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军事大国梦，美国答应吗？_风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海国图智研究院”

关键词：日美同盟，联盟关系

摘要：2020年是日美同盟实质性成立60周年，而3月日本安倍晋三在强调巩固日美同盟的发言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日本想要提高联盟内话语权的微妙动机。这种微妙的联盟关系由来已久，并且与安倍晋三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深度分析了日美军事同盟中延续至今关于军事话语权的明争暗斗。

2020年是象征着日美同盟根基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60周年。安倍晋三在纪念仪式上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日美同盟的坚定信心。他声称日美安保条约是始终坚实的，并且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的重要支撑。这表达了日本想要继续维护日美同盟的决心。另外，安倍晋三在致辞中表达了通过日美同盟走向维护世界安全的想法。这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一直以来寻求通过日美同盟复苏军事大国的意愿。

从一种角度看，显示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处于从属关系的特征。**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日美同盟里一直在寻求提高自身话语权，甚至在某些领域与美国争夺主动权。**举例来说，2020年3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想在日美合作开发的新一代战斗机的开发计划中独立开发机体主干部分。这显示了日本政府想在深入与美军合作的基础上，更多地提高日本自己在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比重。

为了提高日本的话语权，日本甚至否决掉了美方提出的继续由美方售卖给日方现役战斗机的方案。另外，为了提高日本在军事研发的能力，这一次日美合作的新型战斗机计划中的雷达，传感器和电子战信息设备的研发系统都将首次由日方挑梁研发。这其实由此可见日美双方在军事同盟中暗流涌动的话语权竞争问题。这种明面同盟，暗面斗争的合作其实在日美军事同盟的历史中时常发生。

举例来说，1980年日本和美国联合研发F-2战机的时候，由于日本在彼时国力快速发展，泡沫经济一片荣景，对应地日本在外交中也进行着强势的外交策略。因此，F-2计划经过日方的强势要求，日本主张全程由日方主导研发过程。日美双方在这次谈判中气氛凝重，因为美方不愿放弃研发技术，研发利润和后续的维修利润。

然而，这次计划在进行过程中，日美贸易战爆发，美方通过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金融手段，使得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美方成功签署广场协议。与此对应地，美方迅速要求日方交出F-2计划的研发主导权。日方迫于形势只能上交主导权。美方在取得了战机的主导权后，授意美国军工集团全程保密F-2战斗机的研发技术，日方在往后几十年的使用过程中无法有维修的自主权。这使得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一直视为日美军事同盟中的消极性因素。

**日美军事同盟中的关系波动，是伴随着日本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的。**1970年代，时任日本防卫长官的中曾根康弘面对日本和美国过度从属的军事地位，明确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中曾根康弘公开提出这个主张其中有如下原因。第一，冷战已经逐渐深化发展，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军事部署的大本营，依靠着战争产业大幅地发展了工业，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本与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另外，美国在远东地区逐渐与中国破冰。日本在军事战略和外交关系上认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导权持续提高，感到进一步的从属感和支配感。日美双方在军事合作上也时常有摩擦，尤其是1970年日本自卫队确立了以海空为发展优势的I 战略，美军在军备合作上对于日本的技术封锁和研发主导也使得工业实力日益壮大的日本军政人士时有不满。中曾根康弘就曾主张扩大日本运用日美安保条约的模糊空间，甚至在未来也可以废除这个条约。日本的军事国防应该更加注意独立自主的路线。

第二，日本在1970年后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工业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渐在亚洲取得了常年的垄断地位，这其实刺激了日本重振国家地位的民族和社会情绪。民族情绪在日本逐渐蔓延，对于美国对日本的有偿护卫主义有情绪上的反弹。另外， 加上美军在日本驻军时时有发生社会治安事件，也在刺激着日本从社会到政治层面上对于美国尤其是美军在日部署合作的情绪。**中曾根康弘实际上抛出这种相对激进的独立自主防卫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赢得了在日本朝野的声望和期待。**十年后，1980年，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合作达到又一个新高度，日本凭借着自身在亚洲垄断性的工业和经济强大的实力，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提高，话语权也逐渐提高。与之对应地，日本跨国企业也逐渐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与之不匹配的是，日本在军事工业和政治上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社会和政治感到了政治和经济不匹配的困境。

因此，日本在1980年代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这也直接宣示着日本想要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表面上，日本继续担任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大本营的角色，事实上，日本也在谋求着在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军事同盟体系中更多的话语权。

**值得一提的是中曾根康弘在1980年代凭借民族情绪高涨和相对激进的战略主张成功成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1970年代担任日本防卫大臣时，就在任内制定军事战略计划时尤其强调日本军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这当然遭到了美军对此的反弹，面对日本要求美军公开军备技术研发和提高日美军事合作的公平性的要求，美军一直以强硬的姿态进行反对。**因此，中曾根康弘利用媒体舆论主动地披露了美军强硬姿态，配合日本逐渐高涨的民族情绪，不仅成功地提高了自己在朝野和社会的声望，也借媒体舆论向美方进行了施压。**经过中曾根康弘长达十余年在日本军政朝野的影响力，日本防务部门一直致力于国产化去加强日本军事工业实力和实现军备研发现代化的目标。

**从美国角度而言，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拿捏也反映在微妙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中。**虽然，重新军事化的日本是作为美国对抗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大本营，日本的军事实力提升有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成本。**但是，日本持续增长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使得美国不得不相信如果完全公平地进行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美国可能会面对逐渐自主研发的日本对日美军事同盟的依赖度会降低。**日本在中曾根康弘的主导下，逐渐形成了反潜机，战斗机和导弹舰方面在亚洲具有很强的优势地位。而且，日本在这些优势军备中的国产化也在逐渐提高。因此，美国必须把日本的独立自主的防务观念控制在美国的战略可控范围内。

举例来说，美国严禁重要军事高科技出口到日本。这影响着美国对日本的军售。美国的宙斯盾系统，美国的F-15战斗机的中央核算处理系统等，都是美国整体售卖给日本，没有给日本分享重要军事技术的空间。美国的战略是保持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以及这种不对称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日本在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后，美国对此是提高了对日本扩张军事实力的警惕。

当然，日本不会单一地废除日美军事同盟的关系。保持日美良好的军事同盟关系，有利于日本在逐渐国产化的军事研发战略和独立自主的防务战略上找到试验场。举例来说，日本在美国参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自卫队兵种的参与。这也有利于日本国产化军备在实际战场上的运用。另外，笔者认为，当日美双方在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中出现摩擦时，要高度关注美国或日本在东海或南海方面的动态变化。突发的中美的南海摩擦和中日的东海摩擦有可能被美国或日本用来修复日美军事同盟的工具。

因此，2020年3月日方再次主动要求主导日本新型战机的研发过程，也有“一雪前耻”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就是这次主张日本重新夺回新型战机研发主权的日本首相，是1980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次子。**安倍晋太郎目睹了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及遗憾交出战机研发权的全部过程。相信安倍晋太郎对于此段对于日本国家尊严有争议性影响的事件有强烈的印象。而在这段日本的国运之战中，安倍晋三已经在1982年正式进入政坛，担任父亲，同时也是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因此，相信也完全目睹了此时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话语权大幅降低的冲击性事件。或许，这也影响了安倍晋三对于日美军事同盟的认知。或许，这也催生出了安倍晋三在日后对日美军事同盟如何动态化操纵的个人主张。

作者：王储

参考文献：

1.Buckley, Roger. US-Japan Alliance Diplomacy, 1945-1990. Vol. 21. Cambridge [Englan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https://www.legion.org/security/248528/japan-and-us-gold-standard-alliances

3.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1/19/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donald-trump-us-japan-alliance-60th-anniversary-security-treaty-contribute-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