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疫情不能让医患关系走向坦途_风闻

“不会有什么不同。”

听到我问“如果是在疫情语境之下拍摄这部纪录片，会和现在看到的片子有什么差别”时，《中国医生》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几乎没有犹豫，就给出了答案。

新年伊始，疫情肆虐。医护人员挺身而出，在死亡、恐慌与希望之间铸成坚韧的堡垒。原本计划于2020年2月底播出的《中国医生》，也选择在疫情期间提前上线，在这一特殊时期展现医生工作生活、讲述医患关系。

这部白描式医疗题材纪录片，选取了四川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6家大型公立三甲医院，拍摄了知名“医学大拿”，也聚焦了许多普通医护，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整个医生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刻正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奋战。

张建珍觉得，即使疫情时刻拍摄《中国医生》，也只不过是拍摄到了医生们在“不一样的环境里做一样的事情”：常驻的各省市医院可能变成了武汉前线医院或方舱，平常做的手术、措施可能变成了新冠肺炎相关的操作。但在这些具象的变化之下，他们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完全一致的。

“我想呈现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光芒，他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有坚持也有无奈，但无论面对的是什么，内核都很简单——就是多救一个人。”

“多救一个人”是医生的使命，也是以往诸多医疗题材纪录片展现的重点：强调某病患得了疑难杂症，某医生妙手回春进行治疗。但医了“病”，“人”在其中变得模糊起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很难在这些极致的案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在这些大喜大悲中的医患关系，更是呈现给观众一种“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从来不了解”的尴尬局面。

《中国医生》想要打破这个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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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

在自己的父母患病住院之前，总导演张建珍和大多数健康的普通人一样，对医院敬而远之、对医生知之甚少。

2008年，张建珍的妈妈查出结肠癌晚期。半年之后，她的爸爸又查出了胆囊肿瘤晚期。从2008年到2009年之间的整整一年，张建珍都是在北大医院度过的。

导演张建珍

对医生的理解从作为一名长期陪床的病患家属开始。作为女儿，张建珍和所有急切、煎熬的病人家属一样不忍放弃。她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自行查阅所有相关的资料，试图理解父母的境遇。

很多专业的医学论文看不懂，张建珍就拿着这些“一知半解”的东西去向医生求助，希望得到一个答案——管床住院医李少雷接纳了她的问题。

彼时，李少雷也是一名青涩的年轻医生，正在北大读硕士，刚刚做第一年的“住院医”——这是漫长医生生涯的开始。这个仅仅22岁的年轻人，可以用本科五年的专业医学知识解答张建珍递过来的论文上面的疑问，自己却有太多关于生命和职业的困惑、压力找不到“正确答案”。

许多医生都难以忘记在他们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离世的病人。李少雷向张建珍讲起，那个病人大出血死在他的怀里，他的整件衣服完全被血浸透，目睹着熟悉的病人体温渐冷。

而更多的日常工作里，那些望着他如同望着救命稻草的热切眼神，那些性命相托的沉重，令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患者的期待。

如何克服接受不了的死亡、承受不起的热望，是年轻医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基于这样的了解，张建珍在2014年拍摄了医疗题材真人秀《因为是医生》，将镜头聚焦在年轻医生的身上，试图向观众展示“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可不再是“年轻医生”了，就可以一路坦途了吗？如果说世界上任何一名医生的职业起点都伴随着这样的试炼，那么在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医生”之后，独属于“中国医生”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张建珍想通过纪录片再次传达“在中国做一名医生”，公众未曾了解的不易。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有23.6%的医生从来没有休过年假，40%的医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中国医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万人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我们中国的医生这样自我牺牲，甚至将这种牺牲内化成了某种‘本能’。”张建珍说起一个故事，英国某段时间想效仿中国的医生工作体系，要求医生加班来接收、诊治更多的病人，结果造成了英国全体医生的罢工。但对中国医生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

“我们当然也可以将此理解为医生们对自己的职业有追求”，但与其他职业的正常运行相比，也还是太不寻常了。“有哪些工作要早晨7点上班、交接班呢？医生8点半要准时上手术，一旦上手术，一天就是5、6台，做到深夜几点根本就不确定，而且这是长年累月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患者家属的个人经历，还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观察视角，张建珍都想把这份独属于“中国医生”的忙碌、辛苦、压力与奉献展示出来。

当观众仔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仔细了解了这些医生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当得起前面‘中国’这两个字”。

2

普通悲欢

群体的光芒闪耀，但令星河发光的，总是每一颗星辰。比起不断强调“群体付出”，张建珍更愿意着力以真实的镜头刻画生动的“个人魅力”，体现平凡生命最普通的悲欢。

对于真实的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工作、生活的两个空间，它们构成一个人完整的存在空间，也更能够体现“人”的立体。拍摄医护人员，医院当然是重要的场域。但比起其他同类型纪录片，《中国医生》第一次将视角延伸到医护的生活场景中，展现了更全面的人物性格。

在医院中，阮瑞霞护士不像几位“主角”医生那样耀眼，但她所做的“糖足护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糖足护理”是一种伤口护理，专为得了糖尿病以后脚部溃烂的病人设置。这步护理看似寻常，但如果缺失，会最终导致病人截肢。而与它“普通”护理属性相对的，则是面目狰狞的伤口样态。张建珍拍摄了很多阮瑞霞护士做“糖足护理”的画面，最后都打上了马赛克。

“和外科医生划开肚子只看到血和肉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从视觉上很难接受。”但就是通过这样一份普通人“难以接受”的护理，阮瑞霞已经先后为600多名患者保住了脚，保住了他们自由行走的权利。她也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工作，在医院利用空隙时间编写“糖足护理”相关书籍、仔仔细细地修那些糖足图片，像养护心爱的玩具。

“这个工作是我的真爱”，在治病救人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阮瑞霞如是说。但当镜头从医院转向生活空间，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甘于奉献、痴迷业务的护理医师。

阮瑞霞护士离异了，离异的原因也是她心爱的“糖足护理”——前夫不理解她，觉得她只是一个小护士，如此全情投入护理工作毫无意义。

下了班的生活空间里，阮瑞霞一个人独居。成就感抛在医院里，她常常会觉得孤寂。她和家附近卖茶叶的一家福建人成了好朋友，常常去他们家吃饭，给那家的小孩带一些玩具吃食，在这个朋友的家里感受热闹的气息。

走出医院的拍摄，才会真正发现医生护士们的个性特征。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场景呈现，会尤其让人觉得，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其实并没有超能力，只是和你我一样，是最最平凡的普通人。

“比如朱良付医生，他为什么在家里、外面都匆匆忙忙？因为他是脑血管科，得随叫随到。那他为什么一定要骑电动车？因为河南省人民医院门口那条街堵得特别厉害，电动车最快。”

纪录片里，下了手术台的朱医生在家里匆忙地扒拉几口饭，再劝想当明星的年幼女儿“长大当个医生”，最后再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回到医院继续救死扶伤；感染科主任潘红英，在医院独当一面、雷厉风行，但回到家里，在丈夫面前则像个小女孩……

“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会更打动我”，张建珍不想把医生塑造为神，她希望在她的镜头叙述里，这些拯救患者性命的医护，是普通的、有个性的人。“只是承担了比普通的人、普通的工作更多的责任。”

同样，当把镜头对准患者时，张建珍也选择了更平和的方式。

最初，张建珍和所有“讲故事”的创作者一样，希望拍到“起死回生”、医生“超能力”的案例。但当真实的悲欢离合在医院展开，她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患者，无论病情轻重，对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所面临的痛苦都是一样的”。她跟编导强调：“不再追求高难度的危险病例了。”

3

真实医患

《中国医生》播出后，张建珍及制作团队相继收获了诸多反馈。其中，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给出了一份意料之外的“观后感”。

这位差不多50岁的中年男人，是个20多年没兴趣看电视的银行领导。因为是“高中同学的作品”，他决定尝试看一下。看过之后，他在微信上发了三句话给张建珍：“我对医生群体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对这个国家、民族有信心，觉得有希望了；我现在也开始反思我自己。”

高中同学代表的社会大多数，表达了这部纪录片带来的“反思功能”：朴素的描摹与普通的悲欢展现出最真实的医患关系，那些被医生繁忙、淡漠面孔掩住的尽心尽力得以被抱怨吐槽的观众看见，通过纪录片，大家了解了医生、懂得了医生；因为医生这样一个忠于初心、甘于奉献的群体存在，在疫情的恐慌中，他仍对“度过难关”满怀希望；也是因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他愿意反思自己过往的行为，重新审视医患关系。

“能够从我的片子里引发出他三个层次的思考，我觉得很感动。”张建珍感慨。这位高中同学的反思或许会转变成下次面对因繁忙而显得冷淡的医生时，能拿出多一点的包容与善待。但纪录片能做的，也仅仅到此为止。

疫情会让医患关系走向坦途吗？

**张建珍觉得“不乐观”。**瞬间的感动无法持续，疫情过后，当焦急的患者再次面对医生、当个体的悲欢面对曾经的群体奉献，医生能不能被善待，还要画一个问号。

“如果有解决方案，就不会寻找过激行为。”张建珍觉得，依靠感动、修养维持良好医患关系终究短暂，更重要的还是要推进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判定更加透明化。如果这些无法一蹴而就，就从增设医院安保这样具体的事情开始改变。

张建珍希望，《中国医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观众比较客观地了解医生、促使大家“不再认为医生的自我牺牲和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如有可能，还可以借着医疗纪录片的契机，“对疾病和治疗本身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从而达到医患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

寻求互相理解和尊重，是《中国医生》的来路，也是“中国式医患关系”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