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邪教”特别能赚钱_风闻

作为中国以外首个爆发新冠疫情密集性社区传播的国家，韩国如今在“抗疫”方面已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但这场疫情，也让人们关注到了一个特殊存在，新天地教会。韩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1日，超六成感染者与这个宗教组织有关。

就在韩国疫情出现缓和迹象时，有个叫恩典之河的宗教组织，又爆发了群体性感染。这个宗教组织教众聚会时，组织成员担心大家互相感染，用一个喷壶，逐一往教众嘴中喷射盐水。这并不能消毒，反而因为喷嘴没有妥善消毒，成为病毒传播的“利器”。

在这场疫情传播中，韩国这些宗教组织的“奇葩”行为，令人们印象深刻。在韩国，类似的宗教组织，还有很多。关于韩国宗教门派数量，有不同说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曾引述韩国有关资料表明，到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2016年《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则称，19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出现的成规模、有名可考的宗教达到了900多种。不同宗教，会有多个教会组织，《教会复兴运动》一书记载，韩国有教会6万个。很多人因此称韩国为“宗教博物馆”或者“宗教百货商店”。

虽然这些宗教，并非都是“邪教”，韩国官方也无“邪教”定义，更客观的说法应该称之为“新兴宗教”，但鱼龙混杂，总是有很多宗教组织和“新天地教会”一样，透露着稀奇古怪的邪魅气息。

于是，你可能会有同样疑问：韩国，这个我们最熟悉的邻居，为何成为一个“邪教”遍地走的国家？

2013年8月24日，韩国统一教会创始人文鲜明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新华社图）

01. “东学道”与甲午战争

新天地教会，虽然打着上帝的幌子，其实是典型的“假基督教”。

事实上当今韩国绝大多数“新兴宗教”，或多或少借鉴了基督教的框架和形式，尤其引入了基督教对“天父天兄”的崇拜。

“天父天兄”是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对上帝、耶稣的称谓之一，清末，中国也有一个新兴宗教用过这种说法，就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当时洪秀全把基督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立该宗教。

不过，韩国“新兴宗教”最早开始兴旺发达，并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而是“假本土宗教”。

19世纪末，随着西方殖民者和新兴日本势力相继染指，朝鲜半岛传统社会弥漫着不安情绪。一些民间活动人士试图假托源自中国、但在半岛传播中早已被塞入许多“土特产”的儒教和道教，凝聚成一股力量，挑战“两班”（贵族）权威、争取政治话语权。

最初这种“假本土宗教”相对温和，“教主”以“智者”或“生仙”自居，借用大量儒教、道教术语吸引文化程度低下的底层民众，借以敛财或达到其它目的。代表性教派包括，伪托儒教的崔济愚“东学”、伪托道教的金一夫“正易学”，和鼓吹“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姜一淳“天地公学”等。

2017年6月4日，韩国堤川市，萨满法师Cheonsindangju正和弟子们为一名女子“驱魔”。（东方IC图）

朝鲜有个农民起义领袖叫全琫准，因个子矮小，被人称为“绿豆将军”。1894年，全琫准将“东学”发展为带有政治、军事色彩的“东学道”，发动反对日本势力、挑战王权的武装斗争，史称“东学道事件”。

当时朝鲜政权统治者为李氏家族，因此也称为“李氏朝鲜”。遭遇“东学道”危机后，朝鲜王朝向宗主国清朝求助。与此同时，日本也借机出兵朝鲜。清日关系紧张，最终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东亚格局巨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强国之列。

朝鲜逐步被日本控制，东学道也在这次惊人变局中被碾得粉碎。

自此直至1945年日占时代结束，朝鲜半岛先后涌现出一百多个“新兴宗教”，绝大多数打着儒教、道教或佛教旗号，或多或少参与了与日本占领者的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它们也具有浓厚的“另类宗教”特色，比如，教主自我神圣、借用传统宗教符号并加以利己化篡改，以及“病毒式传播”和借传教敛财等。

1948年半岛南北分治，南部成立的大韩民国从宪法高度承认了“新兴宗教”合法地位，并明文规定“政府和任何传统宗教不得轻视、排挤新兴宗教”，自此“新兴宗教”在韩国取得护身符，有恃无恐地发展壮大。

02. “基督教包装化”

3月2日，很多韩国人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男人戴着口罩，下跪道歉的画面。

这个男人叫李万熙，他是新天地教会的创始人。

宗教总是要有创始人的，新兴宗教更是如此。通俗点说，也可以叫他们为教主。

众多韩国宗教的教主中，朴泰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他曾号称自己看见了水与火从天而降的异象。传教时，还会为教众按摩，宣称帮他们治好了各种疑难杂症。他宣称自己是救世主，是《圣经》提到的“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之一。他创办的橄榄树教会，教众最多时候，达到200多万人。

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万熙，就曾经是朴泰善的追随者，说不定还让他摸过头。

战后至今，韩国“新兴宗教”，出现了和此前迥异的格局，即绝大多数教派都假托基督教，实现了所谓“基督教包装化”，曾兴盛一时的“假本土宗教”则近乎销声匿迹。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基督教虽然直至近代才开始在韩国大规模传播，但日据时代许多不满日本统治的韩国人借“西洋教”对抗日本神道教、日本佛教的同化政策。

2012年4月22日，韩国首尔，Lady Gaga首尔演唱会开幕前，当地却有不少有宗教信仰的居民抗议她的表演“有同性恋色彩和色情”。（东方IC图）

战后，韩国倚傍美国及其盟友卵翼保护，“西化”成为时尚，西方来的基督教也因此风靡，更早传入的儒、道、佛各教则被普遍视作“老土”，迅速边缘化。“新兴宗教”生命力在于“病毒式快速传播”，当然要借鉴更时髦的“宗教外壳”作为假托。

其次，正宗基督教各流派在传入民族、风俗、传统迥异的韩国社会之初，也刻意采取一些本土化、世俗化的传教方式。至今仍能看到李氏朝鲜后期，入韩基督教派遗留的“圣像”，里面从“天父天兄”到新旧约人物，几乎清一色韩国人的形象和服饰。

第三，“新兴宗教”在韩国光复后，其目标调整为“争夺韩国社会话语权”和“海外拓展”。韩国民众信奉基督教比例越来越高，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信仰基督系宗教的韩国民众占比高达27.6%，韩国文体部的数据则称，自称基督徒的韩国人占韩国信教人口比例的45%，接近半数了。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新兴宗教自然也更多基于基督教来创教。

第四，“汉江奇迹”时期，“新兴宗教”提供了大量宝贵资金，从而换取当时掌权的右翼政党、阶层的投桃报李，而全斗焕、卢泰愚统治末期，部分“新兴宗教”又押宝对立面，同样获得丰厚政治回报。上世纪末，韩国政府主张“宗教市场化”，提出“自由创教、自由信教”两原则，主观上是为了进一步摆脱军政府时代的桎梏，客观上也为“新兴宗教”泛滥提供了机会。

03. “新兴宗教”面面观

韩国这些复杂的宗教体系中，规模差异极大。据《韩国文化概论》，信徒多的教派，能达到1000万人，少的，十来个人也能维系一个教派。

而且，很多教派壮大之后，还会带出更多教派。有些人从原来教派出走，另立门户；有些则分裂成不同派别。

比如前面提到，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最早就是橄榄树教会的信众。

接下来几讲中，我们会有一讲详细谈新天地教如何发展壮大，这里先看其他几个奇葩宗教案例。

2018年8月27日，韩国加平郡，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在当地Cheongshim和平世界中心举行，来自多国的大约4000对新人同时结婚。这场集体婚礼由韩国统一教会组织。（东方IC图）

统一教

这个宗教全称“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1954年由文鲜明创办，最初名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文鲜明自称16岁复活节“亲见耶稣降世”，并委托其完成“救赎世人之未竟事业”，他将这些理论编纂为“八部文本”，将之提到和《旧约》《新约》鼎足而三的地位，其中最长的《天圣经》超过1000页，篇幅最多的《文鲜明选集》居然有1200多部，而最短的《家庭誓盟》仅八句。

文鲜明是韩国“新兴宗教”中公认最擅长海外传播的，教派创立之初就在日本大肆传教，至上世纪90年代，号称在世界180个国家建立分支，在美国、加拿大更风靡一时。

全盛时期，文建立了不亚于韩国各大财阀的天安财团，拥有亚冠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天马一和”，两次发起并赞助主办了“世界宗教大会”，自己则以“政商名流”的主流形象招摇过市。他不仅被包装为“大善人”，还被奉为“集体婚礼灵感的发明者”。

进入21世纪，文鲜明自我神圣并借此敛财、借助信众的力量掩护非法经营、借“集体婚礼”大搞拉郎配——在宗教集会上当场指定婚姻对象，其中大多数人互不相识甚至语言不通，而教中骨干则借此渔色、营私。伴随着这些劣迹不断曝光，统一教和文鲜明从巅峰跌落。

摄理教

原名耶稣晨星会，创始人郑明析，始创于1978年，起名的灵感来自郑明析拼音缩写（JMS，和耶稣晨星会Jesus Morning Star完全一样）。

郑明析自称在忠清南道锦山郡珍山面石幕里月明洞“得道”，“能与耶稣直接沟通，并受其培养”，最初加入统一教并担任要职，1981年就以MS宣道会名义自立门户，宣称自己的“指示”是和《旧约》、《新约》地位相等的“真约”，且“三约相互矛盾时以‘真约’为准”。他要求信徒无条件服从、膜拜自己，并特别热衷于在高中、大学女生中传播。

1999年，郑明析被受害人举报性侵女信徒，随后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他被迫隐居并秘密逃亡国外，教会名称改为“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实际上仍受他遥控。2007年他在中国大连被中国警方逮捕，第二年引渡回韩国，后被判刑10年，但其教派仍继续公开活动。

该教派在韩国以外以日本、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信徒最多，但自郑明析入狱后，该教以“基督教教派”名目在欧美澳等地传播，许多当地信徒并不知道该教派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派。

万民中央教会

李载禄1982年创办的万民中央教会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自传播之始就主要通过电视、网络传播，传播速度号称“天下第一”。2008年，李载禄宣称在全球范围内有12万信徒，其在韩国拥有的分支数是“新兴教派”中最多的，而在海外则号称有9000个以上的分支。

该教派大多数典籍、教义和正统基督教派无异，但强调“更多与主的沟通”，每周密集安排很多宗教仪式，并在线督促信徒信守，此外，则是突出李载禄个人的权威和“神力”，以及不断要求信徒“向神奉献”。

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在很长时间里并未被正统基督教会排斥，但2018年，李载禄涉嫌性侵8名女信徒丑闻曝光，他被一审判处15年徒刑，因此声名大损。

他的信徒多次宣称“只要入会，白血病、艾滋病就能不医自愈”，这种“神迹”来源于“李载禄的祈祷”，自然也引发不少非议。他曾声称将建造世界最大的教堂，但如今已很少被提起。

2014年，韩国基督教大韩监理会第31次总会曾将新天地教、统一教、天尊会、世界以赛亚福音宣教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等9个韩国“新兴宗教”列入“异端”。但这是站在正统基督教角度，以“是否篡改基督教义”为标准判定的，存在很大争议性（如“万民中央教会”被排除在外，而许多学者则指出，不少被认为是“本土化韩国基督教”的教派，在做派上也带有浓厚的“邪教”色彩）。

04. 邪教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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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教教主很可能会说，宗教。

把宗教视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已经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挪威经济学家 Torkel Brekke就写了一本《信仰经济学》。日本历史学者宇山卓荣也有一本《神的经济学》。

这个问题，在韩国也非常明显。根据大韩律师协会2012年的统计，韩国共有36.5万名宗教教职人员，每年收到信徒捐赠约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30亿元）。目前没看到最新数据，想必会更大。

也因此，敛财，成为很多韩国“邪教”最常见的目的。

虽然韩国政府拒绝认定任何“新兴宗教”为“邪教”，但现实中，很多宗教仍然有着信仰之外的诸多共性。

● 崇拜教主

“新兴宗教”普遍借用传统宗教（战前是儒道佛，战后则是基督教）的经典、框架、崇拜对象，以减少传教（尤其在陌生环境传教）的阻力，但无一例外巧妙掺入“教主崇拜”内容，极力渲染教主本人的“神迹”，要求信众膜拜和无条件服从教主，并将教主言论、著作抬高到和《新旧约全书》相等的权威地位，且“以新启示为准”，实际上等于变相用“教主崇拜”置换了“上帝崇拜”。

● 病毒营销

“新兴宗教”能否“发家致富”，取决于信徒基数和信徒、分支发展速度的快慢，因此所有“新兴宗教”都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会众，且推出许多花样翻新的“套路”，如“流行歌曲填词圣歌”。这种如今在许多教会流行的做法，是韩国“新兴宗教”的“原创”。

“聚餐拢人”也是韩国“新兴宗教”的“看家法宝”，几乎每种“新兴宗教”都会要求女信徒“乐于在厨房服侍”，有些“新兴宗教”为了吸引更多新教徒，甚至每周举行四次聚餐（传统上只举行一次、至多两次）。

在北美，一些韩国“新兴教会”每天都鼓励信徒挨家挨户敲门传教，递送宣传单页，邀请陌生人“参加聚餐”“分享福音”，以至于许多北美社区总结出“敲门传教的就是‘邪教’”的心得。“新兴宗教”还热衷于在海外、尤其海外危险地区传教，目的同样是“开拓市场”。

● 贡献钱财

“新兴宗教”热衷传教的动力，是扩大“营销基数”，因此名目繁多的聚会、活动，最终无一例外归于“要求贡献”的“主题”，曾有北美华人将在当地传播的韩国“新兴宗教”先吹拉弹唱、而后发单子讨钱的做法，比拟为侯宝林先生传统相声《三棒鼓》里那个唱一句戏文就敲三棒鼓、敲一次三棒鼓就要一回钱的江湖艺人。

● 结交权贵

在财阀当道、政党对立二元化的当代韩国，“新兴宗教”一旦发展壮大，就会以各种形式结交权贵，并利用从信众中获得的巨额财富发展各种“白道”经营，让自己“社团化”“政党化”“财阀化”，昔日的统一教、此次陡然走红的新天地教，都是个中翘楚。

●重视仪式

“新兴宗教”普遍重视仪式、程式和符号，这一方面是“洗脑”并控制信徒的必需，另一方面也便于“营销推广”，文鲜明热衷足球俱乐部并屡屡主办世界宗教大会、李载禄要盖世界最大教堂，目的都不外乎此。

尽管新天地教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激怒了广大韩国民众，一些人怒斥其为“邪教”，甚至发出“法办”“取缔”的呼声，但滋生土壤“酸碱度”不发生质变，即便新天地教像统一教那样，成为又一朵明日黄花，也仍然会有新的教派、“教主”应运而生。

撰文 |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