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杀却只能哑口无言，曾国藩堂堂二品大员为何遭到如此屈辱？_风闻

当时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致使民不聊生，长沙百姓怨声载道。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并苦口婆心说：“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为了让这些赳赳武夫能够明理自律，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曾国藩可谓是操碎了心。

然而正是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绿营兵原本就是国家正规军，现在却要听命于一位在籍侍郎，这从制度上是说不通的，曾国藩所倚侍的，也就是皇帝的一纸诏书，有职无权，绿营将士根本不买他的账。

很快，向来懒散的绿营兵开始抵触曾国藩操练刻苦，又动辄说教的“会操”了。长沙副将清德，不仅带头抵制，“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并摇唇鼓舌，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此时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德清，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查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已经埋下了祸根。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伺机报复。

绿营军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军官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一时长沙大乱。

上次冲突之后，湖南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料定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公然伤害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子。曾国藩夺门而逃，三步并作两步窜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下来。骆秉章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还说一定会惩戒造成这些祸端的肇事者。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成寐。

“一心为国为民的曾国藩竟遭此屈辱，曾国藩究竟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