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正在考验资本主义（一）_风闻

英国《金融时报》3月2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病毒正在考验有责任感的资本主义”（Virus puts responsible capitalism to the test）的观点文章，看了下“国关文化视线”翻译的摘录，内容乏善可陈，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就不引用了。

倒是这个题目起得不错，病毒正在考验资本主义。究竟是谁在考验资本主义呢？这确实是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关于发展路径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语单词capital除了有意思是资本以外，还有一个意思是首都。如果忽略掉资本属于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都市主义。

同一个单词的两个意思，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资本和城市，一直是伴生关系。资本积聚于城市，而城市服务于资本。资本的扩张和城市的扩张同步发生，危机同样同步发生。这就是温铁军教授在其代表作《八次危机》中，开篇就阐述的同以往所有学者都不一样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观点。

概念一的意思是政府和资本是彼此依存，矛盾统一的关系。政府掌控资本，是为国家资本主义；资本掌控政府，是为资本主义国家。两者抛开所有性质不谈，其内生禀赋的发展思维是一样的。由此推出了概念二。

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是处于城市之中，都对城市发展有一种天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这促成了经济危机在城市内的周期性爆发。

回顾历史，直面现实，资本积聚带来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或者说，经济危机只是城市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眼下正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就是城市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积聚于城市，人口因为就业的关系，同步积聚于城市。因为人口积聚，传染病传播的范围和可能性也在同步放大。即使传染病病毒起源于乡野，甚至是实验室，其大规模传播和扩散的主要节点也必然是，人群聚集并且交互联系频繁的城市。可见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被攻击的都将是中心城市。

应注意到在城市中爆发瘟疫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至少有两个名人的成名故事是同城市瘟疫有关的。

一个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薄伽丘，他所创作的《十日谈》就是以佛罗伦萨瘟疫为背景的。

《十日谈》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创作于1350—1353年。该作讲述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10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共住了10天讲了百个故事。

另一个是被苹果砸中的牛顿，当时他就是因为伦敦爆发大瘟疫而躲避到乡下去的。

伦敦大瘟疫是一场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的大规模传染病爆发，超过8万人死于这次瘟疫之中，足足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该次的疾病后来被确认为是淋巴腺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造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伦敦大瘟疫与1347年至1353年期间侵袭全欧洲，并导致最少7,500万人死亡的黑死病相比规模要小得多，这场前后扰攘大约一年的流行病被人们形容为大灾难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它已经是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广泛蔓延的鼠疫，之后随着英国政府着手改善地区卫生条件，鼠疫对英国民众的威胁也逐渐消失。

在温铁军之前，几乎没有学者意识到这点，在城市中的“**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光鲜亮丽的城市才是现代社会的致命弱点。现代形式的危机都是在城市爆发，从城市中蔓延开来的。

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前，他已出版《远古帝国的兴衰》等11部著作，发表了80余篇文章），甚至还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一书中设想过，22世纪的世界将拥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都市（world capital？），其将拥有令你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

莫里斯教授并非老派的西方中心论者，但一定是现在的全球化发展模式的铁杆拥趸。在他看来，所有的技术（比如信息化）都必定是朝着城市化扩张的路径发展，为资本扩张和城市化扩张服务的。城市是大资本高技术的载体，更大规模的城市就意味着更高的发展效率。

尽管他也意识到五大“天启骑士”（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崩溃、迁移以及疾病）将是未来的威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五种威胁在今天一定是直接攻击中心城市，而不是从边疆地区开始一步步推进，还像古代社会那样。

气候变化将直接威胁邻海的世界大都市。纽约、上海、东京、伦敦，无一不是邻海城市。全球化的物流主要依靠海运，注定了海港城市是建设大城市的第一选择。

最有可能发生饥荒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债务断裂，农村索性断绝了和城市的经济联系，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小日子。那么城市呢？别忘了，没有共产党，1949年的上海将是饿殍遍野。

迁移，不再是游牧民族的专利，也不是一步步沿着国境线推进。新时代的难民，会跨越全球化下不设防的边界线，直接涌向大城市。如果大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那么如何供养这些人口将成为社会核心问题。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医疗，公共卫生问题也将摆上桌面。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这些人口也无法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口资源。

疾病，正如眼前这场危机所示，各国的首都和大城市将是传染病的爆发地。之前提到的两个案例，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17世纪后半叶的伦敦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之一。

这次事件还显示了，再好的医疗条件，也逃不过因大量人传人导致的医疗资源被挤兑的窘境。因为医疗资源（尤其是预防资源）平时不太赚钱，按照资本的习性，平时必定是极力压缩这些不赚钱的闲置资源。真到了灾难降临，自夸的高质量代替不了数量上的短缺。

最后是综合性危机——国家崩溃。历史告诉我们，造成重大灾难的国家崩溃，并不是发生在如阿富汗这样的从来没有形成国家的地区，而会是在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比如前苏联。

如果不能意识到在城市中的“**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这一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将是资本主义可以预见的唯一结局。而人类文明并不应该为资本主义陪葬，我们该往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