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东方主义_风闻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最近一个月欧美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快速增长，而最先采取措施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疫情则逐渐放缓甚至实现零增长。防疫和舆论的的重心逐渐从国内转移到了防止输入性病例和国外抗疫上。部分西方媒体早期对于中国防疫举措的污蔑与目前西方疫情无法抑制的蔓延态势成为了国内舆论的吐槽对象。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无疑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英国在抗疫开始阶段提出的群体免疫计划，更是招来了全世界的嘲讽和反对。在这些西方媒体与政府的言行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欧美领导人对其本就不堪重负的经济形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更加雪上加霜的担忧，另一方面根植于西方意识形态内部的东方主义被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萨义德曾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提出了对于东方学的三点含义：第一种是其在学术上的含义，即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东方学还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是与西方相对而言的他者，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第三种含义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叙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总是将世界划分为许多区域，通过真实或想象的特征将其区分开来。这些想象的地域与历史帮助大脑通过对与其相近的东西和与其远隔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夸大处理使其自身的认识得到加强。东方对于西方而言不仅是一个历史地域名词，更是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正是通过东方来界定自身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

工业革命之后，东方与西方的实力差距的扩大使得东西之间关系沦为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欧洲文化通过东方主义以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东方则在这一进程中失去了表述自身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代替东方表述，告诉其听众们东方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仅存在于叙述者与听者自己的想象中。这些在西方与东方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描述东方的话语，只是一种体现着西方世界在与东方的关系中处在强势地位的符号，而非东方的真实情况。

近代以来，很多东方国家都曾试图借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来摆脱西方的支配以夺回其表述自身的权力，但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溃败不仅结束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西方携带着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重新君临东方。东方再次获得了自己的代理者，并且得到了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比之前的更具体，更符合西方的内在需要。为了满足金融资本推动全球化的需求而在欧美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则以抵制种族主义和推进平权运动之名，行转移社会矛盾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之实。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借助东方这一他者界定了其自身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东方又沦为了东西方主客关系中的客体，并在西方居高临下的批判声中被东方化。而东方世界内部同样有着以对东方主义再生产的方式回应着西方的想象，在这种熟练的默契声中确立着自我。

此次疫情在国内开始爆发时，欧美对此大多抱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而据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爆料，在2月份的G7财长会议上，欧洲国家根本不把疫情当一回事，意大利代表甚至还说“那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跟我们没关系”。如以往一样，西方再次借助东方主义思维确认着其自身的特征。那便是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理性的、人道的，与之相对东方是野蛮、落后、非理性和独裁的代名词。与东方世界为应对疫情所大动干戈的措施相比，先进且具有理性思维的西方对此自然不需过于重视。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自然会得出病毒是东方专有物的结论。

如今，欧美已然成为了疫情的震中，而中国则肩负起帮助世界抗击疫情的重任。疫情终会过去，但新冠肺炎对世界的影响还会继续，东方主义在西方社会强大的生命力也许不会减少，甚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霸权之下，东方很有可能只会获得一场失败的胜利，但事情已经在起变化，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东西方实力和关系的最大变量。欧美这场持续了数百年的白日梦逐渐接近了醒来的那一天。改变甚至消除东方主义思维不仅是对东方世界人民的解放，对于整个世界更是一场百年未有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