资本的时代，出现了几个变化。

其一，只看到资本，看不到资本家，管理无产阶级的公司中高层，自己也是一个打工的，资本家早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组织，也就是说，想揍人找不到对象。

其二，资产阶级的队伍，早已不是拥有几支枪的护卫队，他进化成了可以上太空可以发核弹的暴力机构，单凭无产阶级的一腔热血想让资产阶级退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其三，资产阶级变得更狡猾了，各种思想的深度、各种创意的能力、各种发明的高妙、各种创新的本事，是资产阶级在引领社会的进步，无产阶级不要说战斗，连说理都说不过了。

其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无产阶级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或者说，每个无产阶级，都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无产阶级发现要革自己的命，或者说要革自己若隐若现的理想的命，自然就没那么坚决。

如此说来，西方的无产阶级，既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更没有掌握资本，自然而然就肩负不起粉粹资产阶级的使命。

第二，产业创新的压力。

如同一个领导人，需要不断创造新思想来引领道路一样，处于产业顶端的美国，需要不停创新来保持领先位置，来激发新的增长点，这是不进则退的压力。

几次把制造部分抛出去之后，美国的服务业已创造80%以上的GDP，制造业占比仅11%。

我们不能说美国出现产业空心化，因为美国对全球的制造业，还有超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管是品牌的强势还是技术的领先，都足以掐住大部分制造业的喉咙，这是美国与香港二产困境的根本区别。

但是，制造业占比过低也会造成问题。首先，是就业的不足，制造业的就业优势是任何产业无法比拟的，附加值低反而成就了磅礴的就业需求。其次，远离制造业的环境，容易失去制造业二次创新的机会，毕竟，问题都在现场。再次，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来保持领先优势，一旦技术创新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就会出现投资回报不足的窘况。

近二十年以来，基础性的科技创新大突破疲软，是美国产业或者说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回到占比第一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进一步剥夺了中低端就业人群的发展机会，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必然导致全球最优秀人才的汇集，对美国中低端的中产阶级而言，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同样，在香港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自由国度的美国一方面要吸引高端人才，一方面要讨好国内的中产阶级，这肯定是一个矛盾。

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服务产业的创新，在全球其他地区纷纷展开局部蚕食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创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国家治理模式的尴尬。

阶级社会的国家治理没有秘密，就是尽可能汲取劳苦大众创造的财富，又不至于引起激烈的反抗。在农业文明时代，就是劳心者充当国家的管理者，劳力者充当财富的创造者。在海洋文明时代，劳心者出现了分化，一部人是国家的管理者，一部分人成了新财富的创造者，这就是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队伍。资产阶级需要生产要素和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希望这种自由流动得到国家力量的保护，又不希望被国家机器绑架，民主制就是必然的产物。

拥有资本和力量的资本家理所当然就是国家的控制者。

美国经济基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美国的资本积累，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也就是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也没有必要实行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真正底气所在，也是美国国家治理的根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立国之时就确立的联邦制，满足自由民主诉求的同时，国家机器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资产阶级集团和各个独立州政府之间的妥协产物。这种合众国制度，在对外的时候，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对外的时候，上下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但一旦涉及对内，就会有一些尴尬。

第一，一旦涉及全国性的大事，往往寸步难行。中央力量的薄弱、内部利益的分化，加上个人主义的强势，让全国性的大事件，只能停留在普遍受惠的层面，否则就寸步难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连一条高铁都修不成，肯定不是技术上的困难。

第二，民主容易沦为斗争的武器，没有人可以逃过被斗争的命运。特朗普政府的停摆，特朗普在国内的各种奇葩操作，甚至是特朗普的上台，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民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过于依赖法制，对伦理秩序和社会秩序都是一种伤害。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比如，每年上万亿美元的律师费用，某种程度上是在讽刺治理制度的无能和无效。法制是维护秩序的底线，习惯于用底线来斗争，对伦理秩序恐怕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官司中胜负都谈不上绝对的赢家。

当然，我们不是在歌颂专制，权力没有约束的一统制，不管是政权的合法性，还是官僚体制的效率，都面临长久的考验，并且，国家兴衰，寄托于少数伟人的英明神武，国民的幸福就是一场赌博。

美国的治理模式，经检验是成功并且有效的，但作为一个工具，她自身也有很多的弊端，美国极力在对外输出，但不见得适合所有国家，

美国内部的这些问题和压力，曾经成就过美国，也有可能会拖累美国。同样，我们的内部，也不是万事大吉。

2、中国内部的压力。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大型集团管控和持续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规范和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复兴的通道，总体的成功，掩盖不了局部的矛盾。

第一，集中城市化带来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超级大国，但农业文明时期，封闭的区域管理，向内对比，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心理不平衡。改革开放打破这一切，跨区域的规模化流动在成就急速城市化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大城市和小县城、大乡镇和小农村的差距。先富起来的区域，不管是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还是自我保护的动机，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都很难实现当初反哺落后区域的目标。这是当前中国自由市场和法治规范的必然产物，抛给政府一个偏离设计轨道的难题。

有两点已经不容忽视，第一，广大农村和乡镇青年人口，大规模流向中心城市，不管是数千万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还是数亿打工人群的城市归宿问题，甚至是家庭亲情的割裂问题，都已成为社会的大伤疤。第二，留守农村和乡镇的中老年人，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造成大批50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所事事。这些人从城市打工回到农村，除了偶尔零工，只能悠闲度日，社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如今，这种不平衡已经不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同样有不可仰视的差距。同样是省会城市，把广州和拉萨放在一起，同样是一个省，把深圳和云浮放在一起，都很难想象是同一片天空下发生的事。

中国集中力量做大中心城市的思路，早期是被迫为之，就好比把大家的钱集中到一起做事业，问题是事业做成了，股份被少数人代持后，大部分人找不到变现受益的路径。大城市战略对GDP的创造肯定是成功的，但是大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集中做大中心城市还面临一个高房价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大批拆迁户现象。大学毕业的打工者，穷其一生背着房租房贷负重前行，本地人不需要出身高贵不需要能力不需要努力，凭着户口就可以坐享一世奢华，这是否合情合理，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我们是一个疆域大国，不是弹丸之地发展起一个超级城市就足以全民富裕，不能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没法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当效率发挥到了极致，公平就要逐步摆上议程，否则，效率也会扼杀公平。

第二，官僚体制与经济治理的不协调问题。

中央集权的一统制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障我们大局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基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与现行的经济治理结构，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由于历史原因，政府自上而下拥有大量的经济主体，这给行政管理之外的市场经营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不是新加坡，管控好几家国企就能掌控一切。

官僚体制下的经济治理，有几个弊端。

第一，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同时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这就好比裁判的儿子上了赛场，没有危机的时候，裁判的儿子得到无形的呵护，一旦出现危机，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奇观。

第二，政府主导的经济主体内部架构，与政府是一个互通的圈子，随时一个国企的董事长可能就变成一个省的副省长。在政治第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用做政治的思维来做企业管理，重心必然放在人身上，而不是事身上。

第三，我们的官僚体制决定了绝对的向上负责制。这就意味着，一个对企业管理并不专业的上级政府领导，对企业经营决策有直接影响力，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这也为权力寻租、交叉腐败、团伙织网提供了温床。

第四，政府经济主体的负责人，手脚受缚，缺乏动力，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最简单的表述是，干得不爽，拿得不够，社会上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就很难融入这个体系。

这种体制下，国企与民企的矛盾表现尤为突出。

国有企业是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的根基所在，国有企业一度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系，但国有企业如今在很多领域，已经出现与民营企业并行发展的局面。国企天生的基因和治理结构，决定了其不是市场效率的优胜者。国企在部分领域的过度参与经济活动，最大的弊端不是争利争名，而是阻碍了我们推行的市场经济大局，干扰了局部的经济秩序。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提倡公平竞争，但王思聪和一个普通创业者，本来就不是一个层面的竞争，更谈不上公平。

民企的活力既可以促进国企自身的进化，也是产业升级的希望所系，更是市场经济深度推进的动力所在。只要民营企业能创造和发展生产力，他就代表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这股力量就不应该也无法阻挡。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不平衡。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有过中国这40年的物质爆发，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荡。工业机器用200年的时间碾过西方世界，却要中国人用40年的时间重走一遍。一个尊重传统和历史的民族，一个恪守伦理与秩序的社会，在突如其来的人类变局面前，精神上承受了一系列自上至下、从内而外、由浅入深的冲击。

首先，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冲击。

中国人一直以克制自我为荣，以集体优先为荣。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社会化大竞争，如果说农业社会，主要还在比拼田间地头的体力和投入，还停留在左邻右舍的收成较量，那么在工业社会，就变成了全球化的陌生人之间的智慧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无形之中就变成全球生产要素中的一环，竞争的压力就是随时悬在头顶的利剑。同时，集体的概念变得日益模糊，集体不再是一个唯一和稳定的具像组织，而更多的是一个临时的合作结构，个体的归宿感只存在个体的内心。

无论是出于向内的自我保护，还是基于对外的个体竞争，个人主义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还能用宗教慰藉自己失落的灵魂，而我们，只能在传统的集体主义中找到新时代的注脚。

其次，金钱主义对道德至上的冲击。

大生产带来商品大繁荣，商品穿上金钱的外衣，成了刺激欲望的春药。

全球化让地球人对成功的表面定义从未如此一致，甚至，全球的成功人士，生活方式都日趋同一，金钱主义成为无往不利的通行证。我们的历史，是鄙视商人压制商人的历史，历史上，我们对高尚和伟大的定义，基本上跟金钱没有关系。

我们如此之快地接受了金钱主义，有很大一个原因是积弱积贫的近代史，让我们压抑的屈辱和欲望，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欲望与道德往往是两个相悖的名词，但道德可以拯救欲望，欲望拯救不了道德。如今，已是温饱之上的我们，能否在全球金钱主义的单行道上，找回一点曾经的矜持和独立，才是我们文化的底色释放价值的更高意义所在。

再次，自由主义对中庸思维的冲击。

商品大繁荣必然带来商品大流通，大流通要降低交易成本，必然要求自由流通，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延伸为一种思想。发端于欧洲的海洋文明，天生对自由就有无尽的遐想，夹杂这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就变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逻辑。这与我们的中庸思想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更乐于在动态中找到平衡点，在对立中找到缓冲空间。

极致的自由主义，时刻撩拨着我们妥协、中和的神经，被个人主义、金钱主义裹挟的自由主义，让我们的社会生活平添了更多的躁动和冲突，一旦压抑，就转化成了社会的戾气。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但中国人的传统让我们承受了更多的纠结和煎熬。

总之，我们的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能有效转化为新时代的精神，不能把普世价值观建立在我们独特的文明之上，背叛和传承，都将会是毫厘之间的抉择。

内部的问题，考验着中美政府的同时，也在考验中美两国的人民，全球化的当下，无人身在局外，中美内部较量微妙玄乎，外部的博弈同样扑朔迷离，甚至，逃离了国内势力的约束，外部的行为更加罔所顾忌。

三、双方外部的挑战

1、美国的外部挑战。

好比越处于食物链顶端，依赖的环节越多，处于全球化头部的美国，实际上上对世界的依赖比我们更深，这也是美国极力维持世界秩序的用心所在。

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的事和个人的事，其实差别并不大，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可以更加无耻，就好比特朗普面对轻微挑衅还可能保持君子的风度，美国面对外部挑衅，特朗普的美国马上就要跳脚。

美国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早已超过了综合国力的数字，就如同村里的首富兼任了村长，从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的强势，让绝大部分村民望而生畏，但这个坏脾气的村长，也正面临反对派的汹涌反击。

美国联盟裂痕已现。

大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盟，基本上都是美国在做盟主。美国的联盟，几乎触及到了绝大部分主流国家的各个角落。不管是得了事实上的好处俯首称臣，还是迫于淫威的被迫屈服，反正表面上看来，美国已经摆起了逆我者亡的架势。

天道有常，单方强势的联盟，不会是长久的联盟。美国人的基因和高度依靠资本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以我为主的单边主义，特朗普喊出的美国优先，只是把这种事实的窗户纸自己捅破了。

打个比方，美国就相当于一个不允许拒绝的老大，总是强行让人加入他的行动，问题他还是一个不允许异议的老大，什么事情都得按他的意思办，更可恨的是，事情做成了，论功行赏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过去，这个老大还算靠谱，总能给大伙带来一点好处，大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现在，这个老大自己好像有点玩不转了，开始打起了兄弟们的主义。

这就是美国主导的联盟在当下的微妙变化。

在欧洲，美国最大的联盟阵地，特朗普代表美国，多次送去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怒斥，欧洲的大佬们，内心还是贵族般的优雅，却在一个暴发户般的总统斥责下，抬不起头。

在南美，打着亲兄弟的幌子，美国人的资本家已经收割兄弟们好几茬的韭菜了，而且南美小弟们是敢怒不敢言，知道是美国人害了自己，却连发飙的对象都招不到。

在亚洲，以提防中国和俄罗斯为战略的联盟圈，除了支付美国的保护费，购买美国淘汰的武器，好像也看不到美国人大哥般的温情，还要随时提防大哥翻脸。

在中东，本来是一块宝地，美国人先挑拨大家乱战，再以救世主的嘴脸出来调停，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龌蹉目的，中东人大概也看清了美国的阴谋。

在非洲，美国人一直看不上的穷地方，也不忘简单粗暴掠取资源，然后如同嚼干了的甘蔗一般随地吐掉，非洲人民穷，但也不傻，事后也知道盘算得失。

世界各地，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已经从内部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这些裂痕要么转化成忍气吞声的同床异梦，要么转化成满腔怒火的激烈反弹。

同时，非友即敌的战略，让美国在同盟之外积累了广泛的仇恨，这些仇恨虽然短期内无法对美国本身造成威胁，但对美国人来讲，随时都是身边的定时炸弹。

不可一世的美国，已经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威风，尤其是二战后，一家独大，所有挑战者都被轻松挑落马下，这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张狂，同盟之外的难兄难弟们，仰视他作威作福的嘴脸，真的已经太久了。

当然，外部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正在影响和微妙地改变着全球的格局。

总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大概也到了还债的时候了。

2、中国外部的挑战。

谈到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来自西方世界的封锁一度让我们对外的道路举步维艰，绝境逢生，我们已经在狭缝中走出来了，但是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我们也有同盟，但同盟的力量仍然单薄，我们也有影响，但影响仍然过于薄弱。

第一，单薄的同盟。

虽然，我们一直努力在国际上寻找同盟，但我们同盟的力量，显然无法匹配我们全球第二的大国地位。

我们更要清醒认知的是，在国际上，我们基本上没有真正有质量的朋友，连完全靠得住的朋友都很少。

非洲算是我们最大的朋友圈，但非洲的朋友有两个问题。首先，整体实力不强，话语权也相对有限，除了经济上的合作和联合国的投票，希望依靠他们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还不现实。其次，随着非洲兄弟的缓慢崛起，非洲的价值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目光，我们和非洲个别国家的关系，还得经受时间的考验。

在亚洲，我们有一个好兄弟，就是巴基斯坦，巴铁起码到目前的表现来讲，算得上一个死心塌地的粉丝，但实力一般，如同乡下的好兄弟，总是满腔热情地掏心掏肺。越南与我们的关系现在看上去不错，但越南也是在大国间周旋的高手，在中美博弈中，越南应该是较大的受益者。朝鲜还处于顽固不化的阶段，要走的路还很长。其他的，大多在美国的威慑下，连跟中国打个招呼都要看人脸色。

美洲、欧洲我们不用想，中亚和东欧也是俄罗斯最后的势力范围，盘算下来，就知道我们国际同盟的单薄了。

第二，薄弱的影响。

我们对外部的影响力，主要还停留在经济交往的阶段，并且这种经济交往的质量也不算高，毕竟我们的产品和项目还不是顶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以一个大国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我们在其他方面还欠缺。

首先，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停留在内部防护和外部威慑的阶段，军事力量没有形成有效的外部增值。就如同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技术发明，但技术发明还停留在内部的产品运用上，对外的专利授权和技术运用都很有限。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海、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还有很重的任务，今后为我们对外保驾护航还有更重的使命。

其次，我们的金融和资本运作能力，与国际一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本时代，翻雨覆云甚至伤天害理的金融大鳄搅得世界血风腥雨，虽不正常，但不犯法。金融和资本的风险对一个国家影响越来越大，就如同带着全部家当行走在绿林地带，一个闪失就可能人财两空。而且有一个尴尬的情况是，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秩序，很大方面就包含了金融秩序，也就是说，你要进入世界，你就回避不了金融强盗，消极保护不如主动应对，这不仅仅是需要勇气。

再次，我们需要全新的形象推广，很多人对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堪回首的岁月，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就如同当初体制内的正式工，对走街串巷的个体户有种身份上的歧视，就算是个体户活出人样来了，也不愿意相信。形象推广既是硬实力的延伸，更是赢得话语权的需要，重新唤起世界对东方大国的记忆，重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重新对世界说清楚中国道路的价值，到时候了。

同时，我们也要适当承担国际责任，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以牺牲经济发展的大局来赢得浮名，只是说我们在当群主的时候，需要花点时间来管理群，我们在当成员的时候，需要更活跃的发言。

等等等等，我们在外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虽然，我们外部形势仍然严峻，但我们对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的朋友不多，但我们的敌人更少，就是说要致中国于死地的国家不多，我们的文化决定我们在对外的时候，有更多的包容和真诚。我们就如同村里来的外来户，虽然迫于村长的压力，还很少有人敢公然支持我们，但我们正在扩大正义的影响，与美国相比，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一旦到了一个零界点，就会产生巨大的向心力。

说清了中美的源动力、内外部的形势，中美博弈的未来就逐步清晰了。

四、中美博弈三十年

文明没有对错，赢得了内部的认同就能得到内部的拥趸，赢得了时代的认同就能收获时代的粉丝。

中国和美国文明的这几个特征，说到底，最大的不同，就是做人与做事的区别。我们的文明，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做人的境界，而美国的文明，则代言了做事的奥秘。

如果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求每个人都集体优先、要求每个人都道德至上、要求每个人都中庸谦让，最终的结果，肯定以最好的理想开始，以最糟的结局落幕。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是曾经的我们，都有过惨痛的教训。

同样，如果我们在做人的时候，人人彰显个人主义、人人崇尚自由主义、人人膜拜金钱主义，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众叛亲离，即使成功，也会备受诅咒。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家，包括我们个别道德的叛徒，早已深谙其中滋味。

衣食足知荣辱，已步入发达社会的美国人，在做事效率方面，已经达到了亘古未有的高峰，在做人方面，大概也会从我们的文明中找到更多的力量，去安抚个人放纵之后不安的灵魂。这就好比一个激情四射的年轻人，繁华落尽，终究会回味起老人的忠告。

中美这两个文明，最终肯定是交融汇合，阴阳互化，谁先融合好，谁能取长补短将自己的文明进化到更高的层次，谁就能让这种文明的内核引爆出来，造福更多的人。小而言之，这是中美的问题，大而言之，这是人类迟早要面临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万事万物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在做人方面有先天优势的我们，长期来看，或许有更大的优势。

但是，文明只是一个内在的底座，关键看外部装备了什么武器，如同都是一个卡车底座，有人在运稻草，有人用来发射核弹头。

中国和美国的这两个底座，都有了最强大的装备，才有如今博弈的大戏。

中美博弈，有两个特点，第一，决定长期胜负的关键因素在内部，第二，战场更多在外部。美国内部外部的问题，他们自己会去解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1、内部的对策。

我们内部的问题，需要集中解决几个关键点。

第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国进民退。

中国的内外形势，决定了我们到了不允许犯错误的时候，这是我们当前所有行动的基本前提。

不管是内部的折腾，还是外部的风险，我们就好比反围剿时期的红军，一步走错就可能满盘皆输，如同只有一排子弹的猎人，就算是错过了一些小鸡小兔，我们也不能随便开枪。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加能理解当前存在的问题，更加理解我们在处理问题时的各种策略。我们可能不尽完美，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够硬气，只因保持稳定增长的大局，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他的事情，都要让位于这个大局。

基于这个判断，加强领导就是我们的必然之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俱进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治理结构，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我们不要盲目羡慕西方式的种种美好，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道路，决定了我们是不一样的模式。把精力放在我们的发展大局上，把目光放在我们内外部的严峻形势上，事实会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无谓的争论和理想主义的空谈，只会耽误我们，甚至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领路人，会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未来。

第二，尊重市场，扶持民企国退民进。

如果说邓公曾经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让知识分子的知识转化成了先进生产力，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说，民营企业家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能力正在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

扶持民营企业，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我们将市场经济交给市场的必然选择。民营企业和民企企业家，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也验证了自己的忠诚和实力，并且他们一直在进步。四十年以来，凡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相信中国，遵守规则的企业家，凡是怀疑中国甚至背离中国的那些人，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无法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就相提并论。

扶持民营企业发展，适度国退民进，不仅是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要求。

第三，重塑精神，文化自信国民共进。

我们的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洗礼，是她的大幸。我们的文明，历史上经受过各种挑战，但从未被征服，她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工业文明如此强大的对手，在她升级装备的间隙，被打了一个踉跄，现在终于缓过神来，重新爆发了厚重的底蕴。

中华文明在这次考验下，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她不仅支撑我们走出了新的道路，也推动了这条道路延续和发展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将我们文明的厚度转化为我们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度，转化为新时代的精神，这是自上至下的国民共同任务。

2、外部的对策。

第一，重点突围，共建儒家文化战略圈。

欧美的一体化，根本的还是文化渊源上的同一，对中国而言，儒家文化在亚洲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日韩为代表的东亚、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曾经都是铁粉。在东南亚，还有一个新变化是，儒家文化孕育的华人，已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世界其他地方，华人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这都是无形的宝贵资源。

我们的儒家老师是一样的，要建同学会，关键是学生们的姿态，对我们而言，多强调老师的正统，少标明自己的身份，只会赢得更多的认同。

第二，加大开放，共建中国同盟朋友圈。

中国已经不是一棵小树，经不起洪水漫灌，我们已经是一片森林，可以经受雷电风雨。只要不影响稳定发展的大局，我们对外开放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做适度的探索，不仅是吸引人才、资本和资源的需要，也是共建中国同盟的需要。

中国的同盟，或者说以中国为主的同盟，是世界上的另一种同盟，这个同盟的特色是有领导但没有压迫，就好比是一个互助团体，不是一个强盗组织。不管是面对多少无端的非议和责难，我们对外的政策经得起时间和事件的检验。中国开辟的这种同盟道路，必然也会成为世界的主流，成为未来的选择。

第三，补齐短板，共建中国道路粉丝圈。

中国在军事、金融、文化影响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短板，随着中国力量的向上趋势，必然会有新的突破。中国对世界的新贡献，最大的还是中国道路的开辟，当英美模式经检验不能适用所有人的时候，我们的道路，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虽然中国道路同样不见得适合所有人，但借鉴中国道路即使不完全成功，他也不会伤害无辜的人。因为我们的道路，是一种内外兼修以内为主的道路，不会强制在外部谋求不当得利；其次，我们的道路，不需要生搬硬套别人的体制，他更加尊重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个性。

认可中国道路的人，才是我们的真粉丝。

3、博弈的设想

中美的博弈，按当前的态势，乐观估计，我们至少需要三十年才能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高度。中美两极格局，在本世纪都会长期存在，最终中国大概率会获得绝大多数国际力量的拥护。

第一，十年经济追赶。

我们GDP的总量已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人均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十年之内，我们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大概率。这都不是最关键的，在经济领域，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突破，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经过十年的努力，有望打下与美国同台竞技的基础。

接下来的十年，国内的稳定增长态势基本可期，而美国还有一定的变数。

第二，二十年军事强国。

美国强大的科技力量，很好地武装到了军事领域，这也是美国横行无忌的最硬底气。四十年埋头苦干，我们经济领域的底子初步夯实，可以承受适度的军事投入，但我们从来不会犯苏联一样打肿脸皮充胖子的错误。军事领域的突破，需要军事领域的改革，将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有效运用过去，通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军事也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三，三十年文化引领。

文化和价值观的引领，才是真正持久而深远的力量。文化的影响需要时间的浸润，尤其是我们的文化不是强制向外扩张的文化，是一种相对内敛而温和的文化，她的影响从来是润物无声，静水深流，世界接受我们的过程也会更长。但是，我们的文化一旦获得了内心的信仰，就具有宗教般的魔力，日本文化基因里的中华元素，虽然远隔重洋，仍旧福泽千年，生生不息。

这方面，或许我们还需要至少三十年，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中美博弈不是中美争霸，中国是被迫接受挑战，中国不能输，也输不起，但即使赢了，我们也不会称霸，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自古追求的是和平发展，我们不会改变初衷，就如同一个人的品性跟财富地位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是财富和地位加持能让这种品性惠及更多的人。

这场博弈，不管面对多少挑战，也不管会遭遇多少苦难，中国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中华文化前进的脚步更不可阻挡。中华民族经受过太多挑战，经历过太多苦难，我们败过，但从未倒下。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会赢得这场博弈。到那个时候，中国好像并不存在，却已无处不在，世界好像并没改变，却已换了人间。

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