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调查被迫回国，他带领中国团队开发出新冠病毒快检试剂盒_风闻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DeepTech深科技

在佛罗里达大学癌症研究大楼四楼，曾经由谭蔚泓教授领导的实验室一片混乱。白色的实验服堆在工作台上，标有生物危害警告的储物箱零零散散地放在地上。

旁边的架子上，摆放着几本指导手册和实验记录，紧挨着的，是谭教授和二十多名学生和员工的合影。照片上，他们面带微笑。

这是一个二月份工作日的下午，但没有人在里面工作。**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一个由 300 名中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在连夜工作，争分夺秒开发出了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以便加速临床检测效率。**目前已经在进行临床试验，未来有望实现在非医疗环境下筛查疑似病例。

该项目的领头人之一，正是谭蔚泓，前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杰出教授，现任湖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掀起的针对外国资助科研人员的调查所赐。调查主要关注美国科研人员是否涉嫌隐瞒在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的职务和薪酬，以及与“千人计划”的联系。

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 ProPublica 统计，算上此前从未被媒体披露过的，目前已有佛罗里达大学、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威斯康星大学、埃默里大学和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近三十名科研人员离美返中，其中有的是被开除或实验室被关闭，有的则是在调查期间主动离职或离境。

谭蔚泓属于后者。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 2019 年 1 月收到了 NIH 的调查函，随即对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展开了调查，包括他在湖南大学的职务、薪酬、科研资助和“千人计划”项目等等。在被调查期间，他选择辞职并返回中国，在湖南大学继续他的科研生涯，同时任副校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根据湖南大学官网介绍，他在国内的教职早在 2000 年就已经开始，曾兼任过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生物医学工程中心兼职常务副主任、生物学院院长等职务。最近一次变动是 2017 年 8 月，担任副校长一职。

未披露的中国教职

谭蔚泓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生物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曾是 NIH 资助的明星研究员和项目领头人，在佛罗里达大学工作超过 25 年，获得过许多国家和国际级化学奖项。

目前在佛罗里达大学官网上，谭蔚泓的名字仍出现在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s）列表中，还可以搜到他实验室的相关信息，页面显示最近一次更新停留在 2019 年 3 月。其研究团队主要关注癌症以及学习和记忆问题，涉及三个研究领域：生物纳米技术、分子工程和化学生物学。

据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的匿名员工透露，每年系里都会根据研究成果和科研经费等指标评估教职员工，自 1996 年加入化学系以来，谭蔚泓通常都是排名前三的教授。他与学校的系主任和高级科研人员关系密切，而且还深受学生喜欢，经常能看很多学生在他办公室门口等着见他。

 

图 | 谭蔚泓实验室主页，还能在大学官网上找到（来源：佛罗里达大学）

谭蔚泓的英文履历显示，他自 1993 年以来就和湖南大学建立了联系，一直是兼职教授身份（Adjunct Professor）。这是履历中唯一与湖南大学有关的职务。

从奖项和科研成果发表时间来看，履历的更新时间可能是 2012 年左右。结合湖南大学网站上的职务历史，他当时应该兼任了生物学院院长和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但英文履历上均没有提及。

2019 年 1 月，NIH 通知佛罗里达大学，谭蔚泓可能与外国机构和研究资金存在未披露的关系，要求大学相关部门发起调查。

调查人员开始审查谭蔚泓的邮箱记录和其他信息。他们发现，谭蔚泓偶尔会使用佛罗里达大学的邮箱进行与湖南大学相关的工作，还有邮件证据显示，他至少收到了四笔中国科研资金而未披露给 NIH，还协助招募其他美国研究人员加入中国的人才计划。此外，谭蔚泓也向调查人员解释了自己在湖南大学的工作情况。

不过，在向大学提交的年度披露报告中，谭蔚泓确实报告了在中国的职务和收入。2017 年，他披露自己每周在湖南大学工作 10 小时，薪水为 3 万美元。2018 年，工作时长增加了一倍，薪水为 5 万美元。而在 2019 年，他报告自己每周在湖南大学和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分子医学中心工作 20 小时。这些职务的总薪酬约为 12 万美元。

 

图 | 谭蔚泓的英文履历，只有一项兼职教授与湖南大学有关（来源：佛罗里达大学）

随后，调查人员将有关他和其他两名学者的信息提交给了一个负责审核公共资金资助项目受外国影响的特别州立法委员会。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及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教职员工 1，2，3”这样的代号指代。这份报告目前已经纳入到美国联邦发起的更广泛调查活动之中。

据 ProPublica 披露，报告中代号为“教职员工 1 号”的背景资料（包括聘用日期、研究领域、科系和中国机构）都与谭蔚泓的背景一致。

在回应 ProPublica 时，谭蔚泓拒绝回答有关他离开佛罗里达的问题，但提供了文件证明大学系主任曾在 2015 年支持他在中国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封佛罗里达大学前化学系主任 William Dolbier 撰写的推荐信，为了帮助谭蔚泓申请中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看到他在湖南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非常支持他在那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最终他成功当选院士。

ProPublica 还采访了谭蔚泓的美国同事。一些人表示，最近几年他在中国的工作明显增加，经常到中国出差，有时每个月会回去两次。他的解释是中国的工作和佛罗里达的研究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因为在中国对人体测试更加容易，他在美国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不涉及患者的基础科学测试。

另一名同事还表示，谭蔚泓曾向他表达过中国工作量的增加让他感到了压力，一度考虑无薪请假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向大学提出过申请，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去年的辞职决定是非常突然的，也没有向同事透露具体原因。

如今回到中国的谭蔚泓教授和另外两支研究团队迅速行动，合作开发了一种可以在 40 分钟内给出测试结果的试剂盒，适合用于非医疗环境下的快速核酸检测，帮助非医疗专业人士快速筛查潜在患者。

**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已被推荐纳入中国药监局应急审批通道，截至 2 月中旬完成了 100 多例临床测试，阳性样本的检出率约为 90%。**一个月前，科研团队正在进行产品的优化和定型，希望实现普通民众的家庭自检，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和交叉感染。未来还有望推广成其他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防控手段。

谭教授的佛罗里达大学前同事也知晓这项成果，有人表示自己看到过他分享的 13 页诊疗手册，里面介绍了试剂盒的技术原理和优势。

之前为谭蔚泓撰写过推荐信的前化学系主任 William Dolbier 认为，如果他能坦白自己在中国的所有工作，或许可以避免离开。“他没有试图从美国窃取什么，研发这类药物才是他的主要重点和目标。他跟我说过，愿意让新的 COVID-19 试剂盒也可以在美国使用。”

ProPublica 在报道中称，“病毒检测是减缓疫情蔓延的关键，但美国远远落后于中国”。

人才流失和个人取舍

根据 ProPublica 的调查，除了比较有名气的纳米学泰斗 Charles Lieber 和知名生物学家李晓江、李世华等人，还有 20 多名教授因未向 NIH 披露与“千人计划”的联系而遭到调查，而媒体从未报道过他们。

在 2018 年之前，NIH 更愿意将中国视为生物医学研究的合作伙伴，甚至在 2010 年还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建立了正式合作伙伴关系，鼓励两国高校合作。双方共同资助合作项目，支持中美两国科学家在肿瘤、过敏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包括 HIV/艾滋病及其并发症）、医学免疫等研究领域开展合作。

即使到 2019 年，NSFC 与 NIH 的合作也在正常开展，只不过获批资助的项目数仅有 13 个，降至一个历史低点。

根据 NSFC 网站信息：NSFC 与 NIH 分别负责资助本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及开展双边交流所需的出访国际旅费和国外生活费。NSFC 的资助强度为直接费用每项不超过 300 万元，NIH 对每个项目资助强度为直接费用不超过 75 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合作产出了很多人类疾病领域的重要研究和领军人物。DeepTech 查询显示，仅以此次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的知名专家为例，被誉为“硬核”医生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卢洪洲都是 2011 年合作项目入选者；而广州医科大学钟南山则入选了 2016 年的合作项目。

 

图|“硬核”医生张文宏入选 NSFC 与 NIH 在 2011 年批准的合作项目。（来源：NSFC 网站）

 

图|广州医科大学钟南山则入选了 2016 年的合作项目（来源：NSFC 网站）

然而近年来，通过审查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的背景，NIH 发现了许多未公开的外国联系，尤其是与中国研究机构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未被披露的学者虽然被 NIH 调查，但都是针对未公开的科研资助或职务，他们均未受到窃取研究成果或非法知识产权转让的指控。

事实上，这两者的联系可能很微弱。

通常来讲，面对 NIH 对非公开披露资料的质疑，大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教职员工会定期向大学披露利益关系，而大学在提交给 NIH 之前，需要负责验证信息的准确性。

“在大学，这些信息验证程序和利益关系的披露规定，长久以来都没有严格执行，”NIH 院外研究副主任 Michael Lauer 表示。

显然，NIH 很清楚这一点，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授意下，有意将其上升到新的高度，尝试将隐瞒科研资助和窃取科研成果联系在一起，敦促科研机构加大审查力度。

佛罗里达大学向州和联邦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还包括了另外两名员工：生物医学工程教授 Lin Yang 和儿童癌症研究助理教授 Chen Ling，代号分别是“教职员工 2 号”和“3 号”，排在“教职员工 1 号”谭蔚泓之后。

 

图 | 2014 年，Lin Yang 教授受邀加入佛罗里达大学工作

两人均在去年调查开始后离职。其中 Lin Yang 教授回复了 ProPublica，称自己不认可大学的调查结果，因为自己虽然申请了中国的人才计划，但并未入选。而且在佛罗里达工作期间，从未在中国获得任何资助和教职任命。

Yang 教授的律师对此评论称，“佛罗里达大学自 2010 年开始大力鼓励海外合作，（当事人）因大学要求的事情而蒙受惩罚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优秀人才流失。”

如果说因为隐瞒科研资助才会被 NIH 盯上，那么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神经生物学邱猛生（Mengsheng Qiu）教授似乎不应该成为目标，至少在他的同事和妻子眼中如此。

根据 ProPublica 的调查，邱猛生是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终身教授，自 2009 年加入“千人计划”，开始在杭州师范大学兼职。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获得了 NIH 和 NSF 的多项资助，累计科研经费超过千万美元，还是多个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他的前系主任 Fred Roisen 给予了他高度评价，称其是出色而敬业的学者。

 

图 | 杭州师范大学网站上的邱猛生教授简介

据 Roisen 透露，邱猛生不仅向大学披露了兼职工作和薪酬，甚至还通过主动减薪的方式来抵消自己在中国的收入——他在中国工作时，路易斯维尔大学不会付他薪水。

这一点得到了邱教授妻子 Ling Qiu 的侧面印证，“他每次去中国访问都得到了大学的批准，资金由中国提供。美国这边希望他上报一切信息，他说他做到了，没有做错任何事，对调查感到十分沮丧。”

熟悉他的同事表示，自 2019 年夏天以来，NIH 和大学一直在对他进行调查。路易斯维尔大学发言人 John Karman III 拒绝置评，称“不会评价正在进行的调查”。

去年 12 月，邱教授选择从路易斯维尔大学退休，回到杭州师范大学担任全职教授和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

“在 2019 年与杭州师范大学续签合同时，大学要求他考虑成为全职教授的可能性。再结合 NIH 的调查，迫使他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做选择，”邱教授的朋友表示。“一番取舍，他才最终下定决心。他更喜欢在中国工作，那里的实验室条件和学生都比路易斯维尔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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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the-trump-administration-drove-him-back-to-china-where-he-invented-a-fast-coronavirus-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