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阴霾笼罩下的韩国娱乐圈_风闻

作者 | peipei

编辑 | Amy Wang

朝鲜半岛南边的韩国，是个独特的国家，经常以社会性话题的电影霸占中国的热搜榜。近有韩国男人恨不得下架的《82年生的金智英》，前有改变韩国立法的《熔炉》，在反思社会议题上，韩国影视常常做到极致，致使观众总有错觉，这个国家的法律机器与对少数群体的呵护在向阳处稳健迈进。

稳健迈进的路是由沉甸的犯罪事实而铺出的，如今，又出现了N号房这样令人震惊扼腕又毛骨悚然的事件。“N号房”顾名思义，是在网络上运营的多个聊天室，其载体为韩国以私密性与安全性为噱头的社交软件telegram。运营者与入会者在聊天室内散布性犯罪视频，当属恶性群体犯罪事件。

入会者在入会前，必须交付自己的“私货”，即非法拍摄的视频，否则会被清退。在入群后，通过付费可以层层解锁至8号房间，观看更“重口味”的视频。视频中的受害者遭受到的性虐待和剥削方式极为残忍，大多数为未成年人，最小年龄仅十一岁。

根据警方的调查，其观看人数多达26万人，韩国人口为5000万，首尔的出租车数量为26万，性犯罪的距离令人不寒而栗。

3月25日，根据虚拟货币的交易追踪记录确认，1万名付费会员中有知名艺人，而受害者中也有十几岁的未成年艺人，待警方确认公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演艺界清除运动势必会展开。

每年一次的韩国政娱清洗运动

从18年开始，每年春天似乎成了韩国性犯罪声讨的爆发点。18年1月，顺着美国#MeToo运动的声势，韩国的女检察官徐智贤公开指控前司法部官员性骚扰，随后现身jtbc王牌节目《newsroom》接受主播孙石熙的采访，揭露这段屈辱的往事。

涉事的犯罪嫌疑人，从热门总统候选人安熙正，慢慢扩散到文艺界，不乏像84岁高龄的诗坛泰斗高银、 知名电影导演金基德、安熙正这样的重量级人物。#MeToo的成果将以法律形式受到保障， 如将“以权换性”的最高惩罚从5年升至10年，追诉期从7年升至10年。

19年的2月，韩国知名偶像团体BIGBANG成员李胜利被曝出为国外投资人员招妓，经其经纪公司YG entertainment否认又被重新立案核查犯罪行为属实，不仅包括性贿赂，还涉及，性虐待，共享不雅视频，性侵，吸毒等多项犯罪事实。

顶不住压力的李胜利在3月11日宣布永久退出娱乐圈，但战火已烧，共享偷拍不雅视频涉及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艺人，大多是追星女孩熟悉的人气偶像，郑俊英，CNBLUE成员李宗泫，FTISLAND成员崔钟勋，HighLight成员龙俊亨各个扔下来都是重磅炸弹。

(涉事艺人一览)

最重磅的消息在3月20日放出，有记者调查到此次胜利事件涉及到的政界和财界崔顺实（韩国前总统 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主人公）的残余势力，但详情再也没有得到曝光。

今年的3月末，N号房这颗炸弹又在社交媒体炸开，它以前所未有的传播密度和涉嫌人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犯罪人员利用受害女性的年龄以及经济条件两个弱点，伪装成警察等执法人员，骗取信任进而犯罪。

而N号房的现运营者“博士”赵主彬出生于1995年，年仅25岁，竟是老师口中的“团结友爱”的善良男孩，做义工献爱心，援助性犯罪受害者，担任学校报社记者，享受两幅面孔的他将面临12项罪名指控。

23日，文在寅下令对N号房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对受害者表示衷心的慰问。按照韩国举国之全力兴文娱繁荣的惯性，此次事件波及的娱乐界和政治界人士一定不在少数。只是愤怒的余音能够掀开多大的口子，挖出多少埋在阴暗的势力，我们并不知道。

（报道称曾有高级警官加入N号房会员）

女艺人的社会生存实录

2019年，韩国两位女明星崔雪莉，具荷拉的离开令人痛惜。具荷拉的自杀因抑郁而起，而抑郁的源头是其前男友长时间的家暴甚至偷拍性视频曝光威胁，具为了不让视频曝光跪地求饶，甚至被男方反以家暴扣帽子。

（具荷拉与男友起冲突的监控录像）

从2018年9月家暴事件起，具荷拉在起诉和大众媒体的拉锯中不断地被消耗，身心俱疲。前男友只被判缓刑和好姐妹雪莉的离世，是榨干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悲愤地结束了生命。演员申世景和尹普美2019年参演综艺节目曾发现被偷拍，工作人员被N号房运营人赵主彬证实是其花钱委托的。

“偷拍”在韩国是一件无孔不入的事情，有熟悉针孔偷拍技术的韩国专家分别在YouTube Asian Boss和节目《生活的达人》，拆解了酒店和地铁站厕所的热门偷拍位置，教大家如何安全保护隐私。被偷拍者可能丝毫不知自己的隐私正透过无数个这样由比特币加码的灰色平台散播，与网络另一端的付费观看人构成完整的产业链。

威胁女性的不只是偷拍这样的犯罪事件，女性权利极度失衡到为艺人为女性主义发声也会被无数极端者网暴到失去声量。韩国偶像歌手孙娜恩18年二月在instagram上发布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手机壳，背后写着“Girls can do anything”（“没有女生做不到的事”）。韩国网友攻击她宣传女权主义，最后致使她无奈将照片删除。

（孙娜恩晒出的手机壳照片，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同名小说，韩国女团Red Velvet队长Irene在一次节目上只是提到自己曾看过这本书，便遭到炮轰甚至有男粉丝做出烧照片的极端举动。

（男粉丝烧毁Irene照片）

而参演者郑裕美收到的辱骂不计其数，无数男性在青瓦台官网请愿暂停这部电影的拍摄，该电影在韩国社交网站naver收获的是大量的负面评价。

（郑裕美在韩网上收获的差评）

女艺人不仅要遭受被偷拍的威胁，甚至不能在公开场合站明自己为女性发声的立场，不免让人怀疑，这是生活在21世纪以独立先锋社会议题的电影而闻名的韩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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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中折射的女性权力失衡的韩国

必须要说明的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至今仍奉行着“男尊女卑”这样权力压榨的阶级制度。这一点在韩国影视中多有体现。

不少影视剧中都对职场中的女性遭到骚扰的现象有细绘。《人生是第一次》中女主的闺蜜，即使做到业绩第一，却仍要逼迫自己抽烟混进其他老代理中了解业务细节，忍受言语上的侵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检察官内传》中，在聚餐聚会中被性骚扰的女性职场人只是无数被害人的一个简略缩影。

同样在《检察官内传》中， 女检察官承担了家庭中大部分的家务根本难以做到家庭与生活的平衡。

（身穿西装边带娃边做家务的女检察官）

在这样的极端男权社会中，正常女性权力的缺失往往伴随着社会各阶层扭曲的性文化与犯罪，此种语境下滋生的偷窥文化不难理解，它以物化女性为目标，文本视频等成为男性凝视的载体，将他们的幻想投射在各种类型化的女性影像上，N号房中各种分类的房间是最好的佐证。

就这样，等级秩序的森严和内向民族文化特性的主导让女性的发声极为困难。影视有着较为温和的文娱性质，不同于女性运动直接又大胆地由长久被压迫的弱势群体向权力压榨者下战书，这样的影响更加润物无声，也变为许多女性影视工作者的权衡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