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被杀，导致了红军第一桩大错案，经过令人唏嘘（快资讯）_风闻

▲江西解放后,王佐和袁文才的儿子参加了开国大典，图为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合影

“六大决议”与毛泽东的态度

袁文才、王佐一心一意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经受住了艰苦斗争的考验，政治上日益成熟，逐步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也对两人信任有加。就在这时，一份来自党中央的文件却使两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一规定不作具体分析，强调对“土匪武装”一律实行“严厉镇压”，对其首领“完全歼除”，实质上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体现。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路会议，研究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作战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开会传达六大决议。毛泽东逐字逐句读了决议。在念到关于土匪的部分时，毛泽东因袁文才、王佐在场，突然停了下来，说“休息一下”，把有关的内容略过了。在后来的讨论中，素与袁、王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中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指示关于六大决议案的相关内容暂不让袁、王知道，同时，耐心地做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他说：要杀人么，很简单，你手里有刀，有枪，砍掉脑壳或者用一颗子弹就解决了。你们以为杀掉人就能了事吗？没那么简单!后果和责任，我们必须想到。六大的决议案是中央的，问题在于对中央的政策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和执行!毛泽东反复强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做具体分析。袁文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跟豪绅对立，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拥护和支持了我们，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修械处等不都设在茨坪王佐这里吗？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总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红军领导人，都不能杀!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并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袁、王与永新、宁冈等地方党的负责人的矛盾，其根源在于井冈山地区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土客籍问题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向来没有政治权利。在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尤为严重。

起初，宁冈土籍的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等，同客籍的革命派袁文才、周桂春还是团结的，在斗争中相互配合，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土客籍首领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比如，在打土豪的问题上，宁冈县农协下通报说要捉拿八个土豪，其中属于土籍的有六个，而客籍只有两个，有些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人吃了亏。再比如，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时，毛泽东推举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任县政府主席，因为文根宗是土籍，袁文才就有看法，发牢骚说：“难怪有老俵说：‘土籍的党，客籍的枪。’难道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吗？”结果，文根宗出任县长不到三个月，客籍革命派提出，县长一职由土客籍革命派“轮流坐庄”，每届任期三个月，最多连任不超过两届，并且推举客籍的甘金皇担任此职。甘金皇只干了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他撤换了。

对龙超清、袁文才的做法，毛泽东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反复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但是，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导并未能改变袁文才、龙超清之间的成见。袁文才经历特殊，很是自负，看不起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轻，本事不大。1928年3月，袁文才、龙超清之间发生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一天，宁冈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在柏路长富桥村开会。会上，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手枪。袁文才看见后，心里很不舒服，很粗鲁地对龙超清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要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说着，竟动手下了龙超清的枪。龙超清顿时脸色铁青，十分恼怒，但碍于袁文才手握兵权，只得强抑怒火。从此，龙超清与袁文才面和心不和，积怨越来越深。这成为后来袁、王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袁、龙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毅然采取了组织措施。1928年底，毛泽东委派何长工担任宁冈县委书记，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同时对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柏路会议上又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任命与袁文才关系密切的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随军行动。

袁、王英勇坚守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全力协助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他充分发挥熟悉井冈山地理民情的特长，多次陪同彭德怀到红五军阵地视察，对工事构筑、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工作。

井冈山的主要哨口由红五军守卫，三十二团主要负责守黄洋界和朱砂冲，另以一部在山下开展游击战，袭扰敌人。1929年1月27日，“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何健将总部移至莲花督战，以湘赣两省十余个团的兵力，采用四面围攻的战术，向井冈山发起猛攻。守山的红军将士顶风冒雪，与强敌血战三昼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相继失守，进攻之敌直逼茨坪。彭德怀与滕代远商议，决定红五军经遂川向南突围。红五军突围时，王佐的部队没有下山，而后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红五军撤离后，第三次反“会剿”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全部沦陷。敌人向根据地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井冈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王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利用熟悉地形的特长，将部队化整为零，钻进深山老林，分散开来打游击，顽强地同湘赣两省“会剿”敌人周旋。

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驻守边界的敌正规军大部陆续撤走。重新组成的湘赣边界特委决定，将红五军第一大队、三十二团与各县地方武装合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灿为第二营营长。第一营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第二营以九陇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打破了反动豪绅组成的“茶永酃宁四县联防”对九陇山的“会剿”，使边界割据开始恢复。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红四军到达吉安的东固后，袁文才与刘辉霄却私自离队，于5月返回了井冈山。原来，袁文才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是找刘辉霄、谢桂标一起商量，决定逃回老家去。三个人化装成做小买卖的，疾行二十多天，回到井冈山。袁文才回来后，悄悄地找到王佐。王佐见到袁文才非常高兴，想让他当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团长。袁文才自知有错，坚辞不就，并请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何长工当即与几个县委常委商议，又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感情甚笃，体谅袁文才擅自离队的“苦衷”，况且正值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党内警告的处分，让他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1929年4月，红五军辗转到达瑞金与红四军会合，随后于5月初重返井冈山。彭德怀了解到王佐的表现时，连声称好，亲自提议并经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王佐任纵队司令员。不久，红五军挺进湘东粤北开展游击活动，王佐主动提出随军前往。红五军先后攻占了湖南的酃县、桂东和广东的城口、南雄等地，筹集了大批的钱款物资和枪支弹药。王佐部在多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8月，红五军前往湘鄂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再度空虚。王佐、袁文才部成为坚持武装斗争的主力。他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把粮食、农具都搬到山上藏起来，甚至连烧饭的柴草都搬个干净。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一有机会就搞他们的人和枪，晚上去摸敌人的哨，使敌人不得安宁。

11月，国民党宁冈县长陈宗经带着靖卫团驻扎在龙市，威逼群众交纳田赋。袁文才与王佐商议，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派出的侦察员报告，敌人已退往睦村，袁、王部队连夜出发，将睦村团团围住。天一放亮，部队发起攻击，还在睡梦中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散奔逃，敌县长陈宗经被击毙，大批物资被缴获。第二天又吃掉了前来收尸的一股敌人。自此，宁冈县靖卫团被打散，在本县站不住脚，散落在外县。袁文才还利用在象山庵开会的机会，除掉了赤卫队内部的奸细，稳定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不久，边界红色武装相继收复了莲花、宁冈和永新县城。

宛希先遇害与“罗克绍事件”

虽然柏路会议明确做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但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1929年2月，边界特委负责人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袁、王二人非常狡猾，且颇具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其后，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对袁、王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调开为上策；敷衍图安为中策；照六中全会解决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对袁、王的这种定性，完全不顾他俩早已是党和红军重要领导干部、袁王部队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正规红军的客观事实，是完全错误的。

随着袁文才的重回井冈山，原来已经存在的袁、王与宁冈、永新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土客籍矛盾再度突显出来。特委在一份报告中急呼：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王在袁的影响下，与我们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边界的某些土籍领导人已经看好，这是解决袁、王的好时机。而宛希先的被害更为袁、王与土籍领导人的矛盾火上浇油。

1929年冬，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这时正赶上边界特委有事，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让刘真回来工作，刘真未从命。于是有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奸细，想用刘真的关系破坏革命，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不久，刘真在前往南昌开会途中，又被龙庆楼抓住杀害。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刘真遇害是宛希先主使的。永新县委一班人信以为真，组织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正在九陇山工作的宛希先闻讯后逃入深山，但还是被永新赤卫队捉住杀害了。袁文才得知宛希先遇害的消息，悲愤难忍，痛骂了永新县委的的所作所为。此事传到永新，朱昌偕、王怀、龙超清对袁文才更加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重回湘赣边界)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主持了这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不久后发生的“罗克绍事件”，则点燃了袁、王被害的导火索。

原来，红五军撤离井冈山后，枪支也多被主力红军带走，井冈山只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装和少量枪支。一些人觉得力量太小，有些悲观。袁文才宽慰大家说，我会想办法。他盯上了拥有一家小兵工厂的茶陵县挨户团的团总罗克绍。

1930年的春节刚过，袁文才、王佐接到情报，挨户团的团总罗克绍住在茶陵县江口镇蕉坪村的姘头家。2月11日上午，袁、王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当晚到达虎爪坪。袁文才对部队官兵下达了任务，说：“罗克绍有个三十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入夜，行动开始。袁文才、王佐各率一路人马分别从东、西两面包抄江口。蕉坪是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对面的一栋青砖大屋里。12日天一放亮，部队就涉水冲入这所房子里。罗克绍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向外跑，被扑上去的战士捆了个结实。这时，袁文才、王佐也把兵工厂的制枪设备缴获了，并且找到十七八个制枪工人。然后，部队押着罗克绍，带着设备和工人，胜利返回了新城。

有人主张把罗克绍杀掉，袁文才不同意，说：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他还有六百支枪没有缴来。如果枪支缴齐了，打掉他还有点益处。如果不愿缴枪再作处理，是杀是关都不为迟。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还邀他打麻将，可罗克绍垂头丧气地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袁文才便把罗克绍关押在山上的棚子里。袁文才的本意是把罗克绍作为人质，逼他把枪支和兵工厂交出来。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却对袁文才不杀罗克绍十分不满，把这件事报告了湘赣边界特委和龙超清，说袁文才别有用心。湘赣边界特委便把此事作为动手的借口。

袁、王被错杀的经过

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接到边界特委指示，要求他们集合部队开往永新，配合红五军去打吉安。天性机敏的袁文才已经嗅出一些杀气来。一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的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显得很低沉，双眉紧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绰号)，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着，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打开书页，指着其中一行说：这书里有一句话，叫作“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了。说归说，袁文才还是没有想到自己此行会遭到不测。行前他还告诉战士们，打下吉安，缴到好枪，这些坏枪都不要了，要换成好枪。随后袁、王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二十二号，王佐住在尹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无非是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条进行驳斥。彭清泉恼羞成怒，将勃朗宁手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厉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答：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发觉有的部队在悄悄准备白带子，觉得情形不对，私下拉着袁文才说：老庚呀，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陇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觉得事态严重，但仍笃信中央的毛委员，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两人还为此争吵了几句。袁文才说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则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边界特委对此事的处理完全绕开了毛泽东，调他俩来永新，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当晚，朱昌偕和王怀就到位于永新与吉安之间的州湖的红五军军部搬兵去了。

彭德怀多年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正在扩大会议进行的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同志和另一个同志，二人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中手里拿着驳壳枪。我们当时说1929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呢？他们说，主要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来的。我们又问其原因？他们说，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样得知了‘六大’决议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不会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听信袁的话，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当时任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的回忆与彭总基本一致：“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前往永新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第四纵队，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赤卫队的一部分。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朱昌偕打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朱还朝李筱甫开了一枪。王佐听见枪声心知不妙，急忙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随他一起逃走的刁飞林也被淹死。当时参加了行动的李寿轩说：王佐大概听到枪声，就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搭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对于当晚的经过，在袁文才部任传令班长的郑善致记得十分清楚：

我和钟世升(袁文才部大队司务长)很要好，这天晚饭后，一同到二队去玩，当晚就在二中队住宿。半夜过后，大概二点钟左右，我们听见枪声，钟世升说：“快看看去，枪响做什么？”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穿着袜子走出去，出门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我回到房里跟钟世升说：“不知是否赌钱，打乱场。”忽听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住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后来听说茶陵游击队也发了白带子，但还未发下去)，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住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我们以为永新赤卫队了。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住地，一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门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后，五军的人说：“不要打，我们是解决袁、王两个人。”

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几个中队和县一级的干部陈梦平、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被关在另一个地方。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放回去他们会帮袁文才报仇的，后来全部办了死罪。当时王佐部队的人逃回了大部，袁文才部下只逃出三中队长谢凤桂，副队长陈九珠等一小部分人。他们回到宁冈说，袁文才的部队在永新被红五军消灭了。于是，留在家的朱天清一班人和干部上了山怕见红军，谢角铭把罗克绍放了，举起了白旗反水了。

错杀袁、王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含冤而死，同时遇害的还有袁、王部队的一些重要干部和战士，威震边界的红三十二团就这样消失了。袁、王死后，当时任红五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接受了一项任务，即“搜索”袁、王的余部。照他的说法，“我于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相继反水，拉着一部分人投降了国民党，王云隆还当了国民党的井冈山特区主任。尤其是客籍人居多的宁冈东南部，基本上沦为白区。直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井冈山老战士的深情诉说

在井冈山斗争中与袁文才、王佐结下深厚情谊的毛泽东，对两人被杀深感意外，明确表示是杀错了。他多次向井冈山的老部下谈及此事。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张国华回忆说：“1951年进藏时，毛泽东同志找我个别谈话，其中讲到袁、王问题，讲解决袁、王是不对的。当时他没有讲哪个不对，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同志不对。毛泽东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过去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也不要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袁文才、王佐彻底平反，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距他离开井冈山时隔三十八年。风物依旧，斯人永诀。毛泽东没有忘记当年出生入死、如今长眠地下的战友，他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他紧紧握着袁文才夫人谢梅香老人的手动情地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轻轻一句话，说得两位革命老人哽咽无语热泪长流。

那些曾经与袁文才、王佐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在井冈山的老战士，也对袁、王表达了深深的缅怀之情，称颂他们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历史功绩。

曾任茶陵县委书记的谭震林说：“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曾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说：“王佐这个人是有一定功劳的。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后，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和当地豪绅封建势力是对立的。袁文才有个人英雄主义，1929年还私自逃跑回来，这是他在政治上一个严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和处分，记得当时曾给过他一个党纪处分。但杀袁文才是不应该的。”

在王佐部工作过的宋任穷说：“王佐这个人个性很强，有时不大听话。但凡是毛泽东同志的话他都听，所以我们对王佐的印象很好。他经常在部队讲毛委员是怎样讲的，对毛委员很尊敬。”

参与了袁文才部队改造的陈伯钧说：“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自下而上，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难关。”“那时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在前委工作过的江华说：“杀袁文才、王佐是不对的。没有袁、王，井冈山根据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担任过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贺敏学说：“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以后，王佐就稳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威信很高，袁文才、王佐都是听他的话，只要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他们都会照办。”“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所以杀掉袁、王是不应该的。杀袁、王是永新县委王怀、朱昌偕等，这些人要负责任的。”

红三十二团四连战士张国华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俩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是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决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袁、王是有错误的，特别是袁文才，但处理不对。不是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而是把他们当作敌我问题，动起武来。假如袁、王知道要解决他们，也很困难。那时五军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们有五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但那时，袁、王部队没有打一枪。从这个战斗形势看，也不是反水。”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倘若袁文才、王佐的英灵有知，听到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发自肺腑的怀念，也应该感到欣慰和无憾了。

——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二、第三期

作者：于化民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