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会影响文明发展的道路吗？_风闻

新冠体现的体制差别还可能激发对更加深层的人性和文化本质的思考。人是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的。一切动物本能都是动物性的体现，在危险的时候抱团取暖其实也是动物本能。鱼群遭到鲨鱼攻击的时候，会紧紧抱团。不是这样就能打退鲨鱼，而是在拼概率，希望鲨鱼吃饱了自动离开，而自己不是被吃饱的那部分。社会性就不一样了，不仅有学习、传授知识和经验的智能部分，还有主动合作，协力战胜自然和敌对群落的因素。一个人打退一条狼都难，一群人能放到猛犸象，现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下的人群则是一不小心就能把一个物种给灭了，需要濒危物种保护了。

说到底，生性自由其实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鸟总想飞出笼子，羊没有牧羊犬看着就乱跑，这都是动物的自由天性。人也一样。动物性不是坏事，只要认清这一点就是了。宗教则是社会性的表现，动物没有这需求，但宗教走极端了就是坏事，所以社会性也不见得就是好的，只要认清这一点就是了。但为了群体利益，用于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这是人类特有的，这是社会性的好的一面。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而不是动物世界的又一员，关键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于人类团结起来、协作奋战的能力，在于自我约束、保群保己的能力。人类有政府的概念，还有社区的概念。前者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后者是水平的组织，前者以强制性为主，后者以自愿性为主，但不是绝对的。

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是可以暂时放弃某些动物本能而自愿或者被迫做出牺牲的。父母抓着孩子读书，就是对自由天性的压抑，但这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前途。疫情来到的时候，全国封城，这是为了避免传染和更多人受害。战争到来的时候，政府会征兵去打仗，因为国破的后果是家亡。在某种意义上，文明的发展就是抑制动物性而褒扬社会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直线的过程。

在原始时代，人的力量太小，社会性得到高度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战胜自然，生存下来。早期文明都是组织性、纪律性强的才能壮大，就是这个道理。随着文明的发展，生存容易了，群体力量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了，个人主义开始盛行。当然，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斗争最终演变为民主自由与集权专制的斗争。即使在这个时候，在民主自由旗帜下战斗的人们依然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依靠的是集体力量和牺牲精神，只是目标成为战胜集权专制之后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理想。

然而，把这一做法搬到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就不管用了。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抑制，但不可能消灭或者真正战胜。不说新冠，流感就是这样的。只是流感的危害远远不如新冠，“自由散漫”地斗争也无大碍，但新冠（或者未来的未知病毒）就只有依靠铁一般的纪律、集体内部的互助和对权力与自由的集体自我牺牲了。这正是新冠所揭示的：没有武汉人民的自我牺牲，没有全国人民的竭力支援，齐心合力，死拼硬抗，中国抗击新冠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相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凸显了欧洲团结的空洞，美国的疫情则显示了有邦无连，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各自为战是多么的无力。

种种把新冠斗争政治化的企图都是把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套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斗争上来，但新冠是非政治的，在与新冠斗争的过程中，人类还只有依靠集体力量和牺牲精神（包括对自由和权力的自我牺牲，和救死扶伤的牺牲精神），这需要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的核心在于个人的权力和自由，集体主义的核心在于集体的生存和发展。都说意大利人自由散漫，随心所欲。如果在2月初对意大利人说，你们要实行武汉式的封城，可能对方会惊得连抗议都忘记了，这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之事啊。但是在意大利疫情越演越烈的现在，孔蒂总理宣布越来越严格的封城政策，实际上已经达到武汉级了，而现在的意大利民众的反应是：“还应该更严格，还在等什么！”人都是会变的，神圣的原则有时突然就不那么不可侵犯了，而对中国的严控贬谪为借抗疫为名行专制之实，更是被历史证明为轻薄和无知。人口远低于中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死亡人数都已经超过中国了，而疫情可能还没有或者刚过中点，美国更是疫情还在迅猛上升阶段，最终病例总数大概率超过中国，死亡总数也低不了，就是西方正在为集体傲慢付出的代价。

工业革命代表了人类从与天斗与地斗的时代转变为与人斗的时代，后工业时代或许代表了新的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时代。病毒从来都有，但人类的聚集和旅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过，病毒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未来人类斗争的对象不仅有病毒，还有气候变迁。没错，流行的说法是气候变迁是人类行为造成的，但在人类之前就有寒冷的冰川时代和炎热的恐龙时代，那些肯定不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在理解气候变迁的原因之前，人类有责任有义务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人类的生存要求这样做，但也需要认清人类行为不是唯一甚至不一定是最大的气候变迁因素。但气候变迁也是未来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

新冠可能引起人们对文明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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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冠抗疫的政治经济学》系列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