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的历史辩证法_风闻

     五四以来存在着两种文学观念的冲突，即“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的冲突。这两种文学观念冲突的背后是两种改造中国方案的冲突。

     ”人的文学”的理论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它预设了现实世界存在的是均质化的，无差别的一个个个体。“人民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的阶级性，既然现实世界的人总是由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连接起来并受到它的规定，那么这个人性的普遍性就会以具体的、独特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个人性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生活内容也会有极大的差异性。实际上，人性的普遍性以具体的差异性体现出来，而具体的差异性又蕴含了人性的普遍性。这二者之间有流动的转换性，谁占主导，取决于实际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由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广大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这个社会阶级差异巨大，人性的阶级性比普遍性的表现更为触目。

     此外，作为”现代文学“的”人的文学“虽然理论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但实际上这个人性是具体的，是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塑造的。启蒙所表达的人性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人性表达，并非真的是超越一切时代的理想人性表达。明了于此，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之所以受到”人民文 学 “的挑战，正在于它面对的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资产阶级人性缺乏现实的基础，不能不走向空洞化。”人的文学”暗含着的启蒙的实际内容，是以世俗理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准则。这种个人主义伦理准则植根于西方封建社会瓦解，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过程，是西方近代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是对教会、行会和庄园集体的反叛。因此这种个人主义的反叛目标对于传统中国这样一个不存在非血缘集体的，世俗化自由个体小生产的社会来说，恰恰是一个现实 。从西方移植这样的启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并非中国社会所需。有着巨大阶级差异的近代中国恰恰需要一个反向的历史运动，通过社会革命，构造一个集体，把处于狭隘封闭的世俗小天地中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进集体中，在集体生活中扩大社会性的视野，使觉悟得以启发，超越世俗利益的局限，构造精神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而1979年的现实，是经过长期社会革命改造的现实，是社会关系极大程度被简化和平等化的现实。这个时候倒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均质化的、平等化的个人，并有了一个结合紧密的共同体，产生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处理需要，这个时候反而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的复苏和普遍接受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带有一定的抽象观念性，79年的”人的文学“则是社会革命创造出的”广大普遍的中间阶级“的欲望自我表达，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欲望的表达“带有粗俗性，是社会革命带来的，由文返质的体现，是社会革命所解放的生命本能的表现，也预示了此后在市场经济中，这个”广大普遍中间阶级“的强劲的能量。如果说五四时期 的“人的文学”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精致文化影响的处于象牙塔之中的士大夫精英的自我表达。那么新时期的“人的文学”虽自认接续五四的传统，其实是革命的产儿，是革命造就及解放的的中等化的大众的欲望的直接性的自我表达，它们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这里的个人主义的真正性质不是西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不如说是社会主义集体的儿女，我们不妨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把这个集体当作西方前资本主义的集体同等看待，当作封建保守的东西否定掉，作家们是误会了事物的性质。其结果是不知不觉重新回到传统中国的已变得苍凉衰朽的市井文化中去了，由此作家的精神急剧萎缩退化而不自知。

  包含在“人的文学”在内的，有一种特殊的“伤痕文学”。谈到伤痕文学，现实中往往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当许多人诚实的回顾自己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历时是一种记忆体会，当他观看伤痕文学或电影时，不知不觉用这些伤痕艺术所传递的氛围及情感修改了自己的真实记忆和体会。因为伤痕文学的作者在创造这些作品时是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包含在内的，确实具有一种真情实感，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感染力，并且还投合了受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隐秘的庸俗情感。这种庸俗情感就是上面提到的革命造就及解放的的中等化的大众的物质欲望 ，正是这种欲望与伤痕文学塑造的旧的上层阶级从荣华优雅 的生活跌入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差产生了强烈共鸣。伤痕文学就这样以直观的形式奠定了一种否定新中国历史的道德基础，从而为九十年代的告别革命论和民国想象（尽管这种想象是一种非历史的和虚构的）敞开了大门。可以说伤痕文学是与被推翻的社会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有亲和力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文化霸权的体现。它的最终指向是否定作为反帝反封建成果的新中国的发展路向。但是，伤痕文学的接受有一个根本的历史前提，那就是伴随社会革命抹平的阶级差异，带来的阶级意识的淡化。可是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的产生，阶级意识的回归，使伤痕文学的强烈阶级烙印也清晰的浮现了出来。一旦它失去了人性普遍性的假象，它就与经过新中国平等教育的大众之间产生了隔阂。

  社会革命造就的中等化的大众群体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又发生了新的社会分化，从而又为“人民文学”观念的回归制造了现实前提。    ”人民文学“也不单纯是文学的，也是伦理性的。它在二十世纪经学瓦解的革命时代起着经学的作用，它要颠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重新塑造新型的，以大众平等取向的，集体主义伦理关系。 1949后的”人民文学“也同样要寻求一种人性理想的表达，如新人的塑造。只不过社会革命带来的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使得这种理想人性的表达也缺乏稳定的内容，走向了空洞化。因此“人民文学”在八十年代被冷落，有社会历史的内在根源。但是，人民文学创造了一种理想，追求建立在平等友爱基础上的，觉悟解放了的人民所构成的，有创造力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以觉悟为中介，实现集体的发展与成就和个人的解放与完善辩证的统一。这个共同体是新中国在观念上的倒影。它使新中国人产生这样一个观念，祖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不是建立在狭隘的血缘关系上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性质的国家概念。而是包含整个人类的，寄托着崇高的理想、执着的信仰，渗凝着浓烈的情感，建筑在人心之中的精神的共和国，是人心相通的一个伦理道德的共同体。它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可以去听听《红旗颂》，那就是，恢弘庄严，深情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