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清零的第二天_风闻

3 月 18 日，武汉新增确诊清零，“新冠”疫情迎来重大转折。今天的来信者，作为一个在“非典”中尚未留下太多记忆的年轻人，讲述了疫情开始至今，他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我们也再次发出邀请，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加入这次征文，观察、记录你所见证的危机与转变，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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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武汉清零的第二天

撰文：金不换

一

“武汉闹 SARS 了。”朋友说的时候，我正在吃饭。

“SARS？”虽然长在北京，SARS 于我而言，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名词，那一年冬天留下来的回忆，是街角的一张蓝色的海报，上面一个红色的拳头，旁边是整整齐齐的：“万众一心，抗击非典”。

那一年，是 2003 年，我 4 岁。

此刻，我 20 岁了。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隐隐约约的不安，当然不会成为正常生活的阻碍。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去吃了一顿海鲜自助，尽管那病毒据说发源于海鲜市场。那一餐，我吃了很多很多三文鱼刺身和炸鱼。

第二天，自习如常，考试如常。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撤出武汉，甚至有人改签了火车票只为早些离开。不安的阴霾确乎笼罩着所有人，但是随着央视的辟谣，“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有限人传人”的说法，人们似乎安定下来。

事实上，当时我的心里并不放心。出于一种习惯，我怀疑专业人士总有办法用专业的语言达到其所希望的目的。但是，人传人究竟可怕到何种程度？病毒的致死率究竟如何？这一切都无迹可寻，所有的担忧也就成为杞人忧天。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期末论文和托福，才是眼前的头等大事。

在几百人的考场里考整整一上午，旋即去吃饭、看电影、坐火车、聚餐、宴请。而后坐春运的火车跟随旅行团去东北玩 7 天，现在想想，在没有口罩的彼时，没有感染，没有传播，真是造化。

二

证实人传人的时候，我正在住镜泊湖宾馆。给宾馆题字的人，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邓小平。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空气中开始弥散起了紧张的氛围。新型冠状病毒突然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下榻的宾馆配发了口罩，机场的人群纷纷戴上了口罩，麦当劳开始消毒，咳嗽的人们开始经受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

1 月 21 日，我返回北京。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气氛就在这一刻，到达了冰点。

几乎是在同天，管轶的采访刷屏朋友圈。“这一次我怕了”，“感染人数会是 SARS 的十倍起跳”等言论随着焦虑在人群中扩散开。其实也不劳管轶教授赘言，所有生活在中国语境下的人们，都知道如此突然的，宛如壮士断腕的封城意味着什么。

1 月 25 日，我坐上了去海南的班机，偌大的飞机舱，只坐了数十位防备森严的乘客。我本不愿出行，是半年未见的姥爷的电话，“我真的好想你啊”，让我踏上了去海南的飞机。

接下来的日子里，愤怒成为了我唯一的情绪：主事者不作为，频频贻误时机；口罩和防护服的匮乏让前线医护人员陷入风险；床位的紧张和医务人员的紧缺；肺炎患者被迫在公众平台求助。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变成了看数字，丁香园和人民日报变成了我的最常访问。人数依旧在每天增长，成百上千人的增幅触目惊心，而背后亲人的泪水，家人的心碎，在这个春节远远比鞭炮声更加透彻心扉。

那时节，看的书是《倾城之恋》：“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位、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是《生死场》：“王婆这半天的痛苦是没有代价的，王婆这一生的痛苦都没有代价了”。是《台北人》：“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是《鼠疫》：“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未来已经成为那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虚无缥缈。”读文学作品从来不会让人变得开脱，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绝望和愤怒。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是人们从历史中无法汲取任何教训。

更重要的是，切肤之痛。在武汉学习整整两年半，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和依恋感。看到视频中空无一人的长江大桥，和冷冷静静的汉街时，几乎不可避免的落泪。

也不全然是坏消息，各个省份的医疗队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看着医护人员走过我无比熟悉的天河机场，也会怆然涕下。

也许有人说，愤怒是无能的表现。可是，在这场灾难面前，谁不是无能的人呢？再没有什么事情，像这次疫情一样，让人感受到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助。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了病毒的潜在感染者和传播者，我们甚至无从知晓自己是在何时何地惨遭毒手。我们甚至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种种自由，都可以轻易被剥夺。

周一，武汉东风本田汽车厂的工人在吃午饭。政府关于湖北放宽限制的公告，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新一波感染。图片来源：法新社

三

在疫情中，被压制的声音，未必不是正能量。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政府的声音，民间的声音，媒体的声音，都是不可缺失的。

“为什么不看到光明的一面，而要看到黑暗的一面？”——当方方这样的作家发出批评和异见的声音时，责难纷至沓来。

如果批评本身可以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为什么不是一种正能量呢？难道只有宏大的叙事，和悲怆的痛哭，才是正能量吗？

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早就被写入在 1898 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宣言》中：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观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判更为重要——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在中国的当下，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是，人们似乎一方面希望追求真实，另一方面却又缺乏面对异见的勇气。

​四

今天是武汉归零的第二天。

风波在极其缓慢地归于平静，社会的齿轮在极其缓慢地恢复转动。

当然，这是对中国而言。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依然肆虐，大多数人还在遭受着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苦难。

也许有一天，新冠病毒会变成所有人的回忆，也许“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确实，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但倘若忘记了凛冬的寒冷，才是对春光的辜负。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我们也再次发出邀请，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加入这次征文，观察、记录你所见证的危机与转变，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