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什么是货币拜物教?_风闻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什么是货币拜物教?（价格语言）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这在马克思《资本论》里是有详尽具体分析的。

《资本论》里，货币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它是从交换关系中出来的。交换形式中，处于一般等价物的那一方，就是货币。所以，是先有交换关系，然后由于交换的需要，产生货币。

这个货币，可以是金，可以是银，可以是铜铁，以至粪土。

（“货币可以是粪土”，第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以为粪土是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粪土，是形容。不是，粪土就是粪土，可以是值得交换的东西，比如，一车粪土换2个土豆。所以，也可以说“货币可以是土豆”，这样，“货币可以是粪土”，就不会被误解了。为什么“货币可以是土豆”，原理是，处于交换关系中的产品，一方面是商品，一方面是货币。作为“价值形式”，内部包含着这两极。但是，可以是，未必就一定是，粪土、土豆、黄瓜、烟、都缺乏“天然”的优越，所以“天然”不是。呵呵，如果不去买东西，拉一车粪土或一麻袋土豆，去换大米，实在不方便，体积太大，也不容易分割，土豆放几天就坏了，没有人要。粪土太臭。）

这个就像庄子跟东郭子讲“道”。道是很高妙的，庄子先后跟东郭子说，道在蝼蚁，稊椑，在瓦甓……最后，东郭子还是不懂，庄子干脆就说，道就在屎尿里头。屎尿里头也有道，道无所不在，哪里都是。

货币也是一样，无所不在，到处都是。所以，马克思说，货币可以是粪土。马克思这里说的“粪土”，不是形容词，不是说你视货币如粪土，而是说“粪土”这种实物。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们也可以用屎尿来当货币。

当然，历史上具体的社会体制选择它的货币，总是会因为某种物的某种特性而选中它。

历史上，西方货币曾经有黄金，也有白银，一段时间里，白银甚至比黄金还厉害。后来，因为中国看中了白银，白银就都跑到中国来了，西欧自身没多少白银了，只能选择黄金。之后，由于生产效率的问题和财富的量的问题，欧洲黄金变贵，劳动力也变贵，这是国际分工和竞争的结果。

当时，中国表面上占了便宜，把全世界的白银都给挣回来了，全世界约有1/3以上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但是，中国由于自身体制，从世界挣回来的白银大多没有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被大小富人放地窖里给存起来了。所以，当年李自成进北京，京城官僚和富商以为改朝换代了，都出城迎接李闯王，准备花点小钱跟李自成这个新贵结交。结果，李自成部下把他们都给抓起来了，严刑拷打。一打才发现，明朝官府朝廷并没有银子，银子都在官商地主手里。官商地主们手上的银子又都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当做财富储备起来，准备留给子孙万代用，希望他们的儿孙能凭借这些白银，世世代代作威作福。但是，明朝这个国家一倒，那就树倒猢狲散，留一堆白银又有什么用呢?明朝官商地主窖藏白银，以为白银就等于财富，这就是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分析说，货币拜物教是一种宗教意识，它颠倒了正确的经济关系。正确的经济关系是先有交换，然后在交换过程中产生货币。

但是，由于历史上的贵金属如金、银等，一则来之不易，淘尽黄沙始得金嘛；二则易于切割，用把小刀子就能把它们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开了，还能很容易地再融合在一起，加热一下，捏吧捏吧，就成了金锭、银锭。因为金银自身这种物性，中外不少年代都使用它们为货币，慢慢地，就形成了对金银的崇拜。所以，马克思总结说：“货币天生不是金银，金银天生就是货币。” 但是，金银本身不过是个物，并不是真正的货币，货币只是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所以，马克思又说：“货币也可以是粪土。”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是很详尽的，意思也非常清楚，没有什么难懂的。而我们的教科书和学者著作里，居然说马克思是金本位，马克思认为纸币是黄金的符号——这些其实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读不懂。正因为他们没读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概念，因而，当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生产的更高级形式，从产业资本进入到虚拟资本、金融资本的时候，他们就更糊涂了。

其实，虚拟资本、金融资本，它们也都有交换关系，这些交换关系也有它的货币，比如债务货币、证券、期票……它只要处于交换过程中，就总会有交换的两个主体，你就需要用货币把他们连接起来。

这就相当于西方哲学上的主语和谓语。你只要说话判断，你总要有个主词，这个主词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桌子、椅子、黄金、大米……这个主词是你必须说出来的，但是，你仅仅说出个主词，那又能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只是说：“白银”、“土豆”、“大米”……那就等于什么都没说，你总是得判断个什么，比如，你判断：土豆是个食物，可以吃。主语和谓语就一起出来了。

物之间的交换也是这样，总是一个处于主词位置，一个处于谓词位置，它们是“两极”。而在“两极”中间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不变的，不动的，那个是货币。

凡是不这样去考虑问题，没有从交换关系去考虑等价物和相对物的，就都是拜物教，对经济关系的正确认识就被颠倒了。

如果不懂马克思哲学，确实难以看懂马克思的这个意思。马克思对货币分析的背后，是对哲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主语和谓语的关系。

一个主语，比如土豆，白菜，你总要表达出它是什么。处于表达中不动的那个位置上的，它才是等价物；而被表达的，它的意思被相对表现出来的，就是相对物。这其实就是语法上的相对表达意思和绝对的被表达意思的先后关系。

（资本论内容：两个不同种的商品Ａ 和Ｂ，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２０码麻布＝２０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２０码麻布无非是２０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别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或１件上衣值２０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不论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件上衣，或＝ｘ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 “等价物”，或与它 “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 碳 （Ｃ）、氢 （Ｈ）、氧（Ｏ）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Ｃ４Ｈ８Ｏ２。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末，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Ｃ４Ｈ８Ｏ２ 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Ｃ４Ｈ８Ｏ２ 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形式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象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 “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Ａ 看来，陛下不具有Ｂ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Ａ 就不会把Ｂ当作陛下。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性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Ａ 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Ｂ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Ａ 的价值的镜子。商品Ａ 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Ｂ发生关系，就使Ｂ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Ａ 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Ｂ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Ａ 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通过两种商品即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

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种对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运动形式。

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总形态变化，那末我们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Ｗ—Ｇ 和Ｇ—Ｗ 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所有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当的两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所以，对同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正象同一个商品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一样，同一个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卖者改为扮演买者。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

）

现在，我们把语言学上的语法关系转移到两个物之间的关系上，那就是货币与一般商品的关系。

当我们懂得了马克思的货币概念，我们就会知道，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有的民族，致富很快、很容易。而有的时期，人们要致富却很难。先有交换，后有货币——。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为什么新中国没能快速致富?（之二•价格语言）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又擅长模仿学习，发明创造能力也很强，既付出了脑力，又付出了体力，为什么就是不能快速致富呢?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货币，我们利用货币杠杆的能力很差，被货币拜物教的错误观念所支配，是拜金主义。

明清两代，错误地把一种贵金属白银当作是货币，而更早历史上，我们最早的货币并不是贵金属，而是贝壳，这是甲骨文里有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用铜当货币，也不是黄金白银。当时各国货币很多，布币、铲币、刀币、环钱……一大堆。

由此可见，历史上，我们并不认为货币是金和银的。宋代，某些地区还一度流行“交子”——用纸印的钱，那其实就是现代货币的起源。

到了明清，为什么会退步了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上层、国家意志出现了拜物教，是上层拜物教导致了退化。所以，人类社会是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的，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类似的，还有东北地区。东北曾经的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民国末年到新中国建国后一段时期），一度是世界第四大工业体，现在呢，在中国都排不上号。

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这个观念一旦被扭转，把被歪曲颠倒的观念再颠倒回来，知道是“先有交换，后有货币”，那么，中国要发财致富是很容易的，没有那么难。

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先干起来，让那些彼此需要的社会需要先做起来，让他们相互提供对方真实需要的那些产品，那么，钱也就随之出来了。而不是你先有钱，特别是把某种你紧缺的、手里没有的东西当做钱，比如白银。中国本来就不产白银，国内银矿只有那么一点儿，白银主要是从墨西哥、印度、日本来的。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却把这个东西当作是财富，是货币，那你当然很脆弱了，等于把国家货币发行权拱手让给了别人。

这就是思想的错误导致民族的悲剧。

明清的货币拜物教，是设想事先有一个钱存在着，然后，我们的生产是为了得到那个钱，谁得到了那个钱，谁就富了。这是越缩越小、把自己变穷的道路，你越生产就会越穷，为什么?

因为，你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白银，而白银是有限的，那总财富当然就有限嘛。你越干得多，后面能拿到手的白银就越少，不是越干越穷是什么?

但如果，你认识到，钱不是任何一种东西，它在交换过程中处于表达主词是什么的那一方，就是个等价物。（自注:w-g句子没说完。主语+是，少了谓语）

一个人说话，总是相对的说出了什么，但其实，他要说什么其实永远也说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那个被表达出来的“道”，“可道”的“道”，是货币，货币是个相对的“等语意”。语言中，凡是说出口的，都是“相对的语意”，是相对地说出了“道”，但“道”究竟是什么，永远也说不完全。

语言上的关系是这样，物与物之间，其实也是这样的关系，货币是相对的表现出一物与另一物的价值关系，物与物的价值关系总是在变，而货币不变，这样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并不是物，或者说，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物，可以是金，可以是银，可以是铜铁，也可以是粪土——也就是说，货币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甚至，它可以就是个虚拟符号、账面上的数字——也就是个“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

是先有了物与物的交换，然后才有了货币。明白这个道理，那你缺什么就干什么，干起来那就富有了，越干越富，变富，并不难。

不难，也还要知道怎么干。 那究竟要怎么干呢?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你缺什么就搞什么，按紧迫性搞。首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医疗、养老、教育、保障性住房（廉租房），人民呼声也大，那就加大生产，加大供给，在加大供给的过程中，大家相互一交换，那就是钱了。钱就是这么出来的，而不是你先有了钱，然后再进行生产。先有钱，再生产，那就是明清时代的小生产。

归根到底一句话，先有交换后有货币，而不是先有货币再有交换、生产以及生产去满足需求。

先有货币后有交换，那就错了，那就成了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它归根到底还是货币拜物教。

所以，马克思自信社会主义优越，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劳动效率、致富速度一定比资本主义更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一个被颠倒的关系重新给颠倒了回来，打破了拜物教。这跟宗教关系是一样的：当你破除了神的观念，你不再去崇拜“神”，自己去理性思考，当然你自己就会变得更聪明了。但如果你满脑子都是“神创造了世界”、“太阳绕着地球转”——这都是《圣经》说的——那你当然就很笨了。

而在经济关系中，你把货币与交换的先后关系给颠倒了，那你的经济发展当然就慢了。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人民公社因何失败（之三•价格语言）

此外，当你从整体上看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经济危机是怎么产生的，那你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对社会财富的毁灭和浪费，你就不存在经济危机，因为你都可以计划嘛，计划经济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总体上，你社会生产的总需求什么的，你都可以掌控，以避免经济危机，没有经济危机，你就会变得更富有。新中国建国7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道理就在这里。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对的，你搞一个先进的制度，结果却越高越穷，当然那就不值得搞了。中国之所以没能快速致富，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先有交换，后有货币”这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资本论》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回头去看前30年，就知道人民公社之所以没有搞好，就是因为货币不下乡。 那个时候，中国要变富，其实是很容易的。红旗公社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公社之间，是有相互交换需要的。比如，一个公社有些破铜烂铁，也会打铁生产农具——这个是传统农业就会的，它就组织生产锄头；而另一个公社，有木头，可以生产小板凳，那它们之间就可以相互交换。两个公社（村子），总有各自相对优势的地方，或者是资源，或者有能工巧匠、传统手艺……一旦交换起来，这个量就会很大，因为那时候什么都缺呀。交换量大，钱也就变多了，人们就富了。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交换呢? 就是因为人民币不下乡。如果人民币下乡了，那他们所有的需求都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满足，公社比个人那要强大得多啊。道理很简单，一个家庭，又能有多少木头呢?你会做木匠，但是你会打铁磨刀吗?而一个公社，传统的日常生活用品，几乎都能生产，某样东西生产技术好些，实在不会生产，它也可以派人到城里，依靠政府依靠党，请大学教授、专家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公社与公社之间，有极大的交换需求，要交换，就有货币需求（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中介），如果信用社给予货币，使它们的交换得以完成，那公社不就都有钱了吗? 但是，由于信贷的保守主义，使这些自然的、必须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交换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货币也就没有被生产出来。

而当时的货币是怎么来的呢?是中央政府，计委，也就是陈云、李先念这些人，他们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具体的说，就是陈、李，还有国家计委、财经委等负责财经制度的，他们根据苏联的那一套办法，计算国家财政有多少，我们能收多少钱，根据收的钱做预算，这里投资多少，那里投资多少。比如说，我有100个亿的预算，这100个亿，铁路需要多少，钢铁厂需要多少，又哪里需要多少……都从这100个亿里面支出。然后，我们收支要平衡，国有企业利润能上交多少个亿，收税能收多少亿，国家收入要跟国家支出相平衡。当时的钱是根据收支平衡预算出来的，然后相应投放货币量。有时候缺了，就多发行点钱；有时候觉得钱多了，货少了，那就采取办法，收紧银根……收紧银根，这个词就是拜物教的，这个词表示的意思是：银，才是货币。如果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是发票——粮票、布票、肉票，搞票证管理。

这样，当时的货币就是萎缩的，是一些人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并不是在实际的、人民相互满足彼此真实需求的生产、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民币不是在千千万万的人民在彼此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而是被“计划”出来的，这个其实就是苏联模式。毛当时就认为，苏联模式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搞苏联模式的，就是走资派，毛要防止苏修、赫鲁晓夫复辟。毛在洞察力上，是极其天才的。他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我不听你苏联的，我毛中国也要当老大……他是说，那条道路是走向资本主义，后来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毛的洞察是对的，苏修就等于走资派。什么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就是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颠倒了社会关系中人的主体关系，把它物化了，人，不是社会主体，物（货币）才是。这就变成了一种唯心主义。

货币不是干出来的，而是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那经济发展当然就很慢了。所以，毛始终不满意，总觉得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有极强的洞察力，他的洞察也是对的。但由于他不能抓很多具体工作，当年他就退居二线了。毛为什么不满意?太多了。像刘少奇在广西的讲话：《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见其选集，无删版，网上都是歌功颂德的大删版），讲什么亦工亦农，农忙种地，工忙做工，不能闲着，不需要研究技术，这不就是封建小生产吗?社会主义大生产哪能这么干。然后，他还说，这样做有个好处，工人家属也不用进城了，这都是反动思想了。城市化、工业化是历史进步，你怎么能说家属不用进城呢?不让家属进城，是要减轻你的管理负担是吧?意味着大城市你管不了。家属不进城，刘当做是一件好事。这种思想甚至连资本主义都谈不上，更类似于封建小农思想。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毛的洞察力极其天才（之四•价格语言）

看历史真实文件，不看那些颠倒是非黑白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知道，毛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完全正确的。就刘广西那篇讲话《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无删版），完全看得出，他就是个反动分子。你刘毕竟是读了马克思的书的，号称是懂马克思的人，居然还能这么想、这么说。难怪毛说，“不要被刘少奇……那些号称懂马克思其实不懂的人给骗了。”说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道理很简单。

什么是资本主义?因为前面有封建主义呀，资本主义是有大工业生产的，大工业生产需要技术的不断进步，是需要不断研究新技术的，怎么能让工人没事干就回去种地呢?

那什么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以往所有成果之上的，它优越于资本主义，它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它利用了资本主义创造出的所有文明成果，里面当然包括工业大生产。你不搞大工业生产，搞什么亦农亦工，家属不进城，别说什么社会主义了，那连资本主义都不如了，当然是反动的。

所以，毛天才地洞察到刘、陈这批人不行，这批人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那怎么办呢?就给他们扣个帽子，说他们统统都是走资派，也懒得具体分析他们了，因为他们的错误思想，你想给分类也分不清。社会主义的反面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就把这些人全部归类为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毛洞察到，刘、陈、李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要找一个能理解他的想法，思想正确的人。但是，他找不着。比如，像张春桥。张春桥想讨好毛上位，就处心积虑地揣摩“圣意”，写了几篇文章。但是，张只是毛反对走资派的一个打手，毛对他其实是不满的。毛说过，张春桥那篇文章《论全面专政》，里面很多提法是不确切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后来也没有重用张春桥，看他会写文章，就让他搞点政工工作，没有什么实权。也就是说，毛并不认同张春桥这些左派的观点。刘、陈那些右派的，他就更不认同了。因为右派是走资派，他们掌权，越搞越穷嘛。越搞越穷是不对的，这是毛很明确的。

69年，71年时候，华西村就冒出头了，挣了很多钱，就有记者去做调查，写报告汇报中央。毛对华西村的成就非常满意，在报告上批了：“这才是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

毛，是要求富的，不是要搞什么意识形态，越穷越好，怎么可能呢?他晚年跟尼克松谈话，说我们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千不好万不好，就是因为太穷了。你们美国太富了，我们太穷了。说，中国有很多缺点错误，很多事情我们没做好，有很多错误，但最大的错误是穷。

而被毛批判的走资派的那一套，历史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他们不行。1978—2002年，所谓“改革开放”，长达24年时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慢，一塌糊涂。1960年，中国人均GDP跟世界人均GDP相比，是世界人均GDP的60%，此后长达42年，中国人均GDP都比1960年低。当然这肯定是错的。

毛时代，1960年以后向下走，但他还是可以拍胸脯说，老子搞了“两弹一星”，要命的东西解决了，工业化完成了，高科技搞上去了，前后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干，都干贏了。你走资派搞了24年，什么大成就都没有，经济也一直上不去。还是胡锦涛上位，商人的后代主政，中国经济才打了翻身仗。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钱并不是银行生产的，银行本身没有钱（之五•价格语言）

2002年，胡锦涛开始掌权，03年主政。02年，中国相关数据就上去了，人均GDP占世界人均GDP的比例就是20%以上了，比1960年稍微多点，42年来第一次（1960——2002年）。2012年，胡退下来的时候，这个数据是60%，10年时间，中国经济就上来了。2012年后面几年，13年，14年，15年，经济发展惯性还在，中国人均GDP数据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八九十，基本就追上去了，追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胡主政时期，这个发展速度就很快了。同一时期，周小川主持央行，人民币币值一路走高，不断升值，中国人手上人民币越来越多，人民币又越来越值钱，就有不少家庭成功奔小康、成小资了，能到处暴买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想法对了，中国人要致富，并不难，很快就起来了。但如果你想法不对，做法不对，就会越干越穷，怎么弄也致不了富。这中间的道理并不难理解。

2002年之后，中国人就比以前更加吃苦、更加卖力、变得更加聪明了吗?显然不是的。前30年，劳动人民吃的苦比02年以后可要多得多，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之所以前面不能致富，02年以后能，还是理财的原因。自古以来，怎样理财，怎样运用财富，就是一门大学问。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公社时期，锄头总是需要的，是基本的、最原始的生产资料，哪个村都可以生产。假如这个公社生产锄头的铁头，那个公社生产锄头的木柄，第三个公社负责把铁头和木柄给组装起来，然后去推销，搞运输。国家提供相关信息：哪个省、哪个县缺少锄头，第三个公社就把锄头往那里卖，卖出去就是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公社之间的劳动分工。三个公社都没有钱，也因而，它们之间就是个三角债的关系——生产锄头把的公社有树木，它跟生产铁头的公社赊账：你先把铁头给我，我眼下没钱给你，先欠着你——这就是债务了。然后，搞运输的那个公社，又跟组装完整锄头的公社赊欠，按照省市提供的信息，把赊欠来的锄头送到各省市县大队生产队，卖掉。卖了，这就是钱，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变现了。它再回头付钱给做铁头和木柄的。这个三角债链条，如果没有钱，那大家谁都干不了，相应的生产链也就产生不了。因为钱是大家相互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没有这个等价物，赊欠、交换就没法进行，铁头也就没人生产了，木柄也没人生产了，搞运输的也没东西可运。但是，如果它能先欠着，那么各个公社的劳动价值就被承认了，然后再使它们流动起来。这就必然要求人民币下乡，银行要给各公社贷款。你们不是没有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吗?我银行给你们提供，你买铁头多少钱，你买木柄多少钱，你搞产品运输要多少钱，我借给你们，那大家不就都有钱了吗?你们到时候再还给我本和利息。这样，资金就运转起来了，大家干活也都有劲头了，都有事干，都有钱赚，钱也就出来了。 钱，原来是没有的，银行也好，信用社也好，它们都没有钱，账上都是空的。但是，由于债务记录，相关生产链之间的真实票据：公社A写个票据给公社B，接受了你多少货物，值多少钱，欠你多少钱；公社B又写票据给公社C……把这些票据抵押给银行，银行承认它们是有价值的，就给他们钱，事情就解决了，钱也就被创造出来了。当然，钱创造出来，有一个前提依据——那些产品最终都是有人要的，就像锄头是别人需要的。如果你生产个东西，是没有用的，那当然不行。社会需要锄头，又生产了锄头，那钱就随时被创造出来了。而不是上面拨款，拨一个实体性的钱，比如100万，放在农村银行里，然后农民去挣银行里的这100万，通过什么办法把这个100万挣回家，那怎么可能挣的到钱呢?公社怎么可能有办法去把你银行里的钱给挣出来呢?那是挣不出来的。

银行本身是没钱的，它只是把交换关系转化成了钱，人们有交换关系——一种按照彼此需要生产的关系，银行承认人们劳动交换之间的价值关系，然后按照价值规律把这种价值关系货币化了，货币也就出来了。相应地，国家就要提供信用，出面承认这个东西，承认银行发行的那张纸是钱，而商业银行、底层银行提供的复式账目、财务账目，经过审核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现金也就被投放出来了，商业银行就从中央银行那里得到现金。

这才是生财之道，而不是相反。

相反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人民公社的做法。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人民公社失败于思想错误（之六•价格语言）

人民公社当年是怎么做的呢?你农民种了粮食，我按照统购统销价，一斤粮食给你多少钱。这些粮食，里面有一部分是国家任务，低价收购；还有一部分是浮动价格，你完成了国家任务，多交的粮，价格就稍微高点。 农民通过种粮挣钱，挣到的钱再拿去内部分，比如工分制。一个社员，一天劳动算是一个工分，请假不去就扣工分。最后，种粮卖给国家总计多少钱，大队留一部分提成或者公积金，剩下的按工分分配给各户农民。

这样，你能分到什么钱呢?这就是货币拜物教，以为是先有了钱，然后大家为了钱去从事生产，把产品卖出钱来，你才有钱。人民公社就更吃亏了，产品卖出钱以后，第一步拿到的还不是钱，而是工分，要拿着工分分钱，那钱当然就越来越少了。

这样干，就颠倒了钱和交换的关系，是反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它的源头，来自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就只种粮食，提供农产品，不准干工业。这样，农民种点粮食、蔬菜、水果，能赚几个钱?反过来看，如果你一个国家的农民能靠种粮、种菜、种水果致富，只能说明这个国家是非常落后的，工业当然是不发达的。

恰恰，中国当时走资派学的就是苏联这一套，搞得农村越来越穷。

而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思想，跟这个正好相反。毛明白，农民靠种地种粮是不可能致富的，他要求人民公社不能只种粮食只务农，而是什么都搞，要农村发展工业。华西村走的就是毛指出的道路。华西村最初干的是什么工业?就是小五金嘛，比较简单的，城市大工业懒得干、干不好，或者是国家计划有漏洞的，没有计划到的。因为国家再怎么精打细算，也算不到很多小的细节。小五金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你大计划没有计划到的，我给你搞。然后，华西村就挣了大钱。什么都搞，这才是毛泽东设想的人民公社，而不是苏联只种粮的集体农庄。 进一步说，你不能是为了钱什么都干，而是，你只要一干，那就有钱。这个干，得是真干，而不是玩虚的骗钱。比如，弄些假单据，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是没人要的，双方彼此的交换是虚假的。玩虚的，那就要“四清四不清”了，就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了。

但只要整个生产交换流程是真实的，那钱也就出来了，也就变富了。农民一穷二白，都是穷光蛋，但是，只要他们肯干，那钱就在干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要注意，钱是“被创造出来的”，是在实际生产之间的相互连接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陈云、李先念、国家计委、外经贸委的办公桌上搞宏观计划时“计划出来的”，那个是斯大林的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商品交换，就是个农奴制。陈云、李先念这些人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其实学的是斯拉夫的农奴主义，他们根本不懂得商品交换。

毛很早就发现，陈这些人这么搞是不行的，但怎么搞，他也不好具体插手。为什么毛不能具体插手?应该是“58年恐惧症”。

什么是毛的“58年恐惧症”?因为56年、57年农业大丰收，形势一片大好，粮食吃不完，当时谈论的是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刘少奇一帮人就说，搞共产主义，吃集体大食堂，把小锅砸了，吃大锅饭。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社会化劳动了，家家户户做饭，又没效率又浪费，那就不如吃大锅饭，几个炊事员就能做好，这不就节省劳动力了吗?这跟现在搞外卖其实是一个道理。一家一户做，又费工夫，又费油，又费盐，那就不如吃外卖。吃大锅饭，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好的，结果搞冒进了，饿死人了。后来的党内斗争，主要也都是由这个引起的。毛因此有点恐惧，不敢再轻易做具体的指挥。因为，一具体指挥的话，你的想法跟具体执行的人不一样，他们肯定就不会按你说的办，结果就是越搞越砸。 所以，毛后来就开始喊口号了。具体怎么干，有国家具体管理部门，管医疗的，管教育的，管交通的，管财经的……由他们去干，不直接干涉。直接干涉的话，那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吧，可是他们内心又不认同，那你干涉一件事就会砸一件事，啥也干不好，那你的威望就没有了，非常被动。

这就是毛的“58年恐惧症”。以上，是人民公社时代的致富道路，致富方法，但由于走资派没脑子、不读书，人民币不下乡，人民公社学习的对象是斯拉夫农奴制，以至于错过了机会。机会为什么错过了?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了，农村干工业的门槛太高了，农村干工业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农村要致富，不能再这么干了。要靠国家投入，国家补贴，国家养。

中国需要读懂“资本论”，解放思想，建立和发展超越西方的福利社会（价格语言）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读书，从上到下，没人读书，要么只读西方经济学的垃圾书，读鸡汤，就是不读世界经典著作，不读马克思。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人口不足。

不读书，导致被美国忽悠，搞了几十年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祸国殃民，导致人口不足，这就是因果关系。要想扭转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需要提高公共福利，城乡公共福利一视同仁，城乡一体规划、一体发展，帮助城乡人口养儿养老，不能再继续扩大城乡二元差别。中国既然能够组织工业化生产，当然也能够组织工业化服务。养儿养老医疗都属于服务业，在工业化社会，个人很难负担，国家公共福利必须承担起来。医疗、养老、教育这些基本保障，要政府出来承担，政府出大头，个人承担一小部分。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如果想通了会很快。

把什么想通呢?就是这个——医疗、养老、教育这些正是增加财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并不是政府负担，只是由于错误的观念，误以为是负担，正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工人工资问题一样，都是思想不正确造成的。

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足够，已经具备了建立发达而完善福利社会的条件，而建立和发展福利社会，需要思想转变、思想解放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不是因为有钱了才搞福利，恰恰是因为没钱才搞福利，从而变得有钱，有福利。这是思想的转变。以医疗为例，它需要什么呢?医生、护士、建筑物、药品、医疗器械……当这些条件的提供都可以召之即来，甚至生产过剩的时候，政府只需要出面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而已。

政府分为两个对立的主体：政府1，为医疗消费买单，成为购买方；政府2，提供这种消费服务，供货方、服务方、生产方。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货币被创造出来，而不是先有货币再去交换。

因而，交换越多，货币越多；交换的速度越快，货币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思想的转变：不是先有钱，而后有福利，而是先有福利，而后有钱。

现在看，光有改革的决心、意志，还不行，有勇无谋，匹夫一个。还是要有胆有识，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工业之所以发展起来，实体制造业风生水起，鹤立群鸡，在于建国初就有这样的认识：经过无数血的教训，千方百计也要工业化，勒紧裤腰带也要工业化。 但仅仅是这样，《资本论》也还只读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读。过去中国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又来了，半部资本论治天下。都是片面的。需要贯通起来，完整的，准确的，系统的……

就中国以往的发展思路来看，思想还是局限在拜金主义牢笼中，是货币拜物教思维。这种思维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需要革掉。

中国改革如果不能抓住机遇，适时转变思想，建立一套发达的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可能耗费掉已经具备的客观条件，发展的优势慢慢流失。比如，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闲置，大量的房地产闲置，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械闲置，大量的教师资格闲置，大量的管理人才闲置……大量的潜在资本不能转化为现实资本，大量的货币在泡沫中空转……最后，一个汇率大跌，资本毁灭了，而一方资本的毁灭，是另一方资本的新鲜血液……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如是我闻，眼睛可以看见的。

中国需读懂《资本论》，尽快建立和完善福利社会（之二•价格语言）

关于西方高福利社会，我曾经有一个说法：西方高福利社会是中国人回赠给他们的“福利鸦片”，这一点到今天仍然未变，中国的低廉商品对西方确实有福利鸦片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上下有许多人对高福利社会有恐惧，怕中国福利好起来了，大家都不干活了。这与对高工资的担忧是一样的。怕工资高了，企业外迁，大家都没活干了。都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搞福利社会，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但生产力高度发达是相对的，是指你的福利所依赖的条件，你能不能靠自己的生产解决，也就是你的社会总剩余产品是不是支持福利。而西方福利与未来中国福利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是通过福利使政府负债，以便通过债务货币，金权控制政权；另一方面，是使公民成为月光族，压低储蓄，形成可变资本的对象物，随时备用。

这也就是说，西方福利，本质上是国债。 西方之所以基建动力不足，在于基建投资不如福利来钱快。 基建周期长，获利小，风险大。

福利，比如医疗，看病打针吃药，立马得利，医疗费用高昂，利润极大。政府买单，稳定可靠。西方不愿意搞基建，于是，中国就显得基建狂魔了，其实中国的基建缺口依然很大，人均铁路还是在世界平均数以下，还是很低的。中国再搞个八纵八横也不为过。社会福利体系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中国社会福利如果长期低于西方，将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服务业增长过慢。其次是政治，制度自信问题，人才和资本有流入西方的危险。高福利是吸引人才和高端资本的重要手段。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对农业的补贴，下一步面临服务业对工业的补贴，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你们（中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国）能用工业补贴农业，但能补贴工业吗?你们不能，我（美国）能。

而中国人还没有醒悟，还在拼命叫嚣制造业危机，好像工业永远都是赚钱的。其实，工业有一天也会变成根本不赚钱的领域，那时候才看到这个必然性，为时已晚。而中国高福利体系的建立，必然引发一个服务业大发展的高增长期，服务业的利润就可以用以补贴工业，反过头来继续压制竞争对手在工业领域的反抗和挣扎，进一步导致西方福利社会在基建和制造业领域的低迷乃至溃败。这是渡江战役的要点。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全球经济的三大战役，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这些道理，都是《资本论》系统研究的问题，可悲的是，中国精英迷恋于西方庸俗经济学，一知半解，却对自己的宝贝视如不见，有眼无珠。

什么是财富?国民财富如何增加?（价格语言）

房地产开发、地方土地财政，涉及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什么是财富，国民财富如何增加，以及钱是怎么来的。结论是这样，即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7，往坏里退一万步说是8，地方政府也没有土地可以拍卖了，中国人的财富依然可以稳步增加。

因为财富来自于交换关系，只要主体间的交换对象化、物化，就提供了货币化财富的源泉。如果地方政府管理者掌握了马克思的这个学说，财富就会爆炸式增长，这需要破除“拜物教”思维，破除“拜金主义”，摆脱资产阶级狭隘性。资产阶级追求财富，但由于其本性的狭隘恰恰不能理解财富，超越资产阶级才有创造财富爆炸的可能性，因为，这时，财富的本质才被正确的理解为主体本身的活动。（论证省略。）中国国家和社会具有超资产阶级性，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相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优势，中国人的财富将会爆炸式增长，会让世界大吃一惊，现在只是一个序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从基本的原始的地方下手。比如——洗脚。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洗脚，可以理解为是自己挣了自己的钱，但支付方和购买方是同一个主体。洗个脚按市场价是50块，那么，50－50=0，什么都没有发生。同理，你给你孩子洗脚，或者你给你老爹老娘洗脚，也是一样，是在同一个经济主体内发生的，也还是0。但是，如果支付方和购买方是两个不同经济主体，主体活动是采用量化的、对象化的方式存在，那么，财富就以货币化的形式物化了，货币在这种交换中被创造出来。

马克思说的非常简单明晰，货币是在这种交换中被创造出来的。因而，摆脱了货币拜物教的绕。读读西方经济学，读读凯恩斯，弗里格曼一堆，他们绕半天，什么都没有说明白。最后还是经济危机、货币危机，什么屁事都解决不了，马克思不同，一下子就抓住了要点。简单的说，土地财政并不是地方财政的极限，不是没有地卖了，地方政府就没有财路了，土地财政这个思路是香港商人的小把戏。

货币在这种交换中被创造出来，明白吗?这13个字一看就懂，这就是财富。一个地方，只要充分打开它的交换关系，提供主体间密集交换的社会条件，就有了财富，财政也就不愁没有米。但是，地方既得利益者们，没有外力政策帮助打开交换关系，自己是不愿意打开的，因为交换频率加快，会影响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分配权。经济越差的地方，越要顽固地保持对交换关系的控制权，经济也就越发僵死，也就越发依赖土地财政。 落后地区，总是思想落后。人家玩剩下的，还死抓住不放。土地财政已经过时了。

像直播经济，中国已经领先世界。一批直播人快速致富，这是事实，是英美非常羡慕的。英美在互联网经济这个最前沿的领域落后了。前面介绍过，日本一个直播人有5万粉丝就上了当地电视台新闻，一个月3万元人民币收入就打晕了日本人。但是，在中国，5万粉丝的主播根本连门都进不去，没有200万粉丝，根本谈不上是主播。

提供主体间密集交换的社会条件，是中国财富可以爆炸式增长的秘密。

而美国代表的那种方式——通过债务的货币化，并使发行货币稀缺而扩张商业性货币的方式，就显得工场手工业了。现在，美国是小米加步枪，中国是喀秋莎。形势逆转。

中国在财富的创造方式上跟西方已经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机制，就像马克思的东西跟凯恩斯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马克思是千年第一思想家，凯恩斯是百年里一堆人的其中之一。这不是我的评价，是英国读者的投票结果。

如果从哲学角度评价这两种财富创造方式，那么，美国代表的更具思辨性，具有古典主义特点；中国开始进入的方式具有浪漫主义特点，是理性直观性的。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社会自由?（之八•价格语言）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人民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国家发行100信用货币，但要求归还110，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原因。西方信用货币，实质是债务货币——债币。这样，就解决了中国传统权力问题。国家信用就会大于私人信用。所以，西方国家可以社会自由，不怕老百姓。为什么西方不害怕老百姓呢?因为债币从根本上使国家有钱，发行得越多，国家就越有钱。中国宋代、明代、清代，之所以亡国，都是因为财政不够，国家缺钱。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很富有，整个国家比西方国家要强得多，但政府没钱。政府没钱，就通过整个官僚体系去横征暴敛。官僚体系横征暴敛来的钱，并不是都交给了政府，各级官僚在中间上下其手，吃掉了一大块。比如说，传统征服游牧民族，为了支援前线，官僚体系收了65担粮食，但送到前线的粮食却只有一担（历史统计数据）。搜集、运输以及中间过程里的贪污，都在不断消耗征集来的粮食，结果，65担粮食，前线官兵就只能吃到一担。然而，老百姓实际上却出了65担粮，负担很重。前线久战不决，这一过程就不断循环重复，最后搞得天怒人怨，老百姓不再支持前线打仗，更甚的，就是反过去当汉奸。清末鸦片战争，朝廷派提善到广东，要跟英国人好好打一仗，但朝廷却又拿不出钱来。没钱是打不了仗的，作战之前，士卒总得吃饱饭吧?作战勇敢的、立功的，你得有奖励吧?战死的军人，家人得有抚恤金吧?缺钱，当时的虎门总督关天培就把自家财产充作军费，最后战败牺牲。跟他一起打到最后的，都是他的亲兵，就关天培周围那一小群人最后还能坚持战斗，其他的都一哄而散了。关天培自己才多少钱?那么点钱，谁卖命啊?

而英国从英格兰银行开始，资本主义就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英国打仗，不需要现钱，它的钱是无中生有，凭空产生的。没钱，可我能借，借来的钱我支付利息，打赢了我再连本带利还给你。向谁借呢?向有本事筹集钱的人借，也就是向银行借，以犹太财团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势力借。这样，英国的战斗力就非常强大了。因为，如果战败了，借的钱那就还不上了。而一旦战胜，就发财了。所以，西方打中国，打赢了，首先就要战争赔款：我跟你打仗，我花了多少钱，我胜利了，你就必须赔我钱。在战争赔款基础上再提其他要求。因而，对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战争是个发财的买卖，挣钱的好路子。 而中国不是，中国战争不发财，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都是赔钱的。这样，你当然干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社会自由?（之八•价格语言）

一方越打越富，一方越打越穷，这个难题，要怎么破解呢?还是得靠马克思，明白“先有交换，后有货币”。先有交换，后有货币，说的是私人主体，或者是说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也就是民间的，事实是这样的，也是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曾经，人民公社最大的失败点，以及最后被推翻，就是因为越搞越穷，大家又不自由。但是，人民公社最初的理论设计、理想，并不是后来实行的那一套。右派攻击人民公社，说你搞统筹统销，自己计划定价，搞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定价的工业产品贵，农产品价格贱，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城市剥削农村。这个攻击，是相对正确的，因为事实如此，尽管城市市民也并不富有，相比农民却要好得多，农民更穷。而人民公社如果按最初设计的方案搞，工业、商业、服务业（教育）……什么都搞的话，那肯定会是富有的，因为你把农民都组织起来生产，那就是财富，财富就是从生产来的。人民公社这样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如果有国家信用担保、兑现，那么，必然会出现财富的高增长、大跃进。之所以当时没有财富的高增长，就是因为国家信用（人民币）没有给予人民公社需要的金融支持，导致公社生产萎缩。当时管理经济的国家上层建筑，对钱的认识，是错误、颠倒的，认为先有钱然后才能生产，那当然生产就很慢了。

以上，说的是民间这一块，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惨无人道的剥削，奴隶制，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但它非国家控制的民间这块，是有非常发达的“先有交换，后有货币”意识（事实）的。比如，棉花提供商为纺织业提供棉花，纺织业再提供面料给印染业，印染业再提供给批发零售业……产业链是一环套一环的。每一环彼此的订单、交易记录，都是通过银行背书确认的。织布的拿到了纺线的几万匹丝线，就给它打个欠条，或者给它个收货单。而织布的手上又有它上家印染的欠条……凭这些欠条、收货单，他们都能在商业银行里拿到贷款。也就是说，他们是事实上先交换了，然后再通过银行确认，大家也就都有钱了。这样，他们的生产链就会持续不断地维持下去。而中国的人民公社，没有这些。没有欠条，没有订单，最关键的，没有银行为每一个交换环节背书确认……

先有交换，后有货币——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社会自由?（之九•价格语言）

仅仅这样，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状态，后面它又进一步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中央银行。国家向（犹太国际）金融银行借100块钱，归还则要110块钱，而这个钱是我无中生有生产出来的，国家一旦跟我（国际金权）借了钱，就永远也还不清，就变成了债奴，被国际金融势力所控制，成了国际金融势力的打工仔，成了国际金融势力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化了，国家缺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你永远也不会缺钱了，再缺钱，只要借就行了。而我——向国家放贷的国际金融势力，也不怕你国家跟我借，因为你只会还给我更多——你有源源不断的税收，还能通过公共权力做一切事情满足我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化了，它根本就不缺钱了，想借多少就有多少。这样，中国传统的权力问题——国家没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彻底解决了。

但是，这条道路是中国走不通的，中国如果走这条道路，一定是没完没了的社会动乱。 因而，我研究的是，中国不这么走，有没有可能战胜西方?有没有一种模式比西方的债币模式更强大、效率更高? 我发现，是有的，是可以的，也是《资本论》告诉我们的。但是，对照现实，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搞经济，不是按照资本论理念搞的，它是按照美国、西方的路子在走，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国、西方是跟他们自身的那一套相适应的，中国跟美国（西方）结构不同，学它们，可能在局部有效果，发展到后面，你还是解决不了你的老问题——你民间钱很多，但这些钱找不到出路，要么，堆积到房地产业，导致资源浪费，就像明清库存白银；要么，就移民了。 所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