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院士的文革奇幻经历_风闻

     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0年，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生来到湖北南漳报道。这位大学生姓潘，1965年上的大学，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在学校里学的是建筑专业。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上面终于想到把这批大学生推向社会了。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组织上分配去哪里，就必须去哪里。潘大学生分配的单位，是-------------南漳钢铁厂。

主人公年轻时照片

南漳位于鄂西北，现在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的老师水镜先生司马徽就隐居在南漳，司马徽的隐居地水镜庄现在也成了当地一处名胜。据说因为当地发现了铁矿和煤矿，因此决定上马钢铁厂，年轻的潘大学生就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这里。

今日水镜庄

这个钢铁厂离县城100多里外一个名叫东巩的小镇。这小镇地处南漳、宜城、荆门三县交界处。小镇风景倒是十分优美，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窄窄的砂石公路连接着县城。说是钢铁厂，潘大学生分去时其实并没有厂，只不过是县里在建的一个炼铁厂项目。

建厂、炼铁需要技术人员，上海的潘大学生就作为技术人员分了去。先是建厂，后是炼铁。潘大学生是学建筑的，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冶炼技术员。这就好比现在一个写程序的码农，突然去干芯片设计了。这种情况，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是一种常态。应该说，潘大学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专业至少还沾点边。当时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一个硅酸盐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酱油厂去了；因为专业名称里面有个盐字，所以人事部门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人应该去搞副食品。(按照专业对口，这个人应该去水泥厂)

今天的东巩镇

在这个没有电，买支蜡烛要跑一个多小时的偏僻小镇上，潘技术员凭着一腔热情，从头钻研冶炼技术，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设计出了炼铁高炉，用多项技术改造，终于用当地白煤炼出铁来，他开创了白煤炼铁的先例，使这个山区小炼铁厂成为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成果被展出在武汉工业展览馆内。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用白煤和当地低品位的铁矿石练出铁来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潘技术员知道这个地方既无像样的煤矿又无铁矿，这家两头在外、违背科学规律的工厂是没有前途的，他想到了离开。恰在这时，曹野（中共襄阳地委副书记）接任襄樊市委书记后大规模的招引人才，他就调到了仍属襄阳专区管辖的襄樊市(2010年改名为襄阳市)。

潘技术员对这家钢铁厂前景的预料最终变为沉重的现实。这个钢铁厂后来虽然变成了襄阳地区钢铁厂，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它的扶持力度。但最终因两头在外难以为继，后来搬迁到襄樊市东郊的肖湾乡下，靠收购废钢铁回炉加工维系多年，虽然也经历了与市轧钢厂合并等重组，但最终仍没有逃脱倒闭的命运。

潘技术员那时已经结婚了，爱人在黄石市。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他计划调到黄石去。因为潘技术员在钢铁厂搞技改的名声很大，黄石的大冶铁厂也想要他，黄石市很快给他发来同意调入的函件。人生如果按照这条路径走下去，潘技术员将成为钢铁行业的一位专家。然而这一切，却被一封信彻底改变了。

这封改变了潘技术员人生命运的信，其实是他自己写的，收件人是时任襄樊市委书记的曹野。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主要是走之前和领导打个招呼。信里他肯定了襄樊的变化和发展思路，也给曹野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要抓市民素民提高。抓卫生固然重要，但只有市民素质相应提高这才是提升城市品位的根本。

曹书记读了这封信，认为这个大学生很有思想，心想我招人才还招不来呢，到手的人才怎么能让他走掉？在调阅了潘技术员的档案后他对组织部门交待：“这个大学生很不错的，你们给我做做工作，把他扣下来！”不但潘技术员自己没能走掉，连爱人也调到襄樊来了。而且还给他们俩安排了住房，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是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筒子楼，但对那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时任襄樊市委书记曹野

潘技术员被调到了市科委。当时刚刚起步的襄樊工业正在全力抓工业技改，曹野书记胆子真是大，真的是敢想敢做，对新事物，新技术十分痴迷，只要是新东西、好的东西他都想引进来，对有的新技术他甚至都没有搞懂也敢拿来试一试。他亲手抓了两个在当时很前卫的数控机床技术，一个是数控铣床，一个是数字线型切割机。数控铣床由原机仪表厂试制，数控线型切割机由机床厂试制。

数控机床，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可以算是高科技。放在近半个世纪前，在一个三四线小城市里搞这个，简直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因当时襄樊的工厂技术力量都很弱，市委就要求主管部门下去扶持督促。机械局的任务是到仪表厂搞数控铣床，科委的任务就是去扶持机床厂的数字线型切割机。科委的陈主任就带着潘技术员到机床厂去扶持数控线型切割机。到了机床厂一看，科委主任和潘技术员都傻眼了，原来机床厂是个只有三、四十来人的小厂子，全厂只有一个技术员，还是个从部队复员安排在厂里的中专生，别说试制数控线型切割机，在这之前连数控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基础怎么能抓得出来？但是这是曹书记亲自抓的项目，厂里和科委压力都很大。

当时技术攻关都像打仗一样，限时限期完成，实际上就是立军令状。科委主任看到机床厂这样的基础一筹莫展，没办法他就逼潘技术员。说：“小潘，你帮他们搞。” 潘技术员对他说我是学建筑的，但是科委主任说，“你看他们厂里只有一个中专技术员，你总还是上海的大学生，不靠你靠谁？”　　

数控的基础是计算机，而潘技术员学的建筑专业跟数控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大学生很少，在一些领导眼里，大学生是应该什么都懂的。潘技术员不好再向主任解释，再说当时对他解释再多也没有用。领导逼他，他只好咬咬牙逼自己。在电子知识等于零的情况下，就好急用先学，买了些半导体、二级管之类的书来看，摸索入门的基础原理。但潘技术员毕竟是聪明过人，就像他在南漳东巩钢铁厂时开始钻研冶炼一样又钻开了数控技术。当时只有江苏的泰州机床厂在搞数控机床，潘技术员遇到过不去的难题就到泰州机床厂去请教。最后居然奇迹般的把数控线型切割机研究试制出来了。这是当初连潘技术员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

曹书记看到了成功，抓住仪表厂这个典型推广。他先是在机床厂召开现场会，又在全市召开庆功表彰大会。接着又扩大战果，他要把襄樊的电子自动化全面推开。就让科委把电子人才培训这块抓起来。　　科委总共只有七八个人，懂点电子的也只有潘技术员一个人。而潘技术员也是在搞数控线型切割机项目中才学会的。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了潘技术员身上。科委又给潘技术员找了两个助手，一个是复旦大学学管理的，另一个是武汉调来的修收音机的老工人。加上潘技术员组成了培训辅导组，潘技术员当了组长。全市以局为系统送来了一批有电子基础的职工参加培训。　　

在那个时代，电子还是很神秘的，懂电子的人并不多，送来的学员其实多数是些会修收音机的人，懂点二极管就不简单。还有的干脆就是单位上的电工。但就是这批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后就成了搞电子的骨干，也成为襄樊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 　　

尽管基础很差，潘老师还是抱着一种神圣的态度给他们讲课，　　因为要当老师，不得不继续钻研电子和计算机技术。

他一面艰苦自学，一边把刚学到的东西传给学员们。就是用这个办法，为襄樊培训出了好几批电子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回到本系统又在本系统照本宣科的把他们学到的电子知识再教给更多的工人。襄樊电子人才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这么越滚越大。　　

潘老师也在备课教学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电子知识，由被动应付工作需要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此同时，潘老师在计算机研究领域里的进步加快了襄樊电子人才队伍的生成速度，也加快了襄樊电子技术普及的进程。在潘老师培训出大批电子速成人才之后，市委书记曹野渴望的襄樊电子化普及热潮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科委主任鄂万友的支持下，潘老师走出科委机关，创建了襄樊的第一个自动化研究所。一群大学生在潘老师的带领下，自筹资金，自立项目，热火朝天干了起来。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就成了市里的电子自动化会战的指挥部和技术咨询辅导中心。

后来市里真的成立了协调指挥全市电子自动化的会战指挥部，指挥长由市里主要领导亲自兼任，年轻的大学生潘老师就成了副指挥长。　　各局都成立了相应的电子自动化研究所，这批成立电子自动化研究所的大概有轻工局、粮食局、商业局、机械局等七、八个单位。这些研究所的人也就是潘老师培训出来的那批学员。这些电子自动化研究所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开发电子化项目。当时的工厂企业还没有产权、所有制、法人这些概念，但凡工厂，不是国家的就是集体的，这就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攻关战役。　　

一个民用电子化的热潮出现了。粮食局上了粮店售米、售油自动化项目，商业局上了自动售货机、打印机项目、轻工局上了毛巾自动提花织物机项目、机械局上了可控硅自动化系列项目、计算机外部配套设备、中医院的中药厂上了研究电子加热项目、皮革厂上了电子氧化切割机项目、织袜厂也上了电子自动织袜机项目。　　

这些单位的研究所搞电子热情很高，潘老师的研究所先是做出了毛巾厂的提花织物机项目，后来又帮助襄江商场搞出了自动售货机和打印机。再后来又开始开发仓库管理信息处理系统。

襄樊市商业自动化研究所1981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套商业电子计算机管理实验系统

时间到了1978年，当年的大学生已经是襄樊市科委副主任，响当当的处级干部了。这一次潘主任又一次作出了新的人生抉择，弃官考研。凭在襄樊搞数控切割机和自动化研究所打下的基础，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学术生涯。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先后前往美日等国做访问学者。1989年担任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1991年担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系主任。1995年，他成为浙江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校长在高校经营管理和大学体制创新方面，同样体现出了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善于创新的意识。1998年，中央将浙江大学选作高校改革试点，让浙大在全国第一个拉开高校重组合并的序幕。将以原浙大院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四所高校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

回忆当年，潘院士有这样一番话：“是的，是襄樊给我创造了新的机遇。如果不是曹野逼着我去搞数控切割机，我是不会去搞数控的，因为我也热爱建筑学，正是有了襄樊这段实战经历，才使我懂得了数控技术，打下了计算机基础。至少在专业方向上，襄樊彻底改变了我。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即英雄和环境的互动关系问题。没有曹野创造的那种人才环境，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至少在计算机领域。所以，环境对人才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潘院士近照

最后，用潘院士当年离开湖北时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生我江南秀，难忘楚树碧。小楼惆然把酒，如何话离别？