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抗疫战场节节溃败的根源“在政不在制”“政”者何？领导力、决断力、政治意志_风闻

西方在抗疫上究竟能不能抄中国的作业？

在今天之前，无论中外，无论专家还是媒体，无论学者还是吃瓜群众，都秉持制度论、国情论认为西方抄不了或很难抄中国的作业。

笔者对此论不以为然，将制度自信建立在此论基础上，那是将大厦建在沙滩上。当然，我并没有否定我们的制度优势的意思，但要认识到，制度并非成败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西方抗疫之败“在政不在制”（注意，这只是涉及本次抗疫的评判）。

这几天的新闻中，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各国陆续开始抄中国作业，诸如封城、隔离、禁足、处罚不守法的人，有的国家的措施甚至比中国更加严厉，还有军队（并非只是军医，而是大兵和战车）出动。

然而，并未见到各国丝毫的大规模反抗（无论反对党还是民间），也未见媒体一惊一乍的好像天塌的批评。因为他们采取的措施没有违宪啊，没有违法啊。一切都有法可依。西方在法律层面（制度的核心）对这种危机早有合适的安排，各种“紧急状态”与配套法律法规是现成可用的，即使没有现成法律法规，领导人也可以根据“紧急状态”法律的授权颁布行政命令，再或者也可以紧急出台针对性的法案（搞法案简直就是西方政府的日常啊）。所以说，法律上是畅通无碍的，而作为法治国家，法律就是制度的核心，这说明制度不是问题。

我们来看两则标志性的新闻报道，管中窥豹。

CNN发问：西方防疫为何失败？

报道的最后说到，倘若西方领导人希望民众遵循规则，就必须让其成为“强制性的”，否则无法挽救。

注意其措辞，已经不再碍于什么意识形态的诸如专制、侵犯人权等说“不能如何如何”了，而是说“倘若”如何，“就必须”如何了，已经说到“让其成为”“强制性的”，而没有说什么“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可见，所谓‘强制性’的措施，不是在制度/法律层面的“能不能”，而是意愿方面的“愿不愿”。

《华尔街日报》：西方效仿中国防疫措施，但没学到精髓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医疗卫生专家的话警告，各国在效仿中国经验时并没有学到精髓：除了“封城”以外，加强检测力度、分级隔离与收治才是遏制疫情扩散关键，包括建立集中收治的方舱医院。

爱丁堡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教授德维·斯里达尔承认，“很多（中国）经验一直被无视，封城可以争取时间，但前提是你得回溯检测，找出哪些人被感染。”

她认为，要想全面遏制疫情，美国、英国与部分欧洲国家最终也必须学习武汉建立临时医院与隔离中心。“我觉得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我们只是做的太慢了。”

注意其措辞，同样也没再说“能不能”封城，而是直接认可了“封城”，然后更进一步探讨真正的武汉的有效的经验了。

所以，抄（好）中国作业并非制度制约的“能不能”的客观障碍问题，而是“会不会”、“愿不愿”的主观认知和情感问题，是施政的问题。故曰：西方抗疫之败“在政不在制”。

政者何？领导力（预见性判断力）、对“例外情况”（紧急状态）的决断力以及“政治意志”。

西方抗疫之败：

首先败在领导人的领导力——毛泽东定义的那种“见桅杆知大势”的预见性判断力——太差，对新冠病毒的厉害（病毒中隐身战斗机）不够了解，以至于决策失误。事实上，有中国的经验教训在前，根本不需要西方领导人“见微知著”这种稀缺能力，而只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即可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作科学决策之依据。至于西方领导人为何对中国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详见笔者后附专文。

其次败在对“例外情况”的决断力不足。领导力（预见性判断力）不足导致疫情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此时按理说，西方领导人已经可以判断疫情将导致的危机状态了，已经不能再鸵鸟、再绥靖了吧，但他们仍然犹疑不定，或不启动“紧急状态”，或即使启动了“紧急状态”也三心两意、漫不经心，不上适配的措施。这是对“例外情况”的决断力不足。判断不等于决断，决断更重要的在于决心和勇气。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败在“政治意志”的欠缺。所谓“政治意志”是“政治及其意志”。“政治”会在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进入一切领域诸如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宗教的问题等等，将其转化为政治问题。而西方的问题在于，资本权力的意志强于政治权力的意志，所以才被“经济”困住而裹足不前（参考拙文：主权者的缺位成全了资本权力的疯狂：堂而皇之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资本利益）。这虽然好像很像是“制”的问题，但仍然不是。不说历史上的丘吉尔、罗斯福展现出的强大的政治意志而大有作为的史实，只需看看今天面对疫情时西班牙（考虑的）临时国有化政策（法国也有类似的预案）就能明白，不是“制”的问题，而是领导人的“政治意志”的问题。

除了以上三点外，民众的配合不配合也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但这个仍然不是“制”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文化”、“国民性格”的问题，或者说即使是问题，也不是在既有“制”（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不了的，直接加大执法力度就行了，或者推出临时法案就可以。更容易的是，你直接、充分的向民众披露关于病毒之厉害的信息，民众自然知道这次的病毒特别要命，为了小命着想，就极少有傻瓜再做出愚蠢出格的行为了，就会都乖乖配合政府的防疫安排了。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有优势，笔者在后附文中就以张旭东（观网专栏作者）提出的“文化政治”的概念做了一点讨论。

作为结语，笔者说几句题外话：

思维是概念的运动。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引入最贴切的概念是良好的开始也是成功的一半。

笔者自认为，后附拙文引入的“领导力”、“例外情况”、“决断力”、“政治意志”、“文化政治”这一组概念比较贴切，因此也有对根源分析的相对深入。

而对于什么概念才是最贴切的的判断取决于“判断力”——康德意义上的，也即“审美”，笔者常用“鉴赏力”——的高低。笔者非常欣赏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著名论断：“谈起口味无争辩，谈起趣味有高低。”所以笔者一直强调并且在身体力行“鉴赏力”的修炼（笔者的微信公众号“煅履堂薪火”就以“鉴赏力修炼”为宗旨），且遵照阳明的“于事上磨练”的教导。

另，并非笔者傲慢自大、目中无人，而是据实而论，就中西抗疫表现差异的分析方面，难见服膺之文。笔者目前视野所见，唯拜服于文扬先生的两篇文章：

文扬：全球疫情“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

文扬：疫情之下，游居文明也暴露了它的天性

文扬先生此文，站的比我高、洞察比我深，在“判断力”（审美、鉴赏力）上更高一筹。

奉上拙文：

东西方抗疫表现巨大差异的根源：领导力（预见性判断力）、对“例外情况”的决断力、政治意志和文化政治

供各位批判（批判不是批评，而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