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重走德国二战前的老路 上_风闻

疫情初起时，日本向中国捐赠了大批物资（绝大多数是中国在日公司个人所赠，仅仅一小部分出自日本人），包装上还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很是让一批国人感动了一把，以为中日友谊又开始了。

但是3月24日，日本政府审议通过了新版检定合格的教科书，其中明确提及了“尖阁列岛”属于日本固有领土，又让人清醒下来，日本始终是那个日本，丝毫未改。

如果我们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角度审视，就会发现日本迅速地摆脱二战战败国的阴影，经济重新崛起，获得军事扩张权，努力发展军事力量，这一进程非常眼熟。如果再对欧洲近代史稍有研究的话，就会恍然大悟：日本现在正在重复德国一战到二战之间的老路。

德国从1918年一战战败到1939年发动二战的二十余年，与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异常相似。

一  德国并不甘于一战的失败，日本也不甘于二战的失败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一战就此结束。但是，当时的状况是协约国并未攻入德国，西线的德军仍然占据着法国北部，而东线苏俄政府与德国议和，在3月两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国获得了大量领土与60亿马克的赔款。德国人的心理印象是德国在军事上并未失败，投降的原因完全是国内的叛国分子卖国求荣。

德国本以为投降后不过像以往各国战败，赔点利益就完了，但是《凡尔赛公约》使德国损失了13.5%的土地，12%的人口，所有的殖民地，16%的煤矿产业和一半的工业，另外还有巨额的赔款和极为严苛的限制条件，严重损害了德国主权与民族尊严，被德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德国经济萧条，生活艰难，更增强了德国人的仇恨和反抗心理，迫切渴望推翻《公约》，为以后发动二战奠定了基础。

                              巴黎和会

1919年后，德国开始流传“刀刺在背”的说法，据说德国陆军将领埃里希·冯·鲁登道夫与一名英国将军吃午餐时，英军将领问他：“德国被打败的原因是什么？” 鲁登道夫的回答是国内外的敌人和叛国分子勾结，为了满足自己而出卖德国的利益，组织工人罢工，使战争后勤供给不足，物资无法及时充分的供给，而导致了德军的失败。英国将军便说：“那你们就好像被人从后面插了一刀，对吗？”

此番说法非常符合当时德国军方的意愿，既推脱了自己的战争责任，又把民众对条约的不满引到了后方“叛国者”们的身上，于是在国内大肆流传，直到二战德国国防军还在用它说服希特勒。此借口一出，顿时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为日后推翻民主政府和建立纳粹政权埋下伏笔。

而日本虽然在二战战败，但是保留了发动战争的最高体系——天皇制度。即使屈服在美国的原子弹之下，但是对交战时间最长的中国却心怀鄙夷，拒不承认败在中国手下。

1951年，据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务省检讨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形成一批绝密文件，2003年解密。

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对二战败因的一种反思。具体如下：

1、不该因“九一八事变”而退出国联。

2、不该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

3、不该在没有任何让步准备的前提下对美交涉。

4、不该幻想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

5、不该幻想通过对苏妥协来压服英美。

6、不该幻想通过苏联的斡旋来终止战争。

从头到尾，全是“如果我们换个方法干就会胜利了”的遗憾，焉有一丝一毫“不该发动战争”的悔悟。一个战败国，却能与中苏（俄）两大战胜国争夺领土，千方百计为战争罪行翻案，拒不赔偿受害人损失。日本的行为，比起一战后的德国更加肆无忌惮。

二  英美制衡法苏的意图保存了德国，美国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立场扶持了日本

为了保持在欧洲既可获取利益、又要拥有超然地位，英国外交一贯秉持正反两手策略。

作为欧洲大陆本土外的国家，如果大陆内出现了一个强权掌控各国，以英国位于战略边缘的地理位置，无疑将被排挤出权力圈外，再无置喙利益的机会；如果欧洲几国争执不下，英国反而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成为各国争取的目标，从而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势力均衡”作为英国的核心政策之一，一贯通过扶弱抗强的手段，在英国希望的区域内（先是欧洲，后来在英国所属的世界殖民地，以及遍及全球），积极介入，保持其它各种势力的均衡。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 “（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另一手策略，就是“光荣孤立”。作为独立于欧洲本土之外的力量，英国努力坐山观虎斗，保持独立于他国的超然地位，充当高居各国之上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正如赌场里最大的盈利者不是赌客而是庄家一样，英国一直跃跃欲试地怂恿其他人当赌客，自己扮演庄家的角色。问题是事态发展往往超人意料，某些时候就会玩砸了。

一战后，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又因其直面德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其他各国以它为中心建立防御机制， 《凡尔赛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所以此时，法国成了英国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需要维持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德国的实力就是制衡法国的砝码，不能过分薄弱；必须采取“势力均衡”手段，把欧洲的局面从英法对峙改造为法德对抗，英国旁观，才能获得渔翁得利的局面。同时，德国的广阔市场对贸易立国的英国意义重大，如果德国崩溃，英国是一分钱都赚不着的。

因此，一方面为了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从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高涨不下，政府频频换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默许了德国扩军、毁约，逐步恢复其大国地位；加上法国同样因为经济问题，从1920 年 1 月到 1940 年 3 月更迭了 40 届政府，统治权力的断裂导致难以持续执行对德的强硬政策；尤其是出兵强占德国鲁尔煤炭工业区后，引发了德国工人大规模罢工抗议，最后得不偿失，经济雪上加霜。英国则乘机迫使法国同意了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并不得不追随英国的绥靖政策，基本失去了自己的外交主导权，而英国则有效地达成了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的目的。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的成立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欧洲以国家的形态正式出现，布尔什维克绝对是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敌人，无产阶级浪潮一旦席卷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有朝一日，英美很可能还需要和德国共同对付苏联。所以，允许德国保持一定的实力，是英美战略上的需要。

随后，纳粹的兴起给了英法一个假相，似乎纳粹是抵抗苏联的一个完美帮手。他们幻想“祸水东引”催生德苏争斗，双方两败俱伤，既可以毁灭无产阶级政权，又能使英法的实力无损甚至从中受益。基于反苏反共的主观心理，英国对于三国轴心的建立没有丝毫警惕，因为他们看来，《反共产国际协定》才是三国联盟的标签。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尽管英法是战胜国，但是战争的残酷在百姓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法国丧失 1/10 的人口，140 万人死亡或失踪，约 300 万人受伤，北部的 10 个省化成一片废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丧生，炸弹的呼啸和满目疮痍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无与伦比的，使得英法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对战争有着深深的畏惧和抵触心理，希望再不发生战争。这一心理为日后英法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扩张的软弱和拖延打下了基础。

                    法国北部城市战后废墟

严重的经济衰退带来了激烈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不得不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经济上来，忽视甚至有意选择了压缩军备力量。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十年无大战”的指导思想，再加上对现有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倚仗，英国觉得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技术停滞不前，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在民间，战争的残酷和牺牲使得许多民众心有余悸，和平主义和不战思想盛行一时。各种“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 “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层出不穷，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民间的和平思想模糊了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忽视了侵略与自卫的区别，丧失了对未来敌人的警惕；而政府的不战思想更是营造了苟且的氛围，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甚至不惜通过以邻为壑，牺牲别国的和平来维护自己的安宁。因此，张伯伦才会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并引以为傲，认为 “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

就二战后的日本而言，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亚洲，对抗苏联和随后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需要一个牵制中苏的桥头堡。日本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来看，都是天然的最佳选择。尽管麦克阿瑟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美国对日本这一军事基地的倚重越来越大，也越发意识到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远比追究其战争罪责重要。因此美国最终保留了天皇制度，并在分享了一部分日本的战争获益的情况下，放过了许多日本战犯和财团资本家，使得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反而迅速地摆脱了罪犯的心理。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到1991年苏联垮台的44 年间，美苏两大阵营互相开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影响了全世界的格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美苏中在亚洲的争斗，获益的便是日本这个能够对抗中苏的棋子。

朝鲜战争后，日本的美国前线基地的地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得到加强。它近制朝鲜、远控中国、遥牵苏联，是美国在亚洲对阵共产主义国家最好的前哨。而且它迅速复苏的强大工业力量，又可以接受美国转移的制造业，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好的帮手、代言人和树立的光辉榜样，从而引诱带动一批亚洲中小国家心甘情愿地听从美国指挥，在整个远东地区组成联合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辅助力量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针对中国的第一岛链

本来《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可被准许保留足以维持其经济以及支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的工业”，而“以使日本武装再起之工业”则一律拆除或充作赔偿。但是随着朝鲜战争和冷战开始，日本从美国的敌人变成助手，战争惩罚也随之变了味。《对日和约》表面上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向盟国支付赔偿”，但实质内容却落在了 “日本愿尽速与那些其现有领土曾被日本占领并遭受日本损害的愿意谈判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就是说，赔偿的金额不是依照各国受日本侵略的损害程度而定，而是受制于日本愿意赔偿的程度；不是实打实的货币而是日本提供的服务或设施。实际上完全改变了日本战争罪责的性质和赔偿义务，把赔偿主动权交给了战争罪犯而不是受害人，使得受害人的索赔权屈从于罪犯的意愿之下。

在此方案下，日本仅付出了以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17.286亿美元(当时价)就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非但没有损失，反而因为采用赔偿款投入各国实际生产的方式，使得各国逐渐成为原料供应地和产品消费国，对日本这个既缺乏原料又市场狭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金砖。巨大的资源供给和广阔的市场为日本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更从心理上改变了日本战争罪犯的低下地位，摇身一变成为人人钦羡的发达国家。日本首相吉田茂毫不讳言：“日本付出的赔偿，并非日本对被害者给予的赔偿，而是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

同时，不只是日本，亚洲四小龙除去新加坡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交通要道之外，其它三地韩国、台湾、香港均处于中国大陆周边。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大规模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从1950年转移的项目不过22个，短短两年时间，转移的项目就已经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项目。韩国台湾则在六、七、八十年代先后获得了初级工业、石化重工业和电子等精密制造为主的三波技术转移，1953－1965年间，美国对韩援助总额高达120亿美元，接近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总和；1951年到1965年，美国向台湾先后提供了42.2亿美元军事援助和14.8亿美元经济援助；至于香港，由于受美欧封锁，中国大陆一大部分对外进出口均需经过香港转口贸易，任由香港抽取过境费，等于大陆几亿人都在为香港打工，焉得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