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62）：后记（下）（完）_风闻

十月战争只打了19天，在世界战争史上属于短暂的冲突，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戈兰高地本来就是弹丸之地，不去管它，但苏伊士运河沿线全长只有160公里，以军渡河南进也只推进了100公里就到苏伊士湾了；在兵力方面，只算苏伊士运河方向的话，运河沿线埃军投入8个师加若干独立旅，以军则投入4个师（其中马根师和萨松师不满员）加若干旅级单位。十月战争在时间、地域、兵力投入等方面都不是现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战争，因为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接近现在的对称战争，战争双方在兵力、装备、资源、指挥能力方面有可比性。危机应变、全面动员、战争之雾都得到全面展现。相比之下，越南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在某些方面都更具有某一层面的现代化典型意义，但都是高度非对称的。战争形态各式各样，但对于大国来说，对称战争才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研究十月战争的经验有特殊意义，这是后来战争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技术发展所不能取代的。

在十月战争中，以军犯了很多错误。在战争前夜依然托大，对战争即将到来缺乏警惕；在战争爆发时，对战争性质定位错误，还是作为“日常”摩擦处理，前线仅有的装甲预备队分兵使用，被零打碎敲吃掉，运河哨所官兵又没有及时撤退，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被俘；预备役刚到前线时，急于反攻，一头撞上埃军在运河沿线的坚强防御，损失重大；在渡河作战期间，没有集中必要的兵力，由沙龙师独力承担过重的任务，结果造成作战延误；渡河之后，南方司令部没有坚持原计划，而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分兵出击，差点没有完成战役目标。但以军在挫败面前迅速恢复状态，扎稳脚跟，沉着应战，在关键时刻不怕牺牲，猛冲猛打，最后赢得了战争。

对以军的评价在很多方面可以有争议，但人们对阿拉伯军队的评价差不多总是在恨铁不成钢和轻蔑中间打转转。平心而论，阿拉伯军队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确实不怎么样，比抗战中的国军还不如。如果以军不是被国际政治所困，很多次都有机会长驱直入打进开罗或者大马士革。在十月战争中也是一样，北方以军已经兵临大马士革城下；南方以军如果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不难想象可以在消灭被包围在运河东岸、弹尽粮绝的第三军团之后，西进进逼开罗。以军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南段与开罗之间是140公里的沙漠，埃军无险可守，而且后方已经空虚。或许种种国际政治的束缚使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反正大国总是会干预，干预的结果必定不至于使阿拉伯国家亡国灭族，所以保全自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反而干扰了战争的决心。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把战争等同于政治，那是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和埃及军队是阿拉伯军队的主力，但双方各怀鬼胎，都企图鲸吞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死活反而没人在意。苏伊士战争和六天战争前，埃及忙于口号和雄心壮志，摆兵布阵也是为了好看，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反而被以色列打了一个冷不防。十月战争时，埃及和叙利亚已经没有胃口“把犹太人赶下大海”了，埃及只想在西奈站住一只脚，叙利亚只想收回戈兰高地，结果除了战争的第一天，两家各打各的，失去了牵制和打垮以军的机会。叙军在戈兰高地死战的时候，埃军不温不火地在运河前线早10晚4像上下班一样的发动每天日常进攻。到了叙军被打残了，大马士革危在旦夕，眼看以军就要腾出手来集中对付埃军，埃军才着急起来，只是为时已晚，战争大势已去。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时候，除了独力死战的巴解和半心半意的叙利亚，其他国家都袖手旁观，使人联想起中国抗战中的军阀和土顽。

在战术层面上，阿拉伯军队有刚无韧。阿拉伯官兵不乏不怕死的，但缺乏心理稳定性，一旦打成逆风仗，很容易兵败如山倒。以军在战场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开始时，沙丘上的埃军阵地猛烈抵抗，但当迂回到背后的以军坦克出现时，埃军就扔掉武器，甚至放弃坦克，徒步逃散。以军经常缴获完好的坦克，六天战争时，以军坦克在突破吉迪山口中，看到近旁没有动静的埃军坦克，没有主动射击，就是因为以为这些坦克已经被埃军放弃了，没想到这只是埃军被突如其来的以军坦克吓昏了。这个问题在十月战争中已有改观，埃军心理素质比历次战争中稳定得多。但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更加明显，阿拉伯军队（如果游击队也包括在内的话）中心理素质最稳定的反而不是正规军，而是真主党游击队，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和以军硬抗了一个多月，在2008-2009年的加沙战争中，哈马斯游击队也始终和以军近战硬抗，没有溃散，这是所有阿拉伯正规军没有做到的。

阿拉伯军队的另一个问题是战术素养很糟，缺乏独立作战精神、主动精神和应变能力，在战斗稍微偏离预定计划时，就手足无措，很快导致溃散，缺乏起码的战场控制能力。这对机动战尤其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大胆灵活、积极主动常常是胜利的关键。但阿拉伯军队常出现一动就乱、一乱就死的问题，以至于沙兹利的渡河作战方针中，大量的坦克只是作为机动反坦克炮使用，而没有发挥坦克的火力、机动和防护三结合的特点。难怪以军喜欢用纵深穿插打乱阿拉伯军队的作战节奏，用直插沙漠中的十字路口和其他重要节点的办法来动摇阿拉伯军的防御体系，常常获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阿拉伯军队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阿拉伯方面的战略战术。戈兰高地只是弹丸之地，双方战线背后也没有多少进退的余地，所以叙利亚方面的战术比较简单，就是用坦克版的人海战术往上死命冲锋，一直冲到冲不动、被打退为止。撤退也无所谓有序撤退、交替掩护，从戈兰高地到大马士革一共就40多公里的距离，除了一味死守，也没有多少选择。苏伊士运河方向就不一样，战场的宽度和深度都要大得多，不能采用这样的简单战术。萨迪克反对发动战争，就是考虑到埃军尚且不具备在野战中击败以军的能力。伊斯梅尔在以军渡河后坚决反对从东岸撤回埃军，也是考虑到一动就乱、一乱就死的危险。沙兹利采用“移动铁墙”概念，也是考虑到埃军机动作战能力不足的问题，近似固定防御的阵地战可以避开指挥、协调、配合、机动的问题。沙兹利的渡河计划异常详尽，具体到规定渡河波次的间隔时间为15分钟、各部队上下船地点、路线、船只、桥梁的编号和标志颜色，就差没有规定迈步时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埃军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精确、详尽规定的计划。但一旦进入运河对岸的阵地后，就只会按部就班地早10晚4的日常进攻，而没有能力和主动性探索以军防御弱点和积极穿插。在具体战斗中，埃军不乏巧妙的战术构思，但昙花一现之后，还是回到死板的重复。在中国农场战斗中，埃军坦克佯动，引诱以军坦克前出，然后隐蔽步兵用“萨格尔”导弹打击，有效地打击了以军。但一旦以军识破了这个战术，用步兵以毒攻毒，埃军就缺乏有效的应变，最终被打出了中国农场。

更大的问题是，沙兹利的“移动铁墙”是正确的战术，但是错误的战略。在战术上，“移动铁墙”是有效的，帮助埃军在渡河后成功地在运河东岸站住了脚跟，并在战争初期成功地消耗了以军的实力。在战略上，“移动铁墙”只是上前一步，然后又固定不动了，所以本质上是固定的线性防御，具有所有相关的本质缺陷。沙兹利的战争概念是等待以军在埃军防线上消耗实力，然后被迫谈判，但这是很不可靠的一厢情愿。只要防线是固定的，就总有漏洞被发现的一天，就总有被攻破的一天，而防线上其他阵地的友军很难有效增援。德维斯瓦的战斗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埃军的战术素养缺陷铸就了战略失败，在这一点上，萨迪克或许是对的：战争不能搞机会主义，在埃军准备就绪之前，不应该贸然发动战争，投机取巧。

埃及空军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在十月战争最初的几天，以军紧急动员，拼命向前线增援，从内格夫、加沙到运河的仅有公路堵塞得水泄不通，如果遭到埃及空军的轰炸，将是灾难性的。埃及出动突击队从地中海岸登陆袭击，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没有得到空军的任何支援，最终被后方以军各个击破，全军尽墨。在以军渡河作战时期，埃及空军再次无所作为。阿卡维什公路上的渡河装备和补给车队被中国农场的战斗堵住了，埃及空军如果在地面弟兄浴血死战的同时，突袭防护薄弱的车队，将对以军的渡河作战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也是巴列夫和戈罗迪什急于打通阿卡维什公路的重要原因，也是沙龙对打通阿卡维什公路三心二意的不负责任之处。但埃及空军再次无所作为。直到以军已经渡河，浮桥开通，防空导弹阵地被突袭的以军坦克端掉，这时才醒过来，不顾一切轰炸渡口和浮桥，但是已经晚了。

埃及空军倒不是始终无所事事，在战争早期也试图过利用有利于埃及的形势，发动空中攻击，但一出防空导弹保护伞后，就被以色列空军像打靶似地打下来，埃及飞机的损失比六天战争中在地面的损失还高。这和埃及空军的飞行员素质有关，也和埃及空军的零星出动战术有关。本来就没有信心在空中打一仗，只想捞一把就溜，结果偷鸡不着折把米。世界战争历史早已表明，战斗意志不坚决，心存投机或者保存实力的小算盘，到头来只能是伤亡更加惨重，兵败如山倒就是这个道理。埃军的“飞毛腿”战术弹道导弹也是一样，在渡河作战的关键时刻没有用于阿卡维什公路和渡口“砖场”那样的高度密集但又缺乏防护的软目标，一直要到以军大部队已经过河了，第三军团被围在即，才想起来动用大杀器，但为时已晚。“凯尔特”空对地导弹也是一样，没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动用。

即使埃军意图以地制空，萨姆-6防空导弹本来就是用来伴随装甲部队机动作战的，是具有良好机动性和野战发射能力的，即使萨姆-2和萨姆-3也是可以机动的。占领运河东岸后，防空导弹是可以交替掩护，机动靠前部署，为陆军和空军提供滚动掩护的。但埃军没有，固守在运河东岸的既设阵地。埃军或许是出于保护运河上的浮桥的目的，更可能是不愿意放弃防护良好的既设阵地。但这不是打仗的正道，不消灭敌人，哪来保护自己？在以军渡河作战前期，埃军的第二军团、第三军团在渡口的两侧，他们不是没有动作，而是撞上了以军的铁板。但这里在埃军的防空导弹保护伞内，埃及空军依然没有主动攻击车队、浮桥和渡口的行动。埃军的炮击给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沙龙就是在这里负伤的，如果埃及空军和炮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猛烈攻击渡口，不是不能一搏的。

除了空中攻击，埃及空军对空中侦察也放弃了。在密苏里和中国农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埃及空军应该出动侦察机沿运河侦察对岸以军的态势，这样不难发现以军的渡河企图、准备状态和实际渡河地点，埃军总参谋部也不至于需要一天多才能弄清情况、做出相应反应。这完全可以在防空导弹保护圈内进行，也不需要多少先进的现代化侦察设备，照相和目视侦察就可以了。

埃军的指挥和判断力也成问题。中国农场打得热火朝天，以军渡河端掉埃军防空导弹阵地，但埃军总参和前指依然判定这是以军的小规模袭扰，以不变应万变，连增派巡逻队也没有。北线第二军团第2、第18师和南线第三军团第7、第19师只是旁观，无所作为，而不是增加正面压力，迫使以军顾忌后方。阿丹猛攻苏伊士城外围的时候，埃及第三军团总部惊慌失措，夸大敌情，胡乱指挥，尽管下级官兵还在各自为战，上层早已瘫痪，做鸟兽散。与此同时，除了紧接渡口的地域，渡口至赛德港一线运河北线的埃及第二军团大部无所作为，没有乘以军后方空虚大胆反突击，而是坐以待毙。第19师还在与第三军团司令部讨价还价，不舍得把第22坦克旅放回西岸，迎击已经要把后路切断的以军。

不过以军也有以军的问题。在犹太人精诚团结的假象下面，以军不是没有将领不和的问题。说起来，犹太人是为了共同的生存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以军的战斗力来自常年为集体生存而战，而不见得是因为精诚团结。在独立战争时期，哈格纳、伊尔贡之间就险些打起内战。沙龙不听指挥，为了个人英雄主义而造成官兵的无谓牺牲，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古尔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他本人是工党的，反对利库德的和谈政策，公开挑战贝京的利库德政府，造成以色列的政治危机。国防部长维茨曼要撤古尔的职，贝京为了不把以色列的政治裂缝暴露于敌人的面前，阻止了维茨曼，但此后以色列的总参谋长被要求职业化，在政治上严守中立。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以军和真主党打成僵局，战后总参谋长哈鲁兹被迫辞职，已经退役的阿希肯纳齐被召回出任总参谋长，这在将星辈出的以军中是第一次。阿希肯纳齐任满退役时，热门候选约夫·加兰特少将最终因为贪污丑闻而落选，国防部长巴拉克与即将卸任的总参谋长阿希肯纳齐倾力恶斗，巴拉克甚至放出了冻结阿希肯纳奇作为总参谋长发出的所有近期任免命令的杀招，要是本·古里安、梅厄、达杨、拉宾这些哈格纳时代的老战士看到，可能要气的再死一回了。

以色列军队近些年来的战斗力也似乎有下降的趋势。生活水平高了，容易滋生娇气。早年犹太人为犹太民族的生存而战，现在一些人已经不再这么想，反正可以往欧美溜号。以色列法律容许公民以宗教原因免征兵役，但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假借宗教名义逃避兵役，以军征兵当局用推特、面簿等社交网络调查自夸逃避兵役的人，还成为一时的新闻。以军以前特有的拼命三郎的劲头也大减了，从军成为逃不过的义务，或者一项职业，而不是犹太人的生存事业。军官中间也是，达杨、埃拉扎尔、阿丹、沙龙这一代帕尔马克和哈格纳打出来的老将退出之后，新人马似乎缺了一点灵气和狠劲，而和西方一般的职业军官无异，从武士变为穿军装的高管。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是现代历史上最难解的结之一，在常规战争层面上，十月战争是以阿冲突的顶峰。十月战争证明了一点：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但战争不是政治游戏，军事胜利也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这不妨碍人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正是十月战争对今天人们的意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