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国：中国人不同维度上的“国家”与“天下”观》_风闻

本期论题：之前多位老师谈到：中国人的“国家观”是从属于“天下观”的。那么，古人的“天下观”、“国家观”是如何来的？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文编\王岩林   摄影图片\陈宗海、

孟楫：国，源于“郭”，城郭。由族群发展为村落后，修筑环壕、环城，此时就已有国的雏形了。据我考证，国家初级的意识和形态，诞生于黄帝时代！村落多了，就是万国或万邦。“协和万邦”，也是黄帝提出的理念。

曹老师：这恐怕是更早的源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夏朝之前，中华大地上已有许多“古国”。有人认为，后来的“方国”，就是从这种“古国”发展而来的。我的观点是，中国人“国”的意识与形态，都形成的非常早；但这一时期“国”的概念，跟后来还大不一样，还不是“天下体系”下的“国家”。

闻双全 ：上古时期，土地管理区域和生活区域不是同一概念。定居是农耕文明的特点，若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而无定所，其国的概念薄弱。分封诸候是以定居条件为基础的。所以便有了域、方（地方）的概念，然后逐渐升华出了“方国”、“国”的概念。

金岷林川：实际上，史前的中原华夏地区，并不是纯粹的农耕区，而是以农耕为主。商人的先祖、乃至秦人的先祖，都曾经为更强势的部族放牧过牲畜。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看，有房屋遗迹，有陶窑，考古发现了碳化的水稻稻粒、豆粒，还发现了龟甲，个别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定居的农耕文化。东北、华北则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史前遗址，则是半农半牧区。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西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在定居点的周围都有壕沟，保护村落。以氏族血缘关系组成的聚落，发展到以地域联系为更大规格的社会结构组织，那就是部落和再上一级的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出现了聚居的城镇，出现了专门制陶的手工业人群。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这次大分工，促使了城市和物资交换的出现，促使社会管理与文字的萌芽和积累。

部落与部落之间，对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出现利益矛盾，则会发生初期的争夺。武力争夺，需要有首领来组织来指挥，便会向着国家组织演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部落内部的通婚，它是部落联盟的团结纽带。部落联盟再往上的社会组织，则是部落集团。传说史阶段的三皇五帝，应当是级别很高的部落集团首领。三皇五帝与各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来深入研究深入阐发，把传说史上升为“信史”。

《中国《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介绍了商族在取代夏以前，在今豫冀陕（陕南商县？）地域里的遊动迁徙，最终商汤成了新一代的“天下共主”。甲骨文书里，出现了“方”的地域称呼，指称对商族附庸或对峙的各个部族（或部落联盟）。到了周代，分封制度，给诸侯分赏一定疆域面积的土地和民人百姓，这是诸侯“国”的明确概念，诸侯国君称为“公”。天子的观念出现了，代天神来管辖地上的诸侯，天子称为“王”。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出现了 “中或” 的概念，那是指“天子居所”，在疆土的中心地带，反映了“天子”（国王）为天下中央 的古代国家意识。

《金文常用字典》从西周初年的何尊，到春秋末年的“篆卣”，代表“國家”疆域性质的字形，从无外框向部分外框，到“篆卣”的封闭外框，这反映出了在西周至春秋的历史阶段，用汉字来表达的 “國”的意识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再者，西周初年的几代天子，分封的候國在与时俱进地变化，其疆域也在具体变化。可能有这样的因素，西周和春秋的青铜器铭文里，代表國家的那个“國”字，并没有完整的外框。及至“诸侯壮而天子弱”的春秋后期，诸侯国强调了自己的“国土”，强调了自己的“疆域”，“国”字的那个外框才固定了下来。

王岩林：有资料显示：中国人关于“天”的意识由来已久，但是“天下观”应正式形成于周朝。当时，周朝初定，各方并不稳定。为了说服其他势力，取得广泛地真心认同，于是就需要在天命、天下正统乃至“天下体系”上做文章。

从《牧誓》中可见，周是代天伐纣的。而商朝呢，原来也是讲上天把“天命”是给商人的。这就出现了两套说法。商人的“天命观”，基于只须讨好上天即可的理路，带有超现实的宗教色彩。但周人则认为，“天命”是降临在有德者身上的。以前商人是只对上天、对自己好；现在呢，周人则是对大家都好，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透过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及德治的落实，周朝以家、国、天下三个主要层级，建起了一套可以容纳天下所有人的天下秩序或天下体系。天下体系的核心理念，是“天下无外”、“万邦协和”。就是说，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政治不会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只要“有德”，就有机会获得天命而主政天下，甚至也为强势集团逐鹿天下埋下了“替天行道”的合法性。

闻双全：我认为：由于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唯我独尊，将全天下都看成“莫非王”-----周天子的了。在这种观念下，一个个族邦和受封而来的男、子、伯、候、公等，就不会被允许保持绝对的自主独立。

虽说当时大一点的诸侯国、公国等，都有自己的土地、疆域、人民、甚至军队；但一切皆是受封而来，是要合乎严格的礼制规定的。比如大国只能拥有“三军”约3万多人，小国只能拥有“一军”1万多人等。这样的“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

曹老师：史学界通常认为，“方国”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相对而言的早期国家，他们是一种不成熟的，与中原地区的王朝比起来还带有很大的部族性质的松散国家，是独立于王朝之外的；而“诸侯国”则是受王朝册封的，效忠于王朝的内部国家，带有一定自主性，但也有依附性。

老曹：通过天下一统来制止土地兼并，是农业社会最大的主旋律。夏朝的土地不归于王朝，导致了王朝没有合法手段阻止土地兼并，并最终导致王朝垮台。周朝是对夏朝的继承，所以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岩林：这也是一种审视的路子。

刨根问：归纳一下多种资料和各位老师的见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第一，“国”、“国家”的意识及其形态，与中国人特有的“天”、“天下”意识及其说法，应该很早以前就都产生了，都是各自逐渐发育成熟起来的？第二，后来到了周朝，“天下观”正式形成，天下体系正式确立，从此以后中华大地上乃至中华文明辐射圈内的各种各样“国”，便都被置于此“天下观”的下面、进而有了不同的定位与意义？第三，无论言普遍意义上的整个中华国家，还是看后来大一统状态下的“全中国”与分散状态、华夷两域的多国，都不能抛开“天下”、“天下观”、“天下体系”孤立地去论？

闻双全、王岩林、曹老师：当然应是这样的。

王岩林：如此说来，中国古人少有近现代西方那么强的“国家”概念和意识，也就找到合理的答案了。最简单的加减法告诉我们：西方人心里只装着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能够一心一意；而中国人心里至少要同时装着一个天下、一个国家、甚至还有后来更为“抢风头”的“天子”与“朝廷”，所以心里装着两三个的，肯定就不可能“唯国家是重”了，是不是呢？！[笑]

曹老师：你这是在往好里说。要我说，西方他们自己奉行强盗殖民逻辑，在外，要占别人家的疆域、抢原有国的权和利；在内，当然也得提防着些了，所以，怎可能不特别重视和强调权、利、领土边界、国家主权呢？

张老师：人们常以西周早期“何尊”上的“中或”二字说事。其实，这个中国，在当时只是指“天下中心之地”，而非今天国家意义上的“全中国”。要全面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不能只看这个“中或”，还需要看那些“方国”、“诸侯国”，甚至还要看周王具体管辖区域内的那个“天下”。

王岩林：我推测，“天下”这个词，最早发明出来，本意应该就是本义的“天底下”。应是到了周朝需要构建一种既敬天、又经纬人世的话语体系时，才将用来特指所有的王土、王民及其归属万事万物了。

天下与中国，在那时，一个是“上天”以下的最大域，一个是天子所在京畿之地中心域。这样一对关系，就特别有意思了。或许，对今后重塑大道中华话语来讲，它们比天下与国家的关系，更值得我们好好地深入挖掘挖掘。

     老曹：天下这个概念，起源于天文历法。天文历法的考古学证据，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而那个天盖墓，有龙，是继承于庖牺氏部族的赵宝沟文化。

    陈老师：中国人的这个“天下观”，非常地了不起。它让我们高举起了敬天、重人、尊道、贵德的大旗，让我们走上了以文明之道整合自身与周边世界的大道。这个，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后来扩展至现在的疆域，主要不是以战争、殖民的方式吞并他国的，而是像一个漩涡一样，一点点地把周边部落民族给卷进来形成的。这种中原、华夏文明中心国家与周边族群、国家不断融合的过程，主要靠的是文化、经济、尤其汉字所承载的文明优势，相继把匈奴、鲜卑、突厥、西羌、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原住地，从漠北到南海，从东海到西域，最终全都并入了进来。

     汉字，生于中原，却能让被并入的所有族群无障碍地理解与使用。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共享的、不断丰富且极其多元的精神世界，加上“天下体系”能够合理地让各方加入中华，所以长期以来，核心区的中国对周边部族就拥有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纷纷加入、或加入到争夺中国正统的竞争中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罕见的“文明漩涡”。如此这般，天下就是世界，中国则是中央核心区。天下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则是同一的生活原则。上古到周朝的中国，更像一个联合体，有中央直辖，有民族自治，同处一体，就是天下了！

老曹：中国相对世界，曾经十分遥远，所以，中国就自认为是天下。世界越来越近，直至将中国淹没于其中，于是，中国就成为中国，不再是天下，中国之“中央之国”的意义，也就变成了只代表世界各国之一国的符号。现代的中国这个名称，对外、对整个世界而言，就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天下与中国、天下之中国，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代表着一种历史，代表着一种价值观，而相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一个代号。

王岩林：虽说中国走入了现代，可中国人自己的“天下观”和一代代士人们的“天下关怀”基本站位，还是始终未变的。你也说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一种新体现。

    大衍：人类共同体，就是这个时代的天下观新说。

    厚生：概念对象而言：

天下，是一种观念中的概念；

国家，是一个概念中的观念。

国家，是一种领域上的定域；

天下，是一个定域上的领域。

天下，偏说机制性的机制体；

国家，实言机制体的机制性。

从认识到认识的确立：

天下观指观天下，

领域国说国领域，

机制体言体机制。

风行九天：关于中国的“天下观”，有两个民科学者穷几十年精力所形成的两个理论体系及其新的“命题”，需要引起重视。一个是三旋理论创立者王德奎所提出的“远古联合国”，及其对禹王碑的探索性研究。一个是《源》一书作者刘博（流波）所提出的“中华大九州”体系。

这些不但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也大大开拓了中华上古史研究的视野。不单是对西方伪史的破，更有对中国“天下观”的立。这与主流学界的著作是有着鲜明的立场和话语区别的。

   王岩林：他们两人的研究，都指向了远古时代存在着一个横跨几大洲的“大天下”。的确很是震撼，也提供了许多资料，目前算是一说。不过要据此达成“普遍信服”，恐怕还不太容易吧。

风行九天：天下体系、天下观、天命观等说法，在文字上、在典籍中，出现的比较晚。毕竟，文明后于文化，文化后于自然。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吗。但在“道法自然”的结论中，不是还有一个过程历经吗？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哦。

  王岩林：讲过程、一步步地推导非常重要。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有些直接抛出的观点，别人不信。但你层层剥笋、一步步推导，把道理贯通了起来，大多还是会信的。在不少人的底层思维里，还都是有全面综合判断力的。我将这看作是中国人根性未泯、给我们讲好中国话语提供的一种难得机会。

下面，我试着用老百姓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换种方式讲讲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更有助于普通人的接受？

通常，咱们一讨论问题，就会基于一个或两个相对固定、乃至相互对立的概念关系。这往往会用突显的、被当作稳定闭合的概念，将一条有显有隐的概念链条替换掉。如此一来，思考链被割裂、打断了，思想流动不起来了，还能搞“想得通”、搞得明白吗？

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学到了一种渐推式编织“圆形思考回环”的好方法。用在中国人常说的“家、国、天下”问题上，就是要进一步地推导、延伸，把一个完整的“圆形思考回环”恢复和建立起来。关于这个以天下国家为代表的渐次推演的“圆形思考回环”，大致是这样的：从最大的天、到每一最小个人的“心”甚至“意”，依次排列，递进前推，相连互通，首尾终合。所谓的辩证关系，也就在这个“回环”里体现出来的。因没来得及细细斟酌，所以归纳和用词不一定准确：

1、天，（或上天、老天）；2、天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3、天下（天底下、天下世界、东西南北中、天地间万事万物）；4、人世（人间、人世间、人类、人道、世代、千秋万代）；5、华夷（中外、文明不文明）；6、王朝国家（家天下、全国大家庭、多国并存、诸侯、邦、方）；7、郡县地方；8、乡村社会；9、家与家族（祖先、子孙、宗亲）；10、民与人（民、人、身心、社会与自然人、文明人与愚昧人、君子与小人）；11、性命与灵魂（心、意、神、灵、魂、魄）；12、通天与归于天（三条首尾相接、循环转升之道分别是：个体以“上西天”方式归天、“民意即天意”大于天、道法天地皆为自然）。最终通过这道立于有无间的“旋转门”，重又转升对接于上天，从而贯通一气，循环往复。这在整体上，也就实现了中国人终极的追求-------完满和圆成。

不知，这是不是中国人跨越阴阳与显隐两界的、长久深层的整体思维构架模式呢？

刨根问：王老师的这个说法有新意，是应该多探索一下如何更好表达与传播的问题。

各位老师对“天下”、对“国家”乃至“家国天下”等的贯通循环关系等，都谈到了。我觉得，要讲好咱们的“家国天下”话语，光是咱们这些人还不够，还需要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索。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问题也提给网络、网群、朋友圈的朋友，以征集各路的高手和高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