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抗疫不力，巴西黑帮封城获高赞？醒醒，真实的黑帮可没这么“正能量”！_风闻

穷凶极恶的巴西黑帮，居然在疫情中被“洗白”了？

最近疫情在国外的发展可谓是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员流动等因素，病毒影响的地区已经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扎堆的欧洲与北美大陆，而是不断地向南美、非洲、东南亚等较为落后的地区扩散蔓延。

▲巴西现在已是南美疫情最严重的的国家

由于这些地区大多数国家缺乏先进的医疗技术与成熟的救治体系，更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基础去应对疫情，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引起了社会舆论、诸多机构组织等各方力量的担忧，其中就包括了不少“特殊群体”。

▲3月12日，一位巴西官员（右）

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确诊

例如南美第一大国巴西，此前传出多名巴西高官确诊的消息，却并未引起官方的重视。在多国病例开始激增后，巴西原本仅为个位数的确诊人数也开始一路走高，截止3月27日，通报病例数量已高达2915例，成为南美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尽管疫情来势汹汹，巴西政府的办事效率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拖沓，这就惹毛了该国的一个“特殊势力”——黑帮。3月24日，有外媒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外媒“巴西黑帮封城”信息来源

实际上，黑帮只封锁了它们的实控区

在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因为不满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当地黑帮发布通告宣称将在该城（实控区）实施宵禁并采取隔离管理，还放言将对里约实施“强制封城”以阻止疫情扩散，最后还特意警告政府“如果政府不做正确的事情，黑帮就会替你们做正确的事情！”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与愤怒。

通常来说，南美黑帮和政府对着干在现在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事件，然而在当前全球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黑帮为了防疫对政府发出警告的“奇葩”新闻却格外的“吸引眼球”。

▲巴西贫民窟

在极短的时间内，这则新闻被国外网友转至外网各大论坛、社交媒体上，很快也引起国内网友媒体的关注转发，一度登上全网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中外网络上很多网友发表评论，在批评巴西政府工作不力之余，还对黑帮的表态称赞有加，诸如黑帮“有公德心”、“正能量”、“比政府靠谱”等留言纷纷登上了热评榜…

媒体媒体与留言的字里行间似乎在表达着这样一个观点：巴西黑帮是贫民窟秩序的化身，其执政能力甚至远超当地政府，在当地深受民众支持爱戴？军武菌隐约觉得，这条“新闻”的风向或多或少都有些“歪”了。

▲相关新闻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

如今疫情在中国之外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不可否认，导致当前诸多国家身陷疫情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国家政府在初期的舆论引导与迟缓反应，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网友在看到一则某地某国官方应对疫情不利的负面报道时，站到官方的对立面进行批判讽刺便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反应。

▲该条新闻下的评论区，类似评论占据了热评榜

这就是很多人在看到“巴西黑帮发生要求政府行动”的新闻后，“下意识的”站到了黑帮一边的原因，而一些媒体也顺水推舟，添油加醋的做些选择性报道，既顺应了公众心理让读者看得“过瘾”，还增加了阅读点击与转发，简直就是完美“双赢”。

▲国外的评论区画风也是一样的…

（译文：当你发现巴西黑帮治下都比美国政府治下安全的时候）

然而，巴西黑帮真的如一些网友评论所言心怀“社会责任感”，充满“正能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实的巴西乃至整个南美的黑帮势力与其“统治下”的贫民窟，根本没有什么“正能量”可言，所谓“上帝之城”的美称（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不过是承载了巴西人对美好安宁生活的虚无寄托而已。

在很多南美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黑帮与贫民窟这两大社会难题，巴西自然也不例外，对于黑帮犯下的罪行，军武菌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都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虽然南美的黑帮帮派林立、不可计数，但它们生存、经营的方式大体相同，都是以贫民窟为根据地，以此获得人力、物资的支持不断壮大自身势力；

黑帮在做大后，便可以用暴力控制贫民窟，对居民、商贩收取保护费或强制“征税”，对违反“规则”者处以各种私刑；为谋取暴利，黑帮往往“兼任”贩毒集团或军火商，在武力保护下垄断当地的毒品贩卖等非法贸易。因此，南美的黑帮所到之处，频发的凶杀、性犯罪与泛滥的毒品往往与之相伴而生。

▲巴西、墨西哥每十万人中发生谋杀案件数对比

（2000-2016年）

国际上衡量一国治安优劣的一个关键数据，便是“每十万人发生的凶杀案件数”，由于巴西黑帮问题根深蒂固，凶杀案频发，使得该国每十万人凶杀案数量长期在20-25件的高位波动，近年来甚至逼近30件。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一数值长期保持在极低水平，2015年我国的每十万人凶杀案件数仅为0.7，与瑞士相当。

▲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除了凶杀等犯罪问题，黑帮的毒品贸易也导致毒品在该国泛滥成灾、难以禁绝，2013年统计显示，巴西有260万成年人与24.4万青少年以各种形式吸食可卡因；接受采访调查的巴西人中，有78%的人表示在各国买到毒品“很容易”，另有10%的人承认自己曾经倒卖过毒品。

诚然，黑帮的确会对贫民窟内的日常生活进行所谓的“管理”甚至禁止个人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不过，这些举措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境安民”、造福百姓。

▲在装甲力量掩护下深入

“低收入者社区”中执行任务的军警

在国外某论坛，一位里约市民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你想购买天然气做饭时，黑帮社区中的价格往往比市场价贵50%，因为是他们来决定谁能出售天然气。那些可以销售天然气的人，必须向他们交税，这就是他们（黑帮）赚取百万美元的方式….哪怕卖热狗，也必须每周支付15-5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警察在执行任务

道路上血迹斑斑

总之，这些黑帮势力并不是为民请命的“忠臣良将”，更不是为广大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幸福的“绿林好汉”，恰恰相反，他们是当地人恐惧与罪恶的根源，也是一个国家贫富分化、治安不力、政府缺位等诸多问题作用下产生的恶果。

站在黑帮的立场上抨击政府、甚至希望黑帮能够代替政府行使职权，等于将问题的结果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典型的因果倒置、颠倒黑白。黑帮维持秩序也好，督促政府防疫也罢，其行为本质与抗战时在中国沦陷区维持治安的日本侵略军一样，无非是为了能够稳固自己剥削压迫被统治者的权力罢了。

▲一群青年在被黑帮杀害的平民尸体旁闲聊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事物存在一些缺陷，就盲目的支持、美化它的对立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二极管”的言行除了让问题恶化并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万里之外的巴西，亦同样适用于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类似巴西黑帮这样的黑恶势力已经被清除，中国大陆自然也没有了为黑帮洗白正名、唱颂歌的土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港台的吹捧“江湖义气”黑帮影视作品对国内青年仍然产生了很大的误导效应与负面影响）。

▲来自港台地区的“黑帮文化”

对当时的大陆年轻群体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

然而，虽说黑帮及其衍生文化在新中国已经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但在旧中国一度泛滥猖獗的帮派势力仍然为现在的诸多历史营销号、野鸡专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其中被着墨最多的人物，便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青帮”老大——杜月笙。

近年来，随着所谓“成功学”、“厚黑学”、“处世之道”等速成理论书籍风靡全国，杜月笙也被包装成了“成功样板”：一些网文、书籍拿着杜月笙的“功绩”、“名言金句”大书特书，将其奉为至理箴言、人生导师。一个民国的黑帮头子居然在现代被成功洗白，摇身一变成为某些作者笔下的“成功人士”、“人生榜样”，大收智商税，一时间风头无两。

▲网络上类似的文章标题已经比比皆是了

例如，有人吹捧杜月笙是黑帮大佬中最会“做人”的，其秘书胡叙五就曾说过“杜月笙之胜，不在做事，而在做人。”，而坊间对上海青帮三大佬（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评价则是，“黄金荣爱钱财，张啸林善打斗，杜月笙会做人”，突出一个杜月笙的“德才兼备”，深受部分读者、网友认同。

至于支持“杜月笙会做人”的依据，自然也是各种描写杜月笙如何“仗义疏财”、“体恤百姓”、“结交贤能”的历史段子，譬如杜月笙在做黄金荣下属时，黄金荣发赏钱给部下，杜月笙领了两千大洋，却一分不留全给其手下人。黄金荣听闻发出“恐怕我不在的时候，这黄浦滩就是他的了”的感叹；

▲上海滩黑帮大佬合影

1930年，上海法租界的法国水电公司三名中国员工因事故身亡，法国公司拒绝为中国员工支付赔偿且改善工作条件，引发员工众怒，工会遂组织中国员工发起罢工导致租借停水停电，杜月笙受法方委托出面调解，他在两方之间斡旋，最终法国公司同意为工人涨薪，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在一些书籍文章的历史故事中，杜月笙还被描绘为“爱惜人才”、“仰慕贤能”的雅士，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当属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太炎与其结下的友谊。

据传，章太炎曾亲自为杜月笙改名赐号，在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之际，还出面为其考证杜氏世系，认为“杜之先出于帝尧”（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位高官政要也为杜送上匾额），在上海滩被传为“佳话”。甚至有人写下“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的诗句，为杜拍马屁。

▲章太炎在民国时期就是顶级的“大腕学者”

除了会做人，杜月笙甚至还被赋予了“民族大义”——例如网上就有传闻称，淞沪会战时，杜月笙令自己的轮船公开到长江凿沉阻塞航道，阻碍日军进攻；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虽离开上海，但他依旧派人配合军统行动，刺杀汪伪高官；结拜兄弟张啸林当了汉奸后，杜月笙不念旧情，派人将其铲除等等…

在某些野史学者笔下，杜月笙似乎已经超越了黑帮老大的身份，成为抗战时期活跃在暗战线上的领袖人物，这剧本简直比任何上海滩抗日神剧都要精彩刺激…那么问题来了：杜月笙真的像网文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会做人、重义气、明大义的“完人”形象吗？

很遗憾，历史事实并不会撒谎——虽说社会各界对此人评价不一，标签头衔也无法尽数，但有一个标签则是板上钉钉、举世皆知的，那就是“黑帮老大”，说好听点是头目，说不好听，那就是流氓头子，总之并不是什么好人。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冒险家的乐园

要说杜月笙的作恶，用“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来形容，军武菌觉得并不算过分。总的来说，其恶行最要在于三点：一是心狠手辣，杀人无数；二是贩卖烟土（毒品），发国难财；三是欺行霸市，滥用死刑。这些行为与前文提到的巴西黑帮多有相似之处，不过黑帮十有八九都是靠这些肮脏“营生”起家，本质都是差不多的。

杜月笙在上海滩杀害的人不可计数，无论是报道其丑闻的报业记者、生意上有瓜葛的企业家，还是其他帮派大佬，只要被杜盯上，大多都无法幸免。

而其中最大的污点，就是杜月笙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前夜，设计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工人运动领袖的汪寿华骗至公馆以活埋的残忍手段将其杀害，在“4.12”政变爆发后，杜月笙甘当国民党反动派的打手，指派帮派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群众，制造了多起血案。

▲工人群众被当街杀害

在蒋介石控制上海后，杜月笙居然与蒋介石在贩卖烟土（毒品）方面达成了“合作”：蒋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授予杜合法售卖鸦片等毒品的权利，并为其提供保护；而杜则承诺每月为国民政府上缴定额的贩毒利润。

据史书记载，“截止1933年11月17日晨，杜月笙可在六个月的期限内，将鸦片或生吗啡提纯为吗啡、海洛因和红丸。这期间，他在南市太平弄104号的工厂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全面保护，而每天所获的五万美元的利润中很大部分应用来支付蒋介石的军费开支。”

说直白点，这两家的合作，其实就是黑帮替国民政府“干脏活儿”——杜月笙能获得合法身份，光明正大的制毒贩毒；蒋介石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把毒资做军费开支（大部分被用于“围剿”红军），堪称“双赢”。

▲“围剿”作战中的国民党军战机

（1935年，杜月笙曾出资购置120架军机捐赠国府）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还为杜授予少将军衔，任命其为上海禁烟局局长，虽说现在巴西、墨西哥黑帮毒品泛滥，很多政府官员、警察被毒贩腐蚀，但政府起码在明面上还是坚持打击毒品犯罪的，全世界能让大毒枭担任官方要职负责禁毒工作的政府，除了蒋介石治下的民国，恐怕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了。

以上这些，也仅仅是杜月笙所作所为的“冰山一角”，对杜的定性评价各界早有公论，总的来说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功绩”，所谓的体恤贫民仗义疏财、打击外国租界势力、等“正派”形象，本质上还是黑帮势力为实现扩大社会影响、为自己洗白正名、实现黑白通吃、攫取政治资本等一切根本目的之手段而已；

至于深明大义坚决抗日的“民族大义”，也不过是在乱世中，为求自保、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为多方势力下注的赌博罢了，目前相关历史研究已经能够证实，杜月笙在抗日战争中后期（1943年前后），就与特务头子戴笠合作，成立公司与日本人做交易，用国统区的资源换取日占区的生活物资，借此大发横财。

▲日军在上海公共租界行军

抗战胜利后，又从戴笠手中获得处置汉奸及其财产的权力，而大小汉奸为了逃避惩罚，都不惜钱财到处钻营打点，于是这些日伪从百姓手中搜刮的民脂民膏，就以“保护费”的形式，再次流入了杜月笙等人的口袋里。

客观来看，杜月笙在抗战中的行为有正有邪，用阎老西的一句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都不能碎”。客观的说，其在形势研判、政治投机等方面的能力，的确要远高于一般黑帮头领，但要把这些行径与“民族大义”挂钩，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话说回来，不说其根本目的，仅就起倒卖毒品、屠杀进步群众、大发国难财这几项“作为”而言，杜月笙也配不上所谓的“会做人、重信义、明大义”这样的光辉头衔吧？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已经很难了

杜月笙跳舞的鸡蛋可能还不止三个，确实不容易

**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评价人物，都应当做尽可能的全面客观、由表及里。**尤其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我们更应该坚守这一原则，古人云“听其言而观其行”亦是如此。

不可否认，杜月笙的部分言行的确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对后世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然而，近年来一些网文野史，把杜月笙这些所谓的“名言金句”、“历史功绩”翻来覆去的大吹特吹，却不约而同的对其作恶史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回避，甚至吸引了一帮“杜月笙成功学”的信众，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与反思的。

杜月笙也好，巴西黑帮也罢，对待这些人物与事件，以史为鉴，我们应当以整体视角分析而不是偏听偏信、盲目崇拜，才不会在历史风尘中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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