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守在豆瓣上私信观众的独立导演_风闻

编者按

这是一次很早之前就已完成的采写，但因为疫情，因为修改，也因为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它的素材与初稿在我文件夹里躺了数月之久。没有想到，因为一次蝴蝶效应般的网络浪潮，我们的主角在过去三十个小时内突然收获了此前十年都未曾有过的关注与掌声。

这或许是意外，也或许是偶然中的必然，这样的人，从来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他叫蒋能杰，一位致力于拍摄公益题材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也是我们《社会创新人物系列》第十篇故事的主人公。面对凋敝、断裂和遗忘，一个人能改变什么，他的镜头又能带来什么？蒋能杰没有答案，但事情仍需有人去做。

“作为创作者，我的任务基本完成，公益题材，只有传播才有价值，才能更好发声。”一夜之间收到无数消息，蒋能杰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说，“若能推动他们境遇改善一点，也不冤多年的坚持。”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问题：没人看、难上映、没钱赚，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2020年3月30日，有人在豆瓣电影的短评页面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电影名叫《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这样一个毫不特殊的日子，这样一部题材艰苦的现实纪录片登上了豆瓣热门电影榜单。

肺炎阴影笼罩下的日子，人们通过这部片子认识到另一种受伤的肺。片子带着粗砺的真实，描绘了三幅受难图景：矿难与矿民，马夫与家庭，尘肺病患者与死亡。

● 《矿民、马夫、尘肺病》海报 /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过去没有人要看这样展现痛苦，也带来痛苦的片子，短评中“独立纪录片”遭遇的问题，这部《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确三者全中——默默无闻，无法上映，更没有宣发资金，它的导演采取了一种仿佛天方夜谭的方式，他寻找每一个在豆瓣标记“想看”的人，然后加关注，发私信，豆邮内容是那部片子的网盘下载地址。

这位导演，名叫蒋能杰。

从开拍到杀青，这部成片仅有82分钟的片子花费了蒋能杰十年时间，十年过去，他镜头下的主角们有些已经长大，另一些则已告别人世。

而十年对一个导演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十四部影片叠加的轨迹，可能是乡村与城市间徘徊的时间，或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权衡，也或许，仅仅浓缩于他本人习惯使用的介绍自己的方式：

“我是蒋能杰，拍纪录片的，湖南人。”

● 蒋能杰 / 受访者供图

村小的孩子

蒋能杰与镜头之间的故事，最初从一所村里的小学开始。

2001年起，全国掀起了撤点并校的浪潮，2004年，村中开办多年但无力维修的村小学也难逃一劫，最终宣告裁撤，从此村中的孩子们只能到十公里外的镇上读书。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支撑这样的求学路，2006年，村里集资在一间民房里开办了一个“临时私立学校”，供初小的孩子们上学。

村中劳动力多半外出打工，村小当时在读的22个孩子里，17个是留守儿童。几年后，村小的孩子数量翻了一番，老师仍只有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村小读完低年级，然后也开始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在清晨六点挤上前往镇里的破旧卡车。

湖南省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是村小所在的地方，也是蒋能杰自己的故乡。

● 《路》中的一个镜头 / 视频截图

2009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蒋能杰带着他的镜头回到村里，将注意力定格在了这些孩子身上。黑白颠倒的三个月后，以对孩子们的访谈为素材的第一部纪录短片《路》终于出炉，作为处女作，这部片子不久后入围了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但在此之前，蒋能杰本人却在北京耗光了有限的积蓄。

应聘，辞职，再应聘……为了筹集拍摄资金，也为了自己活下去，找工作是当时的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依靠《路》的成绩，蒋能杰进入北京一家大型影视公司，却没有离梦想更近一步——村小仍在召唤他，不断回村继续拍摄的直接代价，就是不断地辞职。

2010年，因为终于得以重建并且重开的村小学留不住老师，蒋能杰辞掉北京的工作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老师，回去代了三个月的课。2014年，这段代课岁月、最初《路》的素材与此后继续跟拍的三年时间，在蒋能杰的电脑里拧成了新作《村小的孩子》。同年九月，《村小的孩子》在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国内热门电影《钢的琴》。

● 《村小的孩子》海报 /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

执着于村小并非偶然，在撤校风波之前蒋能杰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的母亲也曾是第一代打工大潮中的一员。后来的作品《加一》中，名叫加一的小女孩在父母离家那一刻没有出门去送，而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默默哭了起来，蒋能杰小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时刻，只是或许没有那么伤心——那时的他，已经比镜头下的加一大了不少。

那时候每年节假逼近的日子，他就开始数手指头，数完了也就盼来了。“只是没过多久我就又想到要数手指头了”。

而每一次母亲离开，父亲在旁边扛着包，三姐弟就那么在门口呆呆站着，目送母亲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为什么告别总是沉默，多年后蒋能杰才有机会得到母亲的答案，“不敢回头，不敢说话，一说话眼泪就出来了。”

从小成绩不错的蒋能杰在长大后考上了大学，读了设计专业，但对于同样属于村小的孩子们，这并非大多数人的可选项。2009年刚读初三的范魏媛在《村小的孩子》里曾说，“没希望（继续）读书，送不起，再便宜也念不起”，同一年大学毕业回到村小的蒋能杰则执着地将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抛给镜头前的每一个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打工。”这是每一个孩子的答案。

不同寻常的路

从每一个憧憬着外出打工的孩子开始，蒋能杰的镜头开始延伸向更深的地方。《村小的孩子》当中那些清晨六点去往镇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数人的终点将止步于2015年作品《初三》；2009年《路》中刚刚六岁、尚且满脸懵懂的小女孩云洁，则在2015年成了新作《矮婆》的主角。

● 2009年接受采访时六岁的云洁 / 视频截图

来来去去，相似的是命运与困境，不同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他没成长起来，他就马上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刘文良是《晚安广州》节目的导演，他看完《村小的孩子》掉了眼泪，立马邀请蒋能杰上了一期节目，之后两人成了朋友。

他把《路》形容为蒋能杰的敲门砖，他敲进去了，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而且还走成了。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成立于12年，是蒋能杰真正独立的时刻。工作室最初设在光安村，只有他一个人。“资金是所有电视制作人员要面对的问题”，谈到钱，刘文良叹了口气。

这当然也是蒋能杰的问题。但他的心态是：“有钱是有钱的玩法，没钱是没钱的玩法。”

“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他的玩法。人力成本被最大程度地压缩，拍、剪、上字幕，通通都由他自己来。长期大量的工作，让他的手指落下了疾患，提一下沉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痛。13年工作室才招了第一个人，此后陆陆续续又进来两个。其中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也回了乡村，开始做纯商业的拍摄，“也没怎么做产品了”。

而养活自己的问题始终严峻。除了持续不断的纪录片取材，棉花沙工作室也接一些商业项目，其中一次，一个拍摄农村空巢老人的项目找上门来，要求拍拍能反映这些老人生活状态的照片，再把照片拿去工业区和高校展览。

● 参展摄影作品《老人，儿子，孙子》/ 蒋能杰

蒋能杰很快意识到，同为弱势群体，老人比小孩更边缘、更容易被忽视。当地的空巢老人一位位进入了他的镜头，除了摄影，也做口述史，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依然孤独，也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真的离去了。

展览结束后几年，一些亲属还会因老人过世而找上门来索要遗照。这是蒋能杰也没想到的用处：至少还能为他们的家人提供一张照片。

而蒋能杰因此开启了另一条探索之路：镜头所能触及的不仅有孩子们的未来，也可以有老人们的过往。光安村几位曾参与过抗战、如今只能面对空巢的老兵成了蒋能杰的第一批拍摄对象，抗战老兵系列纪录片拍摄计划于焉发起。

2013年，蒋能杰首部关于抗战老兵的作品《龙老一生》问世，2015年又完成了同系列跟拍续集《龙老》，而此时，镜头前的主角龙运松老人已经离世。

● 龙运松老人在《龙老》中 / 视频截图

这位前中国远征军军人晚景凄凉，但问题却又并非生活窘迫潦倒所能概括——蒋能杰在拍摄者手记中记下了令他震撼的细节，其时国家低保与民间扶助的资金已够老人在农村正常生活，但在问及老人有何心愿的时候，这位终生未获承认的抗战英雄回答：

“去死，希望现在就去死。”

“我就是个记录者”

从留守孩子，到孤独老人，不同的境遇指向同一个原因，但答案却非某一个人所能承担。农村发展问题是太大的问题，想要通过镜头直面现实的人，不可避免会首先遭遇对自身意义与价值的拷问。

沉浮十年，蒋能杰对此给出了一个相当保守的答案：“我就是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发现者，我没那么伟大，我改变不了至少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至少记录历史。”

对于创作，他拒绝去做任何预设负担的考量。纪录片的价值不与它的票房挂钩，那是发行商需要考虑的事情；观众有多大的共鸣，能在公益上奉献怎样的力量，他同样控制不了，那终归是“他们做的事情”。“我没那么厉害，我虽然拿个机器，我自己都是个弱势群体一样。”

不是没有过通过镜头改变些什么的美好愿望。《路》拍完后，湖南卫视注意到影片中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的问题，曾经送给村里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问题难以解决。再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的开支。校车终究被闲置。

而创作本身，则在这样的不断承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与越来越高的自我要求。

2018年，还在读大三的许睿用微信联系了蒋能杰，希望来他的工作室做实习生。“他非常的猛，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的猛”，许睿指的是《村小的孩子》中那个一次次得到了同样答案的问题——“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 蒋能杰与村里的孩子在一起 / 受访者供图

想象中总是容易，做起事来才发现纪录片拍摄的难度超出预期。实习期间许睿曾领过去村里拍摄素材的任务，恰好遇到一个小女孩站在田边耕地的草上，唱歌。许睿悄悄打开摄影机。画面中女孩兀自唱着，旁边是她耕地的奶奶。过了一会他又关掉视频，然后录声音。

事后再看这段内容时，蒋能杰和许睿都感到很可惜。风太大了，舔着耳麦过去，呼呼的风声在空阔的环境中打转，把歌声压了下去。蒋能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让她再唱一遍？去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离得近一些。”许睿对这种意见保持沉默，只是简单回了一句，对，我当时没有做到。

“你让一个养成习惯三十多年的人，做了十年导演的一个人，去改变他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大男孩感受到导演在工作中的固执，有时甚至觉得他过于苛求，工作中的蒋能杰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领教过这一点的不止他一个。

2015年以小姑娘云洁为主角的《矮婆》是蒋能杰的第一部剧情片，出于爱才之心，来自台湾的知名制作人廖庆松和林强分别接手了剪辑和配乐工作。两位都在各自领域拿过金马奖，但涉及片子，蒋能杰仍旧固执己见，只做自己想要的风格。“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蒋能杰导演，那么就来接受一个我的风格，我讲故事的方式，能触碰到你我也很高兴。”

● 《矮婆》海报 / 棉花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而许睿理解并认同着蒋能杰的工作。“太多人干预他的创作了，有些片子还不能上映不能播放，他非常压抑的。”他称呼蒋能杰为“我导演”，沉默了一会儿，又强调，“我导演，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毕业后，许睿留在棉花沙做了摄影导演。

等待故事发生变化

十年间，蒋能杰在村小做了五次统计，留守儿童的比例一直占到75%上下，很多孩子的父母在他们不到一岁时就出去打工，彼此的形象正在他们之间逐渐消失。

《村小的孩子》里，一位奶奶讲过自己儿媳和孙子的故事：儿媳在外面卖衣服，正月背着一个大袋子出去，十二月背着一个大袋子回来，在路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镜头偏转，另一个问题被抛出来：“你爸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被问到的小男孩表情有些木讷，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蒋能杰镜头下的故乡 / 网络

留守不只是这些父母孩子要解决的问题，它也是整个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问题上到处是连环的缺口。2004年，撤点并校后的村小没了，孩子们面临四个小时的山路；快捷的交通工具被捐来，却没有能负载它的马路；路修好了，油钱和人工的费用又打上了问号。即使一切外部条件得到抚平，那个讲台上的人也没有了——张老师在对三百元的工资多次申诉无果后，最终黯然离开了。

剧情片《矮婆》里，云洁奶奶在一次危急抢救后回到家，当晚喊来自己的孙女，状似无意地告诉她寿衣在哪，并叮嘱她把粥放在床头，“奶奶自己待会起来喝”。第二天，奶奶没有再醒过来，匆忙赶回的父亲只能从自己女儿口中得知寿衣在哪。独自在家带着姐弟俩的老人，前晚已经默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服药的镜头最终被删减，但蒋能杰觉得没有影响情节的交代。电影完成后两年，云洁的奶奶真的去世了，电影仿佛成为了一个预言。被压迫的现实在电影内外交织，它包含的是无法自由表达的创作，是乡村的留守，医疗和养老保障，是家庭创伤下父母和子女的两种缺席。

而时间匀速消逝，生活继续向前。2013年10月，云洁的父亲蒋廉生回到家乡做起了装修工，妻子成为村里的幼儿园老师。2019年，加一的母亲徐梅也做出了辞职回家的决定。

至少在光安村，蒋能杰的镜头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一些大学生联系蒋能杰开展了留守儿童筑梦计划，有孩子对着屏幕那边的妈妈说，“我爱你”，从此父母回家的频率从三五年一次变成了逢节假日必返乡。第二次乡村摄影展办了起来，有孩子形容相机给了他“看世界的神秘角度”。

● 蒋能杰 / 受访者供图

云洁考入了一所职高学校的会计专业；蒋能杰之后，光安村迎来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学生教师范乐梅。尘肺病患者赵品凤留下的子女，也接受了来自公益机构的长期助学。

2020年1月13日，蒋能杰参加了央视节目《遍地英雄》。大屏幕上显示出光安村棉花沙图书室的画面，蒋能杰的父亲成了图书管理员。孩子们在长桌围坐一团，开着读书会。不同面孔在这十年的记录中不断闪回。

而蒋能杰依然在镜头之后，他的工作也在继续。“我们把这个叫做：等待故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