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食用动物所致疾疫及其规范哲学_风闻

文章来源丨人民法院报

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这一病毒很可能来自人类食用的野生动物。反观古代中国，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在如此频繁的疫灾中，是否有因食用野生动物而引起的呢？古人又是如何看待、利用或食用野生动物的呢？

动物食用的阶层分布与疾疫暴发概率

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了解动物的“社会属性”，而不把动物划归为一门独立的单纯知识来看待，故而缺乏了解和研究动物的“生物属性”。他们更愿意相信动物所遵循的一套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参见【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自然界的食物链关系对应到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顶端的君王享有很多与动物有关的特权，比如食物和祭祀。古人食肉就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据《国语·楚语下》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即便如此，除天子之外，其他人只能在每月的“朔日”食肉，正如《礼记·王制》所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食用珍稀野生动物除了彰显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之外，独占野生动物对于君王也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臣民进献奇珍异兽以报祥瑞，仅天子可破译；周遭小国进贡珍稀动物则表臣服之态。对于上贡御用之野生动物，君王只有意识到此乃劳民伤财之举，才会严加拒绝。

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历代皇帝多有减免或禁止上贡野生动物之令，加上所献动物多在禁苑饲养，倒不至于广泛传播疫病。

官贵达人则为彰显身份和满足猎奇之心对野味青睐有加，是故，用“肉食者”专指有权势者，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袁枚的《随园诗话》称“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贵族特别讲究挑选动物品种和择取动物身体部位，形成了一种求珍求异的追求模式。（王赛时：《中国古代对野生动物的珍味选择》，载《饮食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自《周礼·天官》出现“珍用八物”后，宋代将其作为极其珍贵的动物食材，明代俞安期所辑《唐类函》则指出：“按《礼》所谓八珍者……后世则侈云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蝉。”到了清代，“八珍”虽然各有其说，然皆为珍稀动物，足见奢靡之极。能够享受“八珍”者，非富即贵。至于北方游牧民族，不谙稼穑之道，食用野味更是频繁。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早在孟子之时，食肉就是仁政之理想：“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农耕文明缺衣少食，寻常百姓能够果腹已属不易，饲养家禽和猎获野味多为换取生活之资。尤其是食肉目的兽类大都为珍贵的毛皮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自古以来即为重要的狩猎对象之一，小民百姓多不忍食之。

不过，中国传统的谷物膳食与大豆、叶、水果和蔬菜相结合，完美地适应了集约农业的体系。肉类在膳食中几乎并不重要。（【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当然，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以获得肉食，野味很早就被排斥在日常餐桌之外。到唐代以后，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已经退出了餐桌，猪肉在宋代已经被端上了庶民的日常餐桌。几乎所有传世的食谱皆以常见的农牧产品为食材，虽然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逃过古人的餐桌。

据《清稗类钞》所载，除了熊掌猴脑象鼻驼峰等稀有之物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蝉、蝗、龙虱等常见野生动物也是多有入菜。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由于六畜驯养的发展落后于人口增长，不得不依赖以野味补充动物蛋白和脂肪，韩愈被贬潮州所作《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一诗列举了鲎、蚝、蛤等数十种“莫不可叹惊”的食用野生动物，不免发出“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的感叹。

苏轼被贬海南后也在《闻子由瘦》一诗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然而此种“异食癖”的风气在明清名过其实，并非日常主流的饮食习惯。明清人们的餐桌上常见的野味仅有羊、鹿、兔及禽类，常见的特色野味只剩下果子狸了。

与动物相关的疾疫及其相关法律规范

史料所载，几乎未见因误食野生动物而暴发疫情，这恐怕与当时无法科学地确认疫情原因大有关系。不过，古人的笔记多有记载在食用动物后立即发病的案例，否则古人也很难识别食用野味能致病。清人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平湖县北有豆腐店伙，常食此物（壁虎）。”在一次直接吞下一只特大壁虎一年后，“渐觉消瘦无力，有江湖走方医见而惊问之，谓腹中必有动物。”几经诱捕，果然将壁虎取出，“众人围视，壁虎通身红色血艳”。此后，众人“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另外，当时有食鳖进补之法，有一鸡贩外出在大树下避雨，“忽闻橐然一声，有物自树巅坠下，视之鳖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于是将其捕置笼中，到家后却发现笼鸡皆死，所幸未食。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总结了大量有毒不可食用的野生动物：“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皆不可食，食之杀人”；孔雀“肉性味咸、凉，有小毒，人食其肉者，食后服药必无效”；啄木鸟“因食百虫，肉有毒，不可食”；天螺，“性味咸、寒，有毒，不可食”；豪猪（山猪）“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则伤头伤身”；能鳖（又名三足鳖）“肉性味大寒，有毒，食之杀。”但是依然止不住特殊人群对野味的偏爱。

由于对野味与疫灾的关系了解不多，朝廷很少出台禁食野生动物的法令。历代律法多有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主要是确立了禁猎期，或者直接下诏禁采捕，以确保动物资源在君王私有的理念下得到永续利用。

同时，对农业生产生活所依赖的家畜则仅采禁杀之策，其立法之目的无不是将动物作为皇权体制运行的资源保障。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颁布的《二月至九月禁捕诏》最具有代表性，规定“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今）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携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致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一》）

规制野生动物买卖的律法十分少见，宋仁宗年间京师朝野流行一种名为“鹿胎冠”的帽子，结果导致杀鹿取胎贩卖蔓延。景祐三年（1036年）仁宗下《禁鹿胎诏》“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宋朝事实·卷三》）

如果野生动物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则朝廷更加重视，如元代《元典章·兵部卷》规定不得买卖海青、鹰、鹘，否则买卖双方均为犯罪，“卖了底人，有罪过者；买底人，有罪过者。”作为元代诸色户计之一的打捕户，专门为皇室及诸王捕猎禽兽，供祭祀及饮食或提供毛皮。然而“打捕鹰房民户，天鹅、鸩螭、仙鹤、鸦鹘休打捕者。私下卖的，不拣谁，拿住呵，卖的人底媳妇、孩儿每便与拿住的人者。”

总之，古代中国较多颁行的诏令以禁捕鸟虫鱼蛙居多，除了捕猎买卖和利用某一类野生动物成风引起了朝廷关注外，很少颁行禁止捕猎、买卖和食用其他野生动物的法令。原因在于，当时人均所占动物资源丰富，加上捕猎手段有限，潜在的买主和食客较少，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食用之风。

加上对疫灾和买卖食用动物之间缺乏因果关系认识，简单的捕猎买卖和利用无碍帝王统治，故而采取放任之法，为百姓生计留有余地。帝王通过禁猎、放生等法令来灵活地宣扬帝系正统、回护君主决策乃至强调君权神授并最终在“德泽禽兽”的表象下因事制宜地加强皇权。（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可以说，古代关于野生动物的律令均以确保君主对动物的独占（占有）、独享（使用，收益）和独断（处分）权为目标，成为王权政治身份和统治利益的保障基础，其首要目的并非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

传统的动物观念与当代法治完善方向

阻断食源性病毒引发的疫情，多有建议直接立法禁止食用野味，这一做法其实在宋真宗时代已有例证。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二月，“京城多杀禽鸟水族以供食馔，有伤生理。帝谓近臣曰：‘如闻内庭洎宗室市此物者尤众，可令约束，庶自内形外，使民知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然更有效的手段是改变饮食的文化价值观，引领饮食新风尚。

只有当食材内容上的垄断被视为粗鄙，野味不再成为权力和文化象征资本时，野味才会食之无味，弃之不惜。中世纪欧洲贵族以食野味为荣，到了20世纪则开始推崇仪式感和艺术性的品质生活，野味便自动从餐桌上消失了。当然，立法更具直接性和即时性，可以作为饮食时尚的先锋。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21日首次提请审议后，即暴发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立法者当重审此法，该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规的修改均需要一种新的立法哲学理念，这无须从国外立法寻找经验，因为传统中国的动物观已经提供了答案。古人对动物的认识更多的是指向人事、政治权力与社会道德，将所有生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共同纳入道德性的宇宙，只有把人类的行为调整到与动物的活动周期应节合拍，才称得上是真正地懂得自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虽然古代中国的动物律令规范不足效法，但作为立法哲学的动物观，则可彻底改变当下专注于野生动物资源监管和利用的法条设计，真正以生态文明作为生物安全立法的法理基础。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要求在今后相关立法和修法上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以切断病毒传播渠道，但依然在最后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这就意味着，传统观念和习惯是决定法治成败的关键因素。认真审视古人的动物观和立法哲学，才能圆满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之重任，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