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人口数百例确诊就要“封国”，印度的新冠防疫有多难？_风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Plus”，作者：罗瑞垚 

印度发现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从武汉回国的印度留学生。

早在武汉宣布封城前，印度就开始防范疫情输入，陆续拉起了三道“警戒线”。

3月22日，印度全境实行公共宵禁；3月24日，总理莫迪又宣布，全国“封锁”21天。

宵禁当日，印度确诊病例仅300余例。5天后，数字翻倍。此前有专家认为，至少还有1500例没有检测出来。

印度医疗保健体系比较脆弱，城乡差距悬殊，病毒检测能力也存在瓶颈。疫情扩散风险较大。

在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某小区做物业保洁的拉克希米（Lakshmi），工作30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传染病威胁。

进入三月，当地最高温冲上创纪录的34度。拉克希米却陆续看到小区住户不惧炎热，戴起了口罩。很快，她从在医院打杂工的弟弟那里听说出现了传染性病毒，物业公司也开始发放口罩、提供消毒洗手液。

她隐约知道中国也发生了疫情。小区里有不少中国面孔的住户，拉克希米很想知道，病毒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只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疫情逐渐升级，很多人都开始在家办公，不少住户每天放在门口的垃圾变多了，还有人主动找到拉克希米，让她在打扫公共区域时用上消毒液。她每天工作9个小时，全程戴着一次性口罩。和小区里的大多数住户不同，她没有“居家工作”的选择。

3月22日，物业给拉克希米放了假。当天印度全境实施了公共宵禁，铁路和城市交通暂停运营，除药店和销售必需品之外的商店全部关门，民众被要求在早七点到晚九点之间居家隔离。城市的停摆，让高速发展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度过了过去30年里最安静的一个星期天。

周日的宁静在下午五点被骤然打破。住户们相继来到阳台上，鼓掌、敲碗碟，有人甚至拿出鼓来敲。这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主意，提议居民一起为医务人员和其他参与防疫工作的人致敬、打气。

△ 居民在阳台上鼓掌

宵禁前夜，在班加罗尔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工作的希瓦（Siva Kumar）回到了360公里之外的老家。在容纳了约两百万人口的三线城市哥印拜陀（Coimbatore），他看到了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

因为市场、车站关闭，大多数人都待在了家里，但他们似乎并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他的邻居像过节一样穿上新衣服，下午五点时一大家子人在院子里排成一排，也有节奏地鼓着掌，然后拍下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

哥印拜陀目前还无人确诊。但希瓦担心，等疫情蔓延到城镇和乡村时，情况很可能失控。

宵禁当天，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1例。截至发稿前，这个数字增加了1.5倍（累计确诊887例，死亡20例）。 

城市停摆

截至3月22日下午，卡纳塔克邦共报告了确诊病例20例，其中14例来自首府班加罗尔。这个一千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迅速警戒。

公共宵禁的前一天，班加罗尔路上的车流量明显减少，最多只有平日的一半。有的突突车装着大喇叭，用本地语言播报防疫提醒。

△ 班加罗尔平日最热闹的甘地路，现在几乎没有车辆

卡邦政府已要求企业开启远程办公，学校、商场、电影院等也在一周前关闭。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优步和本地约车平台Ola的单量立马下降了至少1/3。最热闹的商圈甘地路，虽然大多数店铺还开着门，但门庭冷落。公交车也不再拥挤，约1/3的乘客戴着口罩，地铁口人流更少，工作人员同样戴着口罩。

班加罗尔一处每平方米均价20万卢比（约人民币2万元）的高档小区，已经完全封锁。

3月6日，小区里有一名56岁的女性从美国返回，十天后，她出现了流感症状，经测试呈新冠病毒阳性——是卡邦的第13号病人——她的家人也被送至医院隔离观察。班加罗尔市政机构也到访了小区，每天对居民健康情况进行检测，还给小区消了毒。此后，居民开始了自发的社区隔离。

从那天起，小区所有的保安和居民都戴上了口罩，大门紧闭，快递和外卖只能送到小区门口，由居民自行提取。

物业经理透露，患者确诊后，社区和居民自行决定居家隔离，老人和小孩还被建议单独住在房间，社区统一购置了口罩，对于不能自己做饭的居民，社区还安排了厨师为其提供食物。

这种限制公共流动的“半封锁”状态在整个卡邦早就开启。实行宵禁2天后，3月24日，莫迪又宣布印度全境封锁21天。所有航班、火车、城际巴士和市内公共交通停运，除了药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店铺全部关门，禁止任何公共聚集。

层层设防

城市居民的谨慎，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层面迅速拉响的警报。

1月21日凌晨，赴印出差的李郁（化名）从香港飞到了班加罗尔。她花了三个小时才走出机场。一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要求从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飞来的乘客填写健康信息表，并逐个测量体温。李郁有点诧异，她在北京并未感觉到疫情的严重性，到班加罗尔两天后，武汉才突然封城。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的凌晨，有三四十名在武汉大学学医的印度留学生，决定立刻返回印度。一名女生乘高铁到了昆明，第二天凌晨飞抵印度，又转机回到了喀拉拉邦的老家。6天后，她因出现发热等症状到地区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印度境内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此时距离印度拉起第一道警戒线已有十天。

接下来的两天，她的另外两名同学也相继被确诊，三个人都来自喀拉拉邦。

确诊病例的出现，触发了第二道防线。1月31日，印度政府宣布禁止出口口罩、手套等医疗防护用品，以免国内出现短缺；2月2日，印度政府又宣布所有中国护照持有者和过去十四天内到过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其电子签证暂时失效，很快所有非公护照的纸质签证也暂停办理，印中边境关闭。

现在看来，这一举措收效显著。2月1日，疫情已经波及全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逐渐蔓延至欧洲、美国，印度在2月却并未发现新增病例，且此前3例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但印度面临的风险远未解除。3月起，疫情的威胁从其他方向逼近。此时，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的确诊病例均已过千，而印度在劳工和商业方面，与欧洲、中东和日韩的联系都比中国更为紧密——大考此时才刚刚开始。

3月2日，印度宣布新增两例确诊病例，一个是德里居民，曾到访意大利；另一名则从迪拜返回，在特伦甘纳邦确诊。第二天，又有一名意大利游客在泰姬陵所在的旅游城市阿格拉确诊。随即，印度拉起了第三道防线，暂停了意大利、伊朗、韩国和日本护照持有者的签证。

接下来的一周，印度有12个邦出现了确诊病例，总数达到60例，均为境外输入。其中和境外联系最紧密的喀拉拉邦确诊了17例，早前确诊的意大利游客所在的旅游团，又有14名意大利游客确诊。

3月11日，印度政府拉起最后一道对外防线——在4月15日之前暂停所有外国护照的旅游、商务等短期签证，只有持长期工作签者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例外。此举对海外印度公民也一视同仁，包括本国居民在内，所有从国外入境的人都将隔离14天。

非盈利公共卫生研究组织CDDEP（疾病动力、经济和政策中心）的南亚负责人乔希（Jyoti Joshi）博士认为，这种迅速和主动的反应源于印度政府对国内现状和医疗体系的判断，也基于其此前应对流行病的经验。

2018年，尼帕病毒在喀拉拉邦爆发，通过迅速控制，最终有17人死亡。

“总体来说，印度的医疗保健体系比较脆弱。大多数人的居住环境非常拥挤，尤其是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社会隔离不太可行。”乔希博士表示，印度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暂停签证、迅速切断境外疫情输入，同时控制境内人员流动，且严格追踪确诊病例的接触者。

随着确诊数字的上升，印度政府又宣布，自3月22日起所有商业国际航班都停飞一周。

印度一家中资机构负责人陈兆峰，赶上了入境印度的末班车，他在春节后一直被疫情困在国内。3月22日凌晨，陈兆峰从金奈成功入境，手背上被盖上了居家隔离的印章。

他的幸运建立在充分的准备工作之上。3月5日，他就从国内飞到了彼时疫情还不严重的柬埔寨，隔离满14天后，在柬埔寨做了核酸检测，拿到健康证明，还准备了中国出具的健康证明，此时印度对中国护照的工作签证持有者已经放开通行，他略经周折，最终通关成功。 

病毒检测的隐忧

“锁国”的同时，印度的防疫重心转回国内，各地政府的封锁政策也开始层层加码。

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医疗体系运行和公共设施管理主要由邦政府主导，在中央政府的“规定动作”之上，各邦政府在“自选动作”方面发挥的余地较大，防疫政策的执行力度、后期的医疗资源提供也主要取决于各邦。

3月14日起，卡邦政府就要求所有的学校、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关闭。此后，各邦的封锁政策几乎一天加一码：各邦要求公司远程办公、马哈拉施特拉邦停运城际火车、德里要求餐馆停业、拉贾斯坦邦禁止公众聚集、卡邦公共交通限制人数……这些限制性措施，很快被中央政府逐步推向全国。

防控措施层层加码背后，是各邦无法被数字直接反映，但明显迅速升级的疫情。

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确诊新冠病人最多的邦。最初，它的病例绝大多数来自一个从迪拜返回的旅游团，从3月14日开始，日新增病例开始超过10例。

当地社区传播的迹象早就开始显现。截至3月20日，据媒体统计，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报告的63例确诊病例中，有12~14例没有外国旅行史，也没有追踪到本地已确诊案例。一位来自浦那（马邦第二大城市）的女性没有国外旅行史，但在被确诊之前，曾去孟买参加过一场婚礼。

其他邦也报告了类似案例。一名20岁的男性同样没有国外旅行史，3月12日从德里坐火车抵达金奈，6天后被确诊。这是邦级政府首次公布的、不存在外国旅行史的病例。

尽管印度联邦卫生部长瓦尔丹（Harsh Vardhan）在3月20日的发布会上坚称，印度未出现社区传播的案例（依据是在各地随机收集的826个样本均为阴性）。但在第二天凌晨，隶属于卫生部的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就发布通知，修订新冠肺炎检测标准，所有出现严重呼吸道疾病、呼吸困难、发热咳嗽症状的病人都将被检测。除了52个公立实验室之外，60个私立实验室也被授权检测。

此前，印度政府只授权公立实验室，对有外国旅行史、或与已确诊病例有接触的人员进行检测，截至3月20日只检测了1.35万人。标准修订前，印度共有270例确诊病例。

乔希博士担心，因为印度检测率低，确诊病例较少，可能导致部分民众仍然没有谨慎对待，增加了社区传播的风险。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尽管有部分病例从海外返回后主动隔离，但也有不少病人回国后隐瞒行踪，甚至有参加婚礼、派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

检测标准的改变，被认为是印度政府默认社区传播的表态。

印度私立医院Ganga Ram医院（新德里）胸外科中心主席库马尔（Arvind Kumar）3月22日在接受《经济时报》采访时说，现在是政府和民众控制疫情的黄金窗口期。

库马尔强调，此时检测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应该假设很多人已经感染了，某一天肯定会大范围爆发，然后现在就去大批量地测试。”

但印度总体的病毒检测能力仍是瓶颈。以人口接近1.2亿、确诊病例最多的马邦为例，算上已获批的三个私人实验室，检测能力也仅从每天100个增加到600个，再加上正在审批的所有私人实验室，日检测能力也只能达到2200个。

报告案例较少的邦，其检测能力的隐忧更甚。拥有4500万人口的印度东北七邦，共有三个实验室，截至3月22日未报告确诊案例。人口接近1亿的比哈尔邦则只有一个实验室（该邦在3月22日报告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也是第一例死亡病例）。

3月23日，由浦那的分子诊断公司Mylab Discovery Solutions开发的首个印度本土检测盒获批，印度的检测能力有望逐步提升。

防疫分层危机

乔希博士表示，第一波疫情已经冲击到和境外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并蔓延到了一线城市，目前为止政府指定的医院和实验室都集中在这里。随着社区传播的蔓延，疫情将很快到达小城市的贫民窟和乡村，情况会非常不乐观。

印度的公立医疗体系分为三级。自下往上，分别为CHC（农村社区诊所）、PHC（初级医疗中心）和地区医院，公立医疗免费，主要为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而私立医疗体系则总体上占了大头。

乔希博士还指出，随着城市化和移民潮，城市郊区的医疗体系和可及性更为混乱。

第一例出现在卡邦的死亡案例，足以为印度农村地区的防疫漏洞敲响警钟。

该患者为一名76岁的男性，一月底去往沙特，2月29日返回印度。3月6日，他出现了咳嗽、发烧等症状，一位家庭医生曾去为他治疗。3月9日病情加重后，他被送到当地一家私立医院，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医院为他收集了医学样品送检。

据官方透露，患者并未等待检测结果，而是自行前往23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私立医院。3月10日深夜，患者在回家的路上死亡。两天后，政府公布他的测试结果为阳性。

五天后，曾为他治疗的家庭医生也被确诊。

这位死亡的患者没有选择在公立医院治疗，而是在私立医院间辗转，一个重要原因是免费的公立医院往往意味着低质量的服务。据媒体报道，在公立医院隔离观察的疑似病例，不乏因条件简陋而擅自离开者。

私立医院也存在问题。据印度媒体Scroll.in报道，在中部的恰蒂斯加尔邦，有疑似患者被私立医院的医生“强行驱逐”，而医院则声称患者“不遵医嘱强行出院”。3月21日，联邦卫生部要求，所有的医院不得拒绝疑似患者。但在治疗培训、防护物资和保险支付机制都暂时缺位的情况下，执行情况要打问号。

乔希博士介绍，有症状的新冠疑似病例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定点医院，需要住院治疗的则会进入到PHC和地区医院，需要ICU设备的确诊危重症患者，一般由地区医院治疗。“但地区医院的ICU病床和呼吸机也很有限，在不扩容的情况下会很快住满，因为他们也还有其他病患。”她说，一般地区医院的床位数在100~200之间。

乔希进一步指出，农村地区和城郊贫民窟的最大风险在于，因为检测标准和实验室分布的限制，这些地区的地区医院并没有检测设备，需要送到其他大城市的实验室去检测，有待私人实验室获批来进一步补充检测能力；并且这些地区医院在患者运输和医护人员防护设备方面也比较有限，随着新冠病例在农村地区出现，这些医院可能无法对疑似患者进行诊断，并进一步导致疫情扩散。

而在农村地区，大范围的封锁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卡邦的15号患者为例，从迪拜返回后，他在库杜古（Kodagu）地区被测试为新冠病毒阳性。确诊前，他曾乘坐巴士回到老家，最终导致整个村庄被封锁。当地政府动用了15名警察来把守包含了325户家庭的封锁区。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这种封锁将难以复制。

△ 印度媒体报道，警察用警棍驱赶没戴口罩的市民

正是考虑到这些风险，担心父母和家人安危，文首提到的希瓦才冒险从医疗条件更好的班加罗尔回到老家。他带了一堆口罩、消毒液和洗手液，但更重要的是想劝说家人加强防护。

教育自己家人的同时，他还召集了邻里的小孩，试图通过他们，来间接劝说人们不要出门。大多数人无所谓的态度让他非常担心，他预感如果真的有人确诊入院，人们很可能出于好奇跑去看望患者。

“大概有一小部分人受过教育的人比较谨慎，但还有好些人完全不在意，觉得自己抵抗力好、不会有事。”希瓦说。虽然政府要求非生活必要的商店不能开门，但有不少的店主在警察离开后又重新开始营业。他在市场里看到，人流并没有相对减少，只有个别人戴上了棉布口罩。

△ 希瓦的家乡，宵禁第二天又一切如常

“很多人都是司机、帮佣之类的日薪工人，一天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在印度，郊区和农村地区的非正式就业比例很高，这些拿日薪的工人不可能长时间在家隔离。

3月24日，当地宣布一次性向民众发放四月份的糖、米等口粮，且每人发放1000卢比的救济金。这天，希瓦的很多邻居又蜂拥到了政府商店，领取口粮和现金。

医疗缺口如何填补？

CDDEP创始人兼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师拉马南（Ramanan Laxminarayan）称，在最坏的情况下，印度将会有6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他认为，印度政府所公布的数字与目前的形势不符，估计至少有1500例病例未被检测出来。

CDDEP给出的预测是，在不进行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印度疫情高峰期将会在4月到5月20日之间到来，将会有1亿人被感染。到7月时，累计会有3~4亿人感染。

该中心采用的数学模型为IndiaSIM（Simulated for Indian Population，模拟印度人口），基于动态的印度真实人口进行测算，包含了人口的分布、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特征、医疗保健可及性等因素。模型还采用了意大利和中国的可用数据，关键指标为感染力、特定年龄和性别的感染率、严重感染率和病死率。

按照CDDEP的测算，在高峰期，约有1000万患者会比较严重，其中有200~400万患者需要住院治疗。按照这个模型，印第度目前已有的ICU和呼吸机病床容量只是杯水车薪。

CDDEP估计，目前印度有3~5万台呼吸机，ICU床位约为7~10万张。而在疫情高峰，印度将需要70万甚至100万台呼吸机。CDDEP在报告中称，政府还未公布准确数字，但很可能需要立即扩大床位规模。其次，气管切开术和低成本的呼吸机可以作为替代选项。

根据印度媒体The Print的测算，印度目前每千人仅有0.5张病床，医院的床位将在4月底占满。

乔希博士认为，鉴于各邦的医疗体系情况各异，印度需要中央政府与各邦政府协调来共同对抗疫情。比如印度北部的几个人口大邦总体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更差，如果邦内医疗资源出现短缺，中央政府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从其他邦调配医护人员，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设定点医院，并提供所需的医疗器材。

虽然有的邦政府已经提出每个医院都要建立隔离区的要求，但CDDEP认为，包括城市地区在内的常规医院中，控制感染的水平都比较低，患者之间出现交叉感染的风险很高。因此，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需要建设大型的临时医院来应对，家庭治疗也应该纳入考虑，否则医院内传播将加速疫情的扩散。

CDDEP也强调，必须立即为医护人员配备足够的口罩、防护服等防护设备，否则医护人员的感染将推高整体的死亡率。

“印度最好的情形就是，通过社会隔离、城市封锁等措施，为医疗资源扩容争取时间，以应对此后很可能会出现的大量住院病例。”乔希博士说。

但危机已近在眼前。虽然印度政府在中国疫情爆发后迅速禁止了相关设备的出口，并在本国出现疫情后开始寻求呼吸机等设备的进口渠道，但媒体报道中对印度医护人员医疗设备短缺的担忧日益加剧。

在莫迪倡议为医护人员鼓掌时，就陆续有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称自己需要的是防护设备，而不仅仅是掌声。据《印度时报》报道，自2月中旬以来，印度的相关制造商就向卫生部询问医疗防护产品规格，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所以无法进行生产。

随着疫情的蔓延，本来就不充足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受到感染。

根据印度卫生部2019年7月的数据，印度共有注册医生115.7万，医患比为1比1457，低于世界卫生组织1比1000的标准。根据媒体报道的不完整统计，目前印度已经有10名以上的医生被被测试为新冠病毒阳性，其中拉贾斯坦邦的一家医院就有6人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