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人家的道歉是一种心理疾病_风闻

那个造谣“称为武汉病毒并无不可”的袁国勇，准备撤回它的稿件，更有许多人在期待它的道歉。

巴西国的衙内爱德华多·博索纳罗散播“疫情祸首是中国“的言论，依然趾高气扬，只有巴西议会出来“帮忙”道歉。不可理解的是，许多人居然认领了道歉，认为议会代表国家，比本人道歉规格更高。还有人认为要适可而止，以免影响“伙伴关系”。

中国人有”讲理”的习惯，受到伤害后，总是期望和接受别人的道歉。在丛林法则里，这是一种病，一种无可救药的心理疾病，一种幼儿园年龄才有的天真病。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妒忌我每次都比他考得好，于是他总和别人说我偷看前排女生的身体。后来，不但全班同学，连很多学生家长都知道我是小流氓。我哭的稀里哗啦，去找班主任反映情况。班主任相信我，那个同学也承认是他对全班同学撒了谎。班主任让他在全班面前向我道歉，他坚决不同意，只肯在办公室里向我“诚恳的道歉”。于是在“讲道理”的这个层次上，这件事情结束了。

我得到了“道歉”，但是在同学和家长的心目中，我还是、并永远将是那个偷看女生内裤的问题学生。我特别委屈，甚至想过自残。直到后来，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一个傍晚，我看他一个人站在他家的墙角，而我的书包里有一把铁丝做的弹弓枪。我和他的家离得很远，只要他没看清是我，就算我偷袭，他也不会想到偷袭者是我。

70后一代唯一的玩具，还记得吗？

我记得当时的我特兴奋。我安静的躲在屋子后面，用厚厚的纸折了一个很重的纸弹，上到弹弓里面。我走到他身后抬起手，对准他的脖子，“嗖”的一下。我迅速从另一个方向窜到小树林里面，身后传来哇哇的哭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音乐。纸弹很重，他哭了很久，后来我溜到他家背后，把哭声听得更真切，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意和满足感。

我从心底认为，他欠我的两清了。虽然我还是别人心里那个问题学生，但慢慢的我开始抬头做人。之后的人生中，我不再接受任何所谓的“道歉”。遇到恶意的伤害，我只看重物理的报复和物质的赔偿，一百句道歉还抵不上一个屁的香味。当然，如果是别人不小心带来的麻烦，对方的道歉只是要表达一种礼貌，他根本不需要向我道歉，我也不期望任何道歉。

对于恶意的伤害，加倍的报复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1. 这让我自己很爽，2. 对方下次不敢再伤害你。工作后有一次打架，赔了人家许多钱，于是我收敛了很多。现在的我云淡风轻，对生活的琐事都是一笑而过，和生活中出现的垃圾人刻意保持十万光年的心理距离。只有我自己知道，越是收敛，越会爆发。如果有人背叛我，或者伤害我的家人，我的反应的剧烈程度将会是无法设想的。现在我待人接物，从来都是与人为善，唯恐陷入不必要的纠纷，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

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收到的伤害无非两种：一是无意的，一是恶意的。对于无意伤害，我们要与人为善，该补偿要补偿，不要讹人；而内心的恶意是无法通过道歉消除的。对于恶意的伤害，人家嘴巴上道歉了，它心理的恶意却加倍变态扭曲了，以后逮住机会只会变本加厉，在关键的时刻捅刀更狠。

管用的什么？从来只有物理报复和物质赔偿。

如果道歉有用的还话，我们这个社会还要警察做什么？在袁国勇和巴西衙内这个问题上，指望它们道歉的人智商需要充值。他们对中国的恶意是根深蒂固的，你接受了人家的道歉，就不能抓住问题不放，更会麻痹自己的神经。一个给民族和国家声誉带来极其重大损失的人，就这样轻松的洗白了自己。更麻烦的还在后面，西方媒体完全可以说，袁国勇是受到砖置政府的压力被迫道歉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对事实真相的掩盖。西方媒体可以借此掀起更大的一波舆论。我们不能像一只猴子，别人骂我们被耍一次，别人道歉我们再被耍一次。接受袁国勇撤稿和道歉，给国家声誉带来巨大的二次伤害，可能比第一次来的更大，而这个败类却可以全身而退。魔幻吗？醒醒吧！总是期待人家的道歉是一种心理疾病。

对于袁国勇这种行为，要做的就是断绝它在大陆拿经费的一切渠道，注销它的通行证，大家各走各路。主席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只需要等着，看在制度的竞争中，哪一方能笑到最后。这一天，应该不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