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作家方方的本心_风闻

　　事先声明，方方女士的《日记》我从未拜读。她的小说，我也不曾看过。那么，我又何来资格批评之？因为我本来就没打算批她。一来是不敢，我的年纪已经大得足以学会世故，知道女人歇斯底里起来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二来，我觉得方方那些带着寻常人间烟火气的、在平凡生活中所熟悉的点滴记述，比起随地的口号，也不无可取之处。至于有人作诛心之论，以为方方之流既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义无反顾地反体制。难道说美国灯塔当真有这么大的魔力，能教人生死相许？这样的“推墙”派为数还不少。看起来这是个历史之谜，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方方女士何许人也？从她日记上大秀特秀的“某公厚我，某公赞我，某公赠我某物”之类，从她可以在封城之际让警官开道送侄女出国，就知道她是 “谈笑有社长，往来无白丁” 的人，尔等小民，只配被方方女士启蒙之，难道还能以为，她会真心为你发声？

　　其实懂一点历史的人都记得，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类似方方这样的知识精英同样地成为了颠覆体制的先锋队，而媒体又成为精英的有力武器。80年代，苏联的大众媒体，尽管是由党和国家出资兴办的，却已经变成瓦解国家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在此情形下，尽管发动反叶政变的军方领导人掌握着国家大权包括军权，仍然难免陷于孤立而迅速倒台。批判的武器战胜了武器的批判（必须指出，如果不是因为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官僚精英赞同私有化，那么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声音）。

　　很多人至今无法理解：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表面上，知识精英是为了真理；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利益。

　　在改革之前，知识精英确实获益不少。只要遵循党的路线，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像方方女士这种人，是不会轻易忘怀其地主祖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就如同黄秋生忘记不了他的外国爹一样。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虽然知识精英口口声声自由平等，实际上也未能免俗，不过是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已。

　　与苏联相比，中国的知识精英更自私和势利。可以想见，在中国，毛把他们打发到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难怪知识精英对毛恨之入骨了。堂堂的读书人，怎么能过农民那样的生活呢？有些天真汉以为方方女士作为知识精英，省作协主席，怎么还不如普通人明是非？其实这不是蠢，而是坏。她们知道，捡人家的餐余，总不如自己直接下手好一些。（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