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诠释了新教伦理-自由民主该出来走两步了_风闻

国际“主流社会”都说香港闹事是“争民主”，其实存粹是瞎扯，因为香港历来就没有“民主”。闹事的那帮人其实是英美洗脑的“成果”。被洗脑的典型例子是台湾政客柯文哲说的“被西方殖民越久的国家就越进步”。现在的反洗脑不太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始终没能讲明白“被殖民越久越先进”。以至于“民主自由”竟然被说成是成功的秘诀。

如果简单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凡改姓“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成功”的，而且没有之一。可能有人不服，四小龙难道不算成功么？当然不算。不要忘了，四小龙快速发展的时候恰恰用的是专制独裁制度，或用“成功国家”的话叫做“威权制度”。它们都是苏联解体以后走入“自由民主”的，反而在“自由民主”以后却日子每况愈下了。台湾经济腾飞时是在两蒋时代，那时是绝对“专制”的，现在民进党的骨干分子都蹲过大狱，都恨死老蒋了。现在终于民主了，可经济形势越来越差。香港就别提，一直就没有民主。据说现在在争取，闹到一半还没成经济就感觉越来越危了。再说韩国，经济腾飞时大加宣扬的“汉江奇迹”就是当年朴槿惠的父亲（公认的独裁者）搞的。自首个民选总统金大中上任以来，经济增速一直在下滑。最后的新加坡更是一直是“威权体制”。

最终我们发现，“成功”的还是原来的那几个“榜样国家”。那么疑问的焦点就聚焦在它们身上了。它们自己说是靠“自由民主”发达的。但移植到外边为啥都不灵呢？总要有一个解释吧？

有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解释，那就是马克斯韦伯的那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大意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成功与新教有关。虽然作者没直接说，但暗含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不成功？因为你们不信新教，即便信了同宗的天主教也不行。这就有点“种族优越”的调调了。

这本书的大致解读是，新教徒强调努力工作，勇于冒险，所以更“成功”。但就像李云龙的一句台词说的：知识分子就是能吹，什么事情都能吹出花来。意思是靠嘴没用，这年头谁都可以做广告。中国人不信新教，好像比新教徒的努力和冒险程度一点都不差。用信不信新教来解释，显然过于简单粗暴。虽然从现象看，新教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比其他国家高。但把它归结于新教，显然是因果关系的错乱。但如果说与新教完全没关系也不客观，但问题是与新教徒那些方面有关。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次疫情的到来，突然发现找到了比较圆满的解释。一则“让全民感染产生抗体”的消息令我辈大开眼界。而本人注意到的是，恰恰是新教伦理主导的国家美国和英国对此很“感冒”。再顺藤摸瓜下去，逻辑链条变得慢慢清晰。

看来新教伦理的确有“进取”精神。主要表现是两个特质。一个体现在敢于冒险，比如竟敢“让全民感染”。第二个特质也终于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新教传统的国家那么强调“自由”。这就是“适者生存”。弱者不要抱怨，你要怪就怪你没本事。我们不能因为弱者而放弃强者的自由，所以十分反感被“戴口罩”。

从这两个特质推断，这个伦理倾向于不同情弱者，而强调竞争。自己失败了不抱怨对手，只怪自己没本事。当然，对手下败将也不会同情。于是再回顾一下历史，一切就很自然。我们发现它们的第一桶金都来源于战争。而战争恰恰是最能诠释这个伦理的行为。而反观那些改姓“自由民主”的国家，恰恰战争能力不行。所以一切都顺理成章。至于柯文哲所说的那些“被殖民越久”的国家发达了，那不过是做了殖民者的跟班，狐假虎威罢了。就像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老板给跟班的待遇自然要比底下干活的高。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因为竟然遇到了两件百年不遇的大事。一个是这次疫情，全球爆发的大传染病是百年不遇的。人的寿命平均不到80岁，所以能赶上实属“幸运”，俗话说“不看广告看疗效”，没遇到大事，你广告可以随便吹，一旦潮水退去才会发现谁在裸泳。没大事的时候，“民主自由”可以吹得震天响，大事来了才知道你到底有多牛。第二件大事是不久的将来（估计不会超过十年），世界经济老大的位置会发生轮替，现今的世界老大位子已经坐了一百多年了，又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事情。人生能同时赶上两件百年不遇的事情，还真是有运气。最后还是那句话，嘴上说的不做数，最终我们还是等着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