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访谈中学习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素养_风闻

       陈志武是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教授，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向中国的学界、商界和政界布道，也一直被国内经济学界奉为大神，和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互动很多。3月25日，他接受了某中文财经媒体的专访，请各位网友共同学习陈教授的语言艺术，因为自然而肆意的双重标准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最基本的自我修养：

陈志武：我到是比较乐观。人的社会属性就是越是恐慌、悲观到极致的时候，越应该心怀希望。目前可以看到，从资本市场到普通老百姓的心理已经开始调整，愿意接受牺牲的程度变高了，这说明事情已经解决一半儿了。

在流行病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从数理统计方面来理解的话，流行病毒的感染类似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出现恐慌时，市场上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都是以高度关联的方式集体下跌。医疗系统也类似于这个市场，当流行病来临时，相关性强、互动性高的人群染病的风险就大，医院会出现“挤兑”情况，死亡率也会比平时大大上升。

流行病如何避免这种系统性高度关联的共振反应呢？只能通过保持社交距离，甚至隔离等措施。就像08、09年金融危机中的有毒资产，相互关联互动产生共振之后，风险被大大抬升了。现在政府和社会终于高度警惕，大家都产生恐慌后，产生共振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所以股市悲观到了极限，接下来的涨涨跌跌更是常态。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对美国股市还是有信心的，今天有一部分资金开始进场了，这表明目前股市不能说完全探底，但是也接近谷底水平了。

陈志武：美国经济在疫情之前总体来说是健康的，没有这次疫情的话经济衰退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经济71%取决于民间消费，民间消费指标的最关键决定性因素就是就业情况，老百姓有收入就有消费保障。上周出台的美国2月份就业数据显示新增20多万就业岗位，失业率3.5%，**虽然中国媒体一直在讲美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我研究美国经济40多年，哪怕是最欣欣向荣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批评，因为美国媒体是开放和言论自由的。与国内媒体描述中国什么都是好相比，美国媒体以批评为主，所以对比来看，两国不同的体制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媒体偏好和风向。**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基础还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川普3年前的减税政策对企业的帮助。

美联储上之前出台货币政策的“核武器”，降息到0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我认为这个反应是有点过激了，过度恐慌的结果就导致了市场和社会人士更加恐慌。我认为美联储这一步操作有点过于离谱了。

如果情况再恶化，只能是更大规模的QE（量化宽松政策）。但这样做的话，受益最多的群体还是有钱的金融大鳄，对整个社会不一定是对症下药的做法。而帮助老百姓做病毒检测等才是更精准的举措。如果疫情稳定后金融资产价格反弹，基准利率又这么低，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和股票的企业股东会从中获利，很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

陈志武：**我认为这个概率很低。现在从政府、社会、美联储到金融市场都恐慌到了极点，而这个就表明事情解决了一半。**因为恐慌之前没有人愿意做出牺牲，没人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一旦疫情爆发后，每个人都愿意做出调整，接受牺牲。接下来就是等两周左右的时间，让疫情扩散得到控制。所以越是看到恐慌，越有希望。

**美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利息低，流动性供应充足，疫情过去之后，美国企业恢复运转，会有更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搬回美国，**因为他们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疫情对他们的巨大影响，一旦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和销售。所以我认为疫情稳定后，更多的美国企业和产业链会搬回美国，这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提振也是有帮助的。

陈志武：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不只是美国，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都会反思这个问题，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势头将会超过中美贸易战时期。很明显医药方面，（如抗生素、维生素、口罩和人工肺等医疗设备都是在中国制造），供应链断裂的现实已经很具体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可能会决定不把工厂只设立在中国，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一部分回到本国去制造。对全球化潮流来说，这次疫情是一个教训。

陈志武：是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就好比我们做金融投资，不能只看回报率，只有在风险和回报同时考虑的时候才能制定最优、次优投资策略。做企业也是这样，这次疫情给了企业一个教训，供应链是否足够分散影响到企业未来的风险头寸高低，我教授风险管理这么多年，风险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个抽象的问题，只有具体的风险事件才能让人感受到风险的影响有多大。

陈志武：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疫情不仅是武汉的企业受到影响。由于中国进出口外贸在GDP中占比很高，高度依赖进出口的经济一旦面对逆全球化的高涨势头，肯定会受到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学者这么多年一直呼吁改变增长方式，从过多的依赖投资和进出口转到民间消费和内需上来，为经济提供动力。**但遗憾的是中国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方式是由体制决定的，所以根本性的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如果中国经济还是高度依赖进出口，一旦全球化的势头遭受挫折，中国经济也会遭受挫折。

陈志武：这个很好理解，中国大多数人没那么有钱，而一些有钱人因为某些原因（担心可能某一天会被查或者没收）希望把手中的钱赶快花完。A股很多都是靠国家队和政府干预人为抬高股价，房地产价格也高得离谱，长期投资也不现实，中国靠刺激和行政干预制造出来的繁荣泡沫，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泡影，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钱就花，花了再说是一个上策。

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人信奉养子防老，靠子女来维持老年生活。对养老保障相关的投资理财意识还不是很强。综合来看，由于文化、国家体制、内在精神领域等原因，暴发户的心态和做法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消费驱动的国家。

陈志武：是的。在美国的带动下，欧洲也在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认识在不断调整。这次疫情让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具体的展现了出来。尤其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思维和价值观，可以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这次疫情也是对世界官僚体系的一个大考，中国政府在武汉封城前反应迟顿。而在美国川普政府开始也是对病毒危险轻描淡写，美国疾控中心虽然意识到危险但是并没有认真准备，以至于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美国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充分测试疑似病例。而且卫生部虽然在数星期前都告诉公众医疗系统只有10%所需的口罩和防护设施，但是几乎没有行动。美国的反应是从民间，地方率先发起的，媒体在大声疾呼，NBA率先取消赛事，很多学区自发停课，最后中央政府才开始采取行动。

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是不断发展的，中国从周朝就开始了以政府为主的风险应对机制，欧洲社会政府开始发挥作用是到近现代才比较多，我总结了人类风险应对方式的4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家族组织和宗族体系，这种血缘互助体系在例如印度已经建立的相对完整；第二道防线为跨宗族组织例如教会、佛庙、道观、民间社区互助组织，社区、各种非盈利组织，这是西方社会应对风险最具体、规模最大、渗透力最强的组织；第三道防线就是政府；第四道防线是现代保险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还有上市公司、医院等。

我们发现，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还有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没有看到多少水深火热，人民依旧照常生活。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的经济危机，家族等第一道防线作用微乎其微，第二道线几乎不存在，第四道防线金融市场背后也是由政府和国家管控，所以中国只能依靠政府这个独木桥。

从湖北武汉抗疫我们能看出来，中国政府作为唯一的抗风险对象也不是万能的，内部也存在官僚化、不作为现象，关键时刻只靠中央发号施令也引发了很多问题。而在美国，即使总统不称职或者反应不及时，各州州长、市长、区长也有很大的决策权来发号施令，再加上民间教会、公司、学校的自发防御，多层级和多元的纠错机制相互独立相互影响，一个机制不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备用机制候补，这使得美国的纠错能力很强，这也是美国在发生灾害或困难后没那么糟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自下而上强有力纠错机制的前提，是每个机构组织都有独立的决策权和充分的资源去利用。

附陈志武教授的经历：

1979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

1983年，获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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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应聘入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6年，入职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席教授与环亚经济研究所主任。

美国Value Engine 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

1986年，刚刚在国防科技大学留校任教的陈志武想赴美留学，“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