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屁精的屁股打与不打_风闻

此次疫情，旷日持久。同时，“马屁精”之属，也倾巢而出。

2月10日，长江日报办的汉网，发布评论文章《“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望向市长那双疲惫的双眼，眼神中透出的坚定，让人动容，今天再看到这则视察疫情的新闻，再次为这位市长默默点赞，身居高位都能“疫”流而上，我们又为何不能停止口诛笔伐，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呢？”

大多数写作者，都能从这篇评论中嗅出一股油腻酸臭的马屁味。大多数读者，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个给自己的直属领导洗地的文章。

面对中央督导组“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被1月25日的《黄冈日报》以一篇讴歌报道《深夜碰头会》这样称赞——“嗓音沙哑，每说几句话就要喝口水润润嗓子”“女儿放假回家快半个月了，母女都没有见上一面”。

如果朋友们翻翻各地的报纸，会发现这类文章数不胜数。最近，发生频率大幅提高。

我现在提起这个事情，而是想提醒一个不被大家注意的现象：无论马屁拍得多么低级，这些马屁精至今没有一个受到惩罚。

为什么就不能打打马屁精的屁股呢？应该打。理由有三：

首先，不打马屁精的屁股，损失很大。

这类文章，看似履行职责，实则假公济私，夹带私货，其间藏着被报道对象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以及报道者几乎公开的投机，既奢侈地消耗了国家资源，又浪费了无辜的大众注意力，是一种公共污染——即便对被报道者来说，也营造了一种私心被成功掩盖的假象，并鼓励他继续往歪门邪道走下去。

正是因为写这类文章只会得到好处，不会得到坏处，所以写这种文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水平越来越拙劣，对公众视线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渐渐成为经年沉疴，低级红、高级黑满天飞。

其次，打马屁精的屁股，收益很大。

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1996年6月，《长沙晚报》发表了“本报记者龙钢跃”的一篇重头稿件《市委书记的家风》，和这次的“暖暖心”很像。这篇文章以作者为第一视角，对市委书记本人、妻子、儿子进行好一顿夸——市委书记本人生活简朴、坚拒收礼，“他的办公桌就是两床被子叠起而成。”；妻子深沉素洁，不喜欢喧嚣，也不爱矫饰，更绝无一丝官太太的味道；儿子没有任何优越感。

这位市委书记，就是后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并在纪委高压下主动投案自首的秦光荣；这位市委书记的妻子黄玉兰，实际上是个热衷“提篮子”的人，来者不拒、大钱不放、小钱不让；这位市委书记的儿子秦岭，就是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赖小民一伙。

这位文章的作者，龙钢跃，后来升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2018年，因“在**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被纪委立案审查。

那么，当初那篇马屁文章是如何来的呢？那时，长沙本地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来自永州的刘姓女子，挺着大肚子来到长沙，到市委大院找市委书记秦光荣讨说法；当地报社领导急领导之所急，暖领导心之所寒，安排人写了这篇文章，以缓和舆论。 

其实，即便没有那个流传的女子上门故事，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那样的文章就是一个夹带私货的公关秀。

可是，问题就在于，此后20年，该文的所有主角，秦光荣、黄玉兰、秦岭、龙钢跃，都没有因为这篇公开文章而受到影响，只从中得到好处；他们的落马，是因为各自的其他原因。

秦光荣、龙钢跃，都是培养多年、业务出色的干部。我们假设：如果当初就及时惩处这样的马屁文章，这四个人是不是就不会滑向后面那么深的犯罪深渊？是不是对他们本人也是一种挽救？是不是提前堵住了一个公共利益受损的漏洞？

这个时候再来说痛苦，未免太晚；当初的马屁文章，不是篇篇受用吗？

第三，打马屁精的屁股，成本很小。

马屁精都暴露在公开场合，很容易发现，链条清晰，很容易查办。其实，很多腐败也都是明面上的，有了对日常细节刨根问底的精神，很多大案要案都会扼于未萌。比如前面谈到的秦光荣，他这样一个干部，在北京有1200平米的别墅，在老家修建秦家大院，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合法收入所能支撑的。过去那么久，如果有谁问上一问，打上一打，小贪就不会养成大贪，最后恐怕就不需劳驾中央纪检出手。

综合以上三点，对于马屁精的屁股，打，成本很小，收益很大；不打，损失很大。打，是最优选择；不打，绝非国家之福。

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是社会最优选择，为什么打的人不多呢？

一则很多人目力不足，看不清楚这种属于集体的巨大收益。二则，当事人反扑厉害，打马屁精的屁股，就是打某些当权者的脸，危险都由某些牺牲者扛了。就像西游记里面，一个张牙舞爪本事不大的小妖精，背后往往牵扯着天庭和西天的神佛，即便孙悟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也得心自掂量，渐渐变得圆滑世故起来，遇到妖怪，先去找幕后老板谈条件。结果，整部西游记，打死的妖怪，并没有几个，没啥背景的“草根”白骨精死得最惨；如来的亲戚大鹏精，吃人无数，反而升官了。

譬如说这次湖北，有一位《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先生，疫情期间心忧武汉，在微博上忍不住喊了一嗓子“武汉换帅”。结果，还没等武汉的领导说话，其报社就连忙写检讨书说，给武汉市的领导们“添了堵”，很抱歉，现在已经启动对记者的处分程序，以后全集团所有员工只能“大合唱”。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欧亚记者喊的这一嗓子，恰恰是民众和上级的意愿，但一切的风险都一个人承担了。

于是，那些马屁精、“太监病”的重症患者，明明技术含量极低、谄媚指数肉眼可见地爆表，却总能大摇大摆，招摇过市。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是奇哉怪也！

也正因为此，特别需要大家合力，一起破局——遇到本文所举例的这种事情，特别是敢在明面上招摇的，有一个算一个，对他们迎头痛击，让这些没有羞耻感的人感觉到痛，感觉到损失。千万不要当老好人，千万不要吝惜注意力；绝对不要把世界让给这样一帮我们所憎恶的马屁精。

**他们不痛，我们就要痛。**前几天，我向给**公司站台的媒体宣战，结果，立即就有人自称“我就是你抨击的官媒之一”，来找我反扑——你还没有打他呢，他就要先来咬你一口。（见《新 “州官放火”》）

可能有人会说：“拍马屁也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啊？凭什么不让我们歌颂我们本地的市长书记？我就是想给他暖暖心，我乐意，不行吗？”我同意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当马屁精，选择当跟屁虫，选择当心理扭曲的蛆虫，选择“爱国是生意，赴美是生活”的双面人生，这都是自由，也是生物多样性的表现，我们应该支持。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界限——是否利用公共资源。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长江日报》《黄冈日报》，都是湖北所属地市财政发钱的一级单位，相关作者都是享受湖北地方编制待遇的人员，相关负责人都是享受一地行政升迁利益的干部——这样的地方出现马屁精，那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集体的事——吃瓜群众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好好地管上一管。换言之，**你拿着公共财政的好处，享受行政体系的利益，却去当马屁精，这就不是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而是夹带私货的利益合谋、政治投机。**这是挖社会的墙角，得利的是极少数蛀虫，受害的却是老百姓。

真正自由的言论，不会挑战底线，更不会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慷着大家的慨。试想，在过去两个月，很多在一线拼搏的防疫人员都只拿着基本工资，而有一些人，却靠着当马屁精拿着更多的财政工资，甚至还得到提拔，岂有此理！

那么，难道就不能“唱赞歌”了吗？当然能，善的美的，就应该赞扬。什么样的人可以唱赞歌呢？类似呦呦鹿鸣这样的人可以。因为呦呦鹿鸣没有消耗一分财政资源，不领取一分宣传经费，我手写我心，我赞起来就理直气壮。所以，如果那些想给市长书记“暖暖心”的朋友，是真的由衷想这样，那么，先要和我一样，把追求体制内好处的念头，彻底舍断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这样的“野草”，有一个更大的天条：尊重事实，不说假话。所以，这个赞歌，可不是那么容易赞——说假话的下场，可比拍马屁更惨。诸君请慎之。）

所以，回过头来，不妨就从《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开始，挖上一挖。这次疫情，我们用极为高昂的代价，换来了一次纠错机会，千万不能浪费了。

原作者 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呦呦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