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开始“火线入党”？！_风闻

新冠病毒真可以说是**“专治各种不服”**。

前段时间，很多外国政府都不把病毒当一回事，说什么也不听我们的建议，就是不采取严格措施。

随着最近国外确诊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还是扛不住真香了，走到了****他们媒体之前成天诋毁的“威权国家”封城严管的道路上。

尤其是西班牙，西班牙疫情的严重程度仅次于意大利。

按照意大利的经验看，需要立即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否则疫情会很快把医疗资源挤兑完。

于是，3月15日，西班牙政府决定，由国家出手掌管西班牙的所有私营医疗资源！

当晚，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与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一起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

公共、私人和军事医疗机构，包括具有购买医疗用品能力的私营部门，如医院或制药公司等，由政府全权指挥，并表示为解决这场新冠危机，会对私营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意思是你们别想抗命。

这画风有点不对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怎么不由市场自己决定，改政府管控了呢?

你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说出来的话，怎么像是从共产党宣言上抄下来的？这个先例万万开不得！让市场无形的手自己决定！

无独有偶，短短几天后，西班牙的邻居，法国也跟进了。

3月19日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为了帮助大型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他将很快向总统马克龙提交各项计划和可选政策，其中包括可能进行国有化。

他对媒体表示，他将提交的政策选项，可能是国家增持在这些企业的股份，也可能是“一步到位”进行国有化。

为什么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一夜之间都要“通共”了呢？

因为这场疫情暴露出来的种种事情证明了，在生死攸关的疫情面前，还是国有企业最靠谱。

比如意大利最近就有这么一个事，：

意大利一家医院因为病人太多，呼吸机的一个气阀零件用完了。但供应商迟迟无法提供新的零件，很影响治病。

意大利有一家创业公司的两个小伙子就想了个好主意，他们去医院测量了零件的相关尺寸，然后用3D打印制作了几个零件救急。

而且，制作商卖11000美元的气阀，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美元。

他们的气阀救了好几个病人，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然而，制造商听说了这件事以后非常恼火，说这两个小伙子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不但拒绝提供零件的3D打印图纸，还让这两个小伙子马上停止侵权行为，否则就要起诉他们。

不要试图考验私企的良心，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让你失望的，能贯彻“达则兼济天下”的只是极少数，很依赖企业家老总本人的觉悟。

中国疫情早期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场“战役”开始以来，正面抗击疫情的几乎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

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当地大型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有家医院甚至第一时间关闭了自己的发热门诊，我想大家应该还没忘。

在疫情中，浙江省的防治效果是比较突出的。

因为浙江省共有约60所三级甲等医院。几乎能做到每一个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人，身边平均都有好几位医护人员监控着，有什么症状立刻就能控制住，还有高端的医疗设备救命。还能有余力支援湖北。

相比之下，湖北省只有33所三级甲等医院。

而且，在最严重的武汉市，有96家公立医院，258家私营医院，私营医院占比达到了72.9%，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私营医院占比64%。

私营医院中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平时应付低频度、低烈度的常规诊疗，尚可一战，不会暴露大问题，但关键时候马上暴露了自身实力的不够。

再加上湖北是疫情爆发地，医疗系统在确诊数飙升的那段时间始终超负荷运转，直到外援的广泛进入才得到真正的缓解。

不仅武汉本地，后来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支援的医疗支援队伍，也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

这时候，在全国占比超六成的私营医院几乎不见了踪影，包括最赚钱，平时广告打得满天飞的莆田系医院，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不是公家的，要指挥指挥不动；他们水平上也差得远，要指望指望不上。

甚至，如果你深扒数据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不在疫情爆发时期，就是放在平时，私营医疗提供的实际效能，也和他们六成以上的占有率远远不匹配。

据统计，从诊疗量上看，2018年私营医院以63.5%的医院数量，共诊疗人次5.3亿人次，仅占诊疗人次总数的14.8%。

绝大部分诊疗依然发生在公立医院。

当然，这不是说私营医院就一无是处，不是说社会办医不值得鼓励，何况本次疫情中也有私营医疗的贡献。

只是，透过这次疫情中国以及全球的表现，我们完全可应该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的公立医疗资源，是不是像之前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过剩”、“浪费”？

我们有没有必要刻意去限制公立医疗的规模？主动给私营医疗让路？

这次的疫情让我们认识到了，对于我国的医院体系而言，必须坚持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私营医院在某些方面作为公立医院系统补充的思路，才是正道，不能喧宾夺主。

而且，这种公立不是说名字里面公立就行了，而是说应该尽量摒除资本和自由主义的控制，相应的人员、资源政府得能调动得了，管理得住才行。

我们的香港特区在疫情爆发初期，就有大量公立医疗系统的医护人员，竟然把所谓政治诉求置于本职工作、职业道德之上，以集体罢工来威胁特区政府“全面封关”，令人齿冷。

到2月4日，两天之内，竟然共有约5000名医护人员罢工****，导致香港公立医院紧急服务受到严重影响：4日当天超过半数手术需要延期，有的医院不得不关闭部分急症室……

好在后续的9000人罢工被遏制了，不然，不要说新冠肺炎病人，普通病人的安危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香港少数人会闹出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毒害太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就开始在全球经济学称王称霸，几乎成了世界上唯一正确、不容置疑的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基本主张“三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

它告诉人们：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如果市场出现失灵，那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问题，反而是因为你的市场化不充分。

其实，新自由主义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讲得很精彩的“故事”而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宣讲这一点，他们宣讲的潜台词是：若你像我一样信奉并践行新自由主义，也会和我一样成功。

然而，事实却是，他们自己的成功和自由主义都并没有关系。

欧美发达国家依靠血腥殖民掠夺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家史”咱们都知道，里面是殖民地原住民的累累白骨，我们说说这“第一桶金”之后的事情。

在，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全世界的“通行规范”，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都是靠保护主义和强大的国家干预来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产业发展。

比如说工业革命的老祖宗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纺织品，并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保护本土纺织业。

1700年，英国议会又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

即便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

那时候英国的纺织业竞争力还不够强，如果英国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纺业和丝织业会马上被击垮。

德国呢？德国人更狠。

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普鲁士挑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实行高关税政策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品挡在各德意志公国之外，再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并资助私营企业发展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

正是政府的积极干预，使得德意志各国的工业一举超越法国，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2%，并最终推动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国也不例外。

在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从农林矿产资源型不发达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

为了关税这事，工业为主的北方不惜和种植园为主的南方打了一场南北战争。

到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2%。有学者指出：当时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

因此，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政策和关税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但是，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以后，爬上了山峰，纷纷掉头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给蹬了，还开始宣扬自由主义。

如今，不少英国经济史学者自己都指出，都铎王朝时期的产业****政策才是英国崛起的真正秘密。

而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的亚当·斯密鼓吹的那一套，不过是英国已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发明”的一套说法，希望以此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不再用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工业企业与英国竞争。

“新自由主义”更甚。

如果你关注一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时间，就会发现，这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业比重超越制造业的时间相吻合。

工业资本在早期爬坡的时候，还需要国家帮扶，强大以后希望自己可以倾销全世界。

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想要**“自由”、“市场”、“私有”**。

已经占据高位的国际金融资本，巴不得全世界都“不设防”，万里畅通任我行，对没有组织各自为战的目标肆意收割。

所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及政客，不遗余力地对“产业政策”发起进攻，比如张维迎就称产业政策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搞产业政策、不奉行新自由主义，那就是不“政治正确”，违背经济上的“普世价值”。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最大的逻辑陷阱，也正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大城市对周围的城市有马太效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越容易把周围的优秀人才和资本都吸引过去，集中到一起。

如果没有政策引导，其结果必然是大城市越来越富，周边的城市原地踏步，逐渐失血。

新自由主义环境下，无限制、无引导、无政策，资源毫无疑问将会向优势方倾斜，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乃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这就是国际社会的经济阶级固化。

如果严守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弱者想要获得资源难度极高，你没有比较优势，资源凭什么向你倾斜呢？

弱小国家在这种规则下，几乎没有强大的可能，所有的道路都被封死了。

他们想要资源，要么出卖部分独立主权，跟着大哥有肉吃；要么就得借钱，而较弱的经济体借债成本就更高，往往只能去跟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带有苛刻政治、制度等条件的贷款，反而让国际资本可以趁虚而入，背上更沉重的包袱。

（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等国为避免破产，不得已向IMF借钱，图为IMF总裁康德苏看着印尼的领导人苏哈托在协议上签字，像老师看学生）

但是，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话语权太强了，尤其是在资本意志高过国家意志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影响到了国家道路。

玩得久了，西方自己都被忽悠瘸了。

国际金融资本，没有国界，满世界圈钱，人家**会在乎一国的产业到底搞得好不好吗？**这个池子干了，再到下一个赚钱去罢了。

所以欧美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也真的以产业政策为耻，放弃了一直以来帮助他们强大起来的“法宝”。而私人资本自己是不会去搞不赚钱的长线产业投资的。

另一方面，有中国这种不怕你骂的，就坚持做产业政策；还有一些或出让主权，或举债维持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承接了欧美国家转移出的产业生产。

结果就是欧美的空心化、去产业化。

我们现在常常把欧洲看成“老欧洲”，似乎它的发展迟滞就是必然的过程。其实，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的80年代之前，欧洲通过成功的产业政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最尖端的。

这里就得讲讲法国了。

法国由于它的封建残余，在历次工业革命中的表现其实并不突出，一直被英美舆论讽刺为“失败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在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里，法国靠着产业政策迅速成为许多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国家。

“戴高乐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选择一些值得突破的技术领域，政府补贴企业搞研发或干脆成立国有企业，瞄准几个领域突破。

法国财政部为政府选定的产业提供贷款利率补贴。换句话说，开发受政府鼓励的技术，企业只需支付贷款本钱，利息则由财政部的公共支出负责。

当时，在顶端工业技术领域，如高铁、民营核能、航空航天等领域，法国的公司几乎都是国有的。

效果是显著的。

70年代，法国成功研制出了高铁、民用核能电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其实，连后来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技术，靠的也是由法国电信公司最先开发出来的光纤传输数据技术。

其他欧洲强国可能不像法国这样明显，但也通过产业政策获益匪浅。

比如说尖端装备的战斗机，法国自己能从“幻影”搞到“阵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也能从“狂风”（英、德、意联合）搞到“台风”（英、德、意、西联合）。那时候，中国还只有歼-8。

但如今，中国都有了歼-20，西方国家却是一水的美制F-35了，不可谓不讽刺。

美国还算精明地保留了自己军工等高端技术能力，但也被坑得不轻，同样饱受空心化的困扰，当年风光的工业城市群已经变成了“铁锈带”，即便是政策重点关照的军工，由于造船业在新世纪几乎已经全部转移国外，美国海军都快找不到本土供货商了……

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王座也被中国拿了去。

中、美、日、德制造业增加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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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攻守之势异也，虽然美国总是在舆论场上不断鼓吹“中国对美国不公平竞争”、“中国占了美国便宜”，甚至把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都归功于美国。

但他们自己心里门儿清，欧美在政策上自己走错了路，才是最大的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正在逐渐重返产业政策的老路**。**

尤其是在10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逐渐开始反思自己发展政策的问题。去年3月，媒体报道，欧盟正在重拾产业政策，说欧盟趋向于接受法国建议，利用欧洲范围内的产业政策重振欧盟工业，加强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

美国呢？

美国有人就直接喊要照抄中国的产业政策了。

“中国产业政策管用，抄就完事了！”

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推动了这一点，西班牙为了把医疗资源收归国有，下了死命令：

能够制造或者手头囤积有医护用具（如口罩、护目镜、手套）的西班牙企业和个人，必须在48小时内向西班牙政府报备，不可延期！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

法国的架势更是准备趁机把大型工业企业纳入国有化的计划中。

勒梅尔财长说，包括“公有化”在内的政策方案，都是“针对可能在市场上面临严峻威胁的所有大型工业企业”，“拯救国民经济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危急时刻，只有公有化才能拯救资本主义。

平时，他们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讲得头头是道；但危机来了，一个个都在火线入党通共。

真香是人类的四大本质之一，它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